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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3年初夏,丹麦哥本哈根市区广场的一幢街景房内传来婴儿的啼哭,克尔凯郭尔出生了。他的父亲马克·彼得森·克尔凯郭尔(Mark Peterson Kierkegaard)虽出身寒门,但十分精明,经商致富,为家庭提供了优渥的物质条件;不过,他也常为贫穷时诅咒过上帝以及有过通奸行为而自认有罪,担心上帝惩罚,惶惶不可终日。母亲安妮·隆德(Anne Lund)曾是父亲的家庭女佣,后来和父亲结了婚,在之后的婚姻岁月中陆续生育了7个子女,负责给予他们无微不至的起居照料。克尔凯郭尔排行老七,他的父母老来得子(时年父亲56岁,母亲45岁),对这个体质孱弱、腿脚有些问题的儿子宠爱有加。

在克尔凯郭尔的童年时期,影响他最深刻的人是他的父亲。善良勤劳的母亲安妮虽然竭尽所能给予孩子们生活上的饱暖,却因为缺乏文化修养与教育素质,没有能力关照他们精神世界;父亲则恰恰相反,他时常邀请社会名流与谈,文化界的人士是他家的座上宾,这种氛围在无形中熏陶和拓展了克尔凯郭尔的眼界。在教育方面,克尔凯郭尔的父亲自视为一名虔敬的基督教徒,因此他也要求子女们从小就做祷告,了解和学习圣经。父亲的负罪感也传递给了儿子,以致孩子同其父一样终生都为有罪和受惩的宗教情感支配。他后来在日记中谈到:“我早年的全部生活环境笼罩在最黑暗的忧郁以及最阴沉的压抑的迷雾里,竟至于弄成我现在的样子,实在是没有什么奇怪的。”

在中学读书时,克尔凯郭尔因为行为怪诞、体弱,会受一些同学的排挤、欺负。一开始他陷入困境,但很快他发现自己观察、理解能力超群,能够快速发现对方性格上的弱点,并且口才伶俐,因而能以犀利的言辞来“回怼”施暴者,小伙伴们不经意就会被小克说到痛处、感受到巨大的精神攻击,十分难受;因而渐渐地大家更自觉地远离他,这又使得原本孤僻的小克更加孤僻了。出于家庭的宗教习惯,克尔凯郭尔日常只能穿着基督教的服饰上课,大家笑他是“唱诗班的儿童”,觉得他的样子非常滑稽。克尔凯郭尔在后来的札记中也提到自己当时的心境,他甚至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合格而完整的人”,唯独有一种卓越而狡狯的机智作自我保护的武器。

克尔凯郭尔童年时,丹麦国内正处在经济、政治和军事风雨飘摇的时期,不过在数十年间,丹麦经历了政治改革,科学技术方面也获得了长足进步,逐步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政治、文化等方面也呈现繁荣景象,丹麦迎来了它的文学黄金时代(1802-1830年)——彼时海伯格、安徒生、奥伦·施莱格尔等丹麦文学艺术家大放异彩,文坛作家们以文学为“武器”,批判平庸的社会现实与乌合之众,抨击启蒙运动所造就的那种理性化的、抽象的、世界化了的人,转而强调人的个体的感受,极富浪漫主义和个人主义色彩。这些思想在无形中也影响了克尔凯郭尔对作为个体的人的看法。

他在三个领域:存在主义、基督教新正统主义、精神分析,都被尊奉为开创性大师。

存在主义的三位大师雅斯贝斯、海德格尔和萨特,都受到克尔凯郭尔的深刻影响,他们把克尔凯郭尔当作与尼采同等级的天才对待。存在主义风格的文学大师卡夫卡,也是克尔凯郭尔的粉丝。他写过这样的语句:「克尔凯郭尔是一颗明星,但是,他所在的那个地方,我是够不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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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克尔凯郭尔把那些盲目服从舆论、听信社会上的流言蜚语、通过揭发他人隐私进行人身攻击的群体,称之为“群鹅”。

他自视天才,颂扬孤独,但内心深处又期待得到他人和时代的认可。

对他来说,多说公众是没有独立主见的,他们容易受到报刊和舆论的引导,成为一个个“暴民”。多数人总是错的,真理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少数人往往比多数人更强大,因为少数人照例是由那些真正有观点的人所组成的,而多数人的力量只是一种假象,他们是由于些没有观点的乌合之众所组成的,到少数人占上风时就把他们的观点据为己有,于是那观点便成了多数人的观点,即由于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而成了胡说八道,而真理则又一次转到另一批少数人那里去了。”-----《克尔凯郭尔日记选》

在一次论战中,当时以讽刺社会现象为主业的《海盗报》,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攻击克尔凯郭尔。不断地对其私德进行极尽讽刺之能事,甚至对其生理缺陷等方面配以漫画攻击。

让他一举成为公众的笑料,街上的顽童都奚落嘲弄于他。而这种人身攻击显然对克尔凯郭尔是相当有成效的。以至于他在日志中写道:我是受嘲笑的牺牲者。也因为这次《海盗报》事件,让他对公众的判断力产生了怀疑。

一个人让自己被群鹅活活踩死是一种缓慢的死亡方式。也正因为如此,他愿意去做那个“少数派”。短短的一生中,克尔凯郭尔总是同社会统治力量和教育体制做斗争。

02孤独和痛苦是他人格的底色

在众多哲学家之中,克尔凯郭尔非常不同。

他不像其他哲学家那样摆出智者的样子,显得睿智、清高和骄傲,而是常常深陷痛苦、绝望、软弱、焦虑和矛盾之中不能自拔。可以说,“当这个世界对我们很不友好,我们又需要朋友的时候,他是少数我们可以依靠的哲学家。”

克尔凯郭尔能成为我们亲密的朋友,是因为他把研究的核心放在了我们日常的选择当中。

在他看来,哲学并不是研究外部世界,并用世界的某种规律回过头来要求我们自己的。相反,哲学应该和我们自己的生命息息相关。

他的这种想法源于他的不幸人生。

他出生在一个笃信基督教的家庭,但他的父母、兄长,以及他的几个姐姐,都像是被诅咒过一样相继去世。他作为家中最小的孩子目睹了这一切 ,再加上自己先天的脊柱疾病,终生处在对死亡的焦虑与痛苦之中。

孤独和痛苦成为了他人格的底色。

然而面对这些痛苦与困境,来自家庭影响而来的基督教信仰却不能解救他。在克尔凯郭尔看来,丹麦的教会不再偏重哲学意味的解释,而是逐渐堕为一种伪善的表面信仰。人们只是出于习惯而去教堂中礼拜和忏悔,而不是出于对生命的敬畏和生活的焦虑。

于是,克尔凯郭尔对基督教的信仰,和他自身悲惨的境地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张力,这张力无时无刻不把他推向深渊。

家庭背负的死亡诅咒和基督教讲述的救赎,引发了他的哲学思考。他想要在哲学中找到解决方案。可是,当他在柏林接触到黑格尔的哲学时,他显然不满足,还觉得自己被这种哲学欺骗了,这使得他后来成为了黑格尔哲学的坚定抨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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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尔凯郭尔写道:“如果黑格尔在写完了他的全部逻辑学之后说……这仅仅是一种思想实验,那么他无疑是伟大的思想家。但现在,他只是个滑稽演员。”

在他看来,黑格尔的哲学从没有回答过真正严肃的问题。不论黑格尔将世界解释得多么有说服力,不论他缔造了一种怎样庞大而全面的体系,从根本上讲,都回避了一个本质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存在的目的和意义,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应对自己的焦虑。


换句话说,黑格尔从没有关注过个体存在的种种困境,而个体存在在克尔凯郭尔看来,正是哲学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

03 “我面对的是一个悖论”

结婚,你将为之后悔。不结婚,你也将为之后悔。结婚或不结婚,你还是将为之后悔。无论你结婚还是不结婚,你都将为之后悔。”

从克尔凯郭尔的爱情经历上,可以清楚地看出他是如何真实地逃避尘世的。他曾经疯狂地爱着一个美丽纯洁的女孩子,爱到神魂颠倒,爱到没有她就几乎丧失了活下去的勇气。这是一场精神和肉体的激战,最终,是精神从伊甸园的门口仓皇逃走了。因为他认为:“一次美满的婚姻是对人性、对人群、对伦理、对世俗的全方位进入。”而他拒绝进入。

把精神和肉体如此极端地对立实在是不可思议。用常人的眼光看,这是病态、是扭曲、是残酷。常人也无法做到这一点。克尔凯郭尔是非常人。

“我相信自己是要被献祭的。”

“从那一刻起,我便把我的生命奉献给了一个观念。”

“有的人以这种或那种牺牲作为代价换取作人的资格,为他人而牺牲,以便朝向观念,而且带着那特有的苦恼,我就是这么一个人。”

他只活了42年,当然,活了42年的是他的肉体,这短暂的肉体浓缩出了灿烂无比的精神,这精神是永存的。

不管怎么解释,他肯定在精神上有些错乱,或者说在心灵和肉体的组合上有一些错位。正因此,惶恐、逃避、绝望总是与他相依相随。

然而在这种错乱中,他的思维却从不错乱。他如此清醒地告诉我们:

由于女人,理想才出现在世界上,没有她,男人会是什么?许多人会因为一个姑娘而成为一个天才,一个英雄,一个诗人或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但是,如果这姑娘被他弄到手,他就成不了天才了。可曾听说过谁是由于自己的夫人而得以成为诗人?只有男人尚未占有她,她才是一个鼓舞。这是在诗歌的幻想中,在对女性的幻想中仅存的真理。

克尔凯郭尔虽然离开了他心爱的女人,但这女人却成为他从此以后最重要的创作动力和源泉。“她使我成为诗人。”“我把她和我一道带进了历史。”

要告别爱情,首先必须进入爱情,对任何事物都是如此。进入它,了解它,才能够批判它,告别它。告别爱情,成了他人生的大策略。

| 克尔凯郭尔曾苦苦追求奥尔森三年,在解除婚约之后,他终生未娶。

在《非此即彼》(Either/Or 1843)中,克尔凯郭尔说「结婚会后悔,不结婚也会后悔」。

这不仅仅体现在结婚这件事上,而且也体现在人生的所有经历当中。在克尔凯郭尔看来,人生是如此痛苦,以至在世界上的每一分钟都是难熬的,人们用各种方式来试图让自己获得满足,但是却不得不面对「非此即彼」的问题。

当你选择结婚,你就势必要放弃自由自在的爱情带来的幸福,而当你选择爱情,你又无法抑制地想要结婚,并且止不住去憧憬。

同样,人的每一个选择都是如此,就连选择自杀,都会陷入到两难境地。

这本身就是个悖论,但我们每天都要面对这样的悖论。

04“我能够死去,但我不能变得疲乏”

在克尔凯郭尔的后期著作中,他多次尝试解决理性和信仰的矛盾关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解决焦虑和绝望。

在《人生道路诸阶段》(Stages on Life’s Way 1845)中,他试图描述三种人生阶段。

第一种阶段被他认为是一种有“本我”意味的阶段,即审美阶段(美学阶段),也称作感性阶段。

在这个阶段中,人们依据自己的偏好来选择。这些偏好其实不是自主自觉地形成的,而是环境、性格、家庭等等影响的施加之下形成的,这种人格的形成,帮助人们在生活中做决定。比如,当一个人看到草莓时,他可以选择吃或者不吃,这些只取决于他喜不喜欢草莓,不需要想更多。

如果说拜伦笔下的唐璜是第一阶段的代表,那么苏格拉底就会代表着第二阶段。

苏格拉底正处于一种论理阶段,在这个阶段里,人们选择理性地对待事物。但是,当人们使用理性来选择时,他们也就必然面对着如何选都会后悔的境地。

于是苏格拉底始终带着一种追问在寻找解决之路,只不过,克尔凯郭尔断言,在理性的指导下,人们也不可能得到解救。

这样,第三个阶段也就尤为重要,它代表着信仰的阶段,只有在这个阶段,人才可能脱离痛苦,因为他不再需要选择,只需要相信。

和过去基督教不同的是,克尔凯郭尔相信要通过理性才能真正接近信仰,这也是他痛斥丹麦教会的原因。他认为,绝大多数的基督徒,都只不过停留在感性的阶段,他们是生活的旁观者。他们去信仰基督教,也是因为周遭的环境致使他们随大流。

克尔凯郭尔相信,人们必须开始直面自己的生活,直面自己遇到的问题,意识到每个人都是站在悬崖边上做决定的人。

对于人类来说,要么站在悬崖边感受恐惧、焦虑、战栗、绝望和忧惧,要么奋起一跃,相信能够跃向彼岸。他把这种从理性到信仰的纵身一跃称之为「信仰的飞跃」(leap of faith)。

这种信仰上的飞跃不同于奥古斯丁或班扬的信仰历程。在过去的基督教信徒中,信仰基于对罪的忏悔,是认识到自己的不完满之后所寻求的彼岸。

但是克尔凯郭尔却追求一种基于个人主义的信仰飞跃。

他与过去的这种不同,在于他先是成为一个主观的人。他有着自己自由的意志,会痛苦、焦虑、怀疑,会依据自己的判断而生活,会是一个感性的、激情的存在者,首先是一种「审美」性的。

然后,他又需要承担他借由审美属性所作所为造成的后果,他需要肩负起对自己个体生活的责任,而不是像过去的基督徒那样把这责任交由给上帝。

在这之后,他已然是一个个体,并且是一个具有理性的个体。在克尔凯郭尔看来,只有这样的个体才需要完成「信仰的飞跃」。

也许,克尔凯郭尔的解决方案并不是人人能理解,更不是人人能做到的。但他却用优美的文字,以及苏格拉底的“助产士”的对话方法,写出了耐人寻味的名著。

在他痛苦地死于脊柱疾病前的短短42年的生命中,他写下了丰富的著作以及数万段的日记。

| 克尔凯郭尔用仅仅42年的生命书写了宗教、理性、真理的精辟论断,被称为存在主义的创始人。图片来源:Find a Grave

他始终把自己当作是一个孤独的、追求信仰的、理性的人,用常人难以理解的精神写出了宗教和哲学的精辟论断。


这些著作有时被人们看作是他给自己写的自传,字里行间透露着真诚,这种真诚既是对于上帝的,也是对于他自己的,同时,也是对于每一个和他一样在生活、在思考、在焦虑、在寻求出路的孤独的人。

读他的书,不像是在读一个权威人物的训教,而更像是看一个无助的个体如何挣扎求索,寻求答案。

虽然克尔凯郭尔常常显露出无助的一面,可是任何一个读者都能看出他在焦虑之下所付出的艰辛,以及用个体之力面对整个世界的勇气。

也许,在阅读和走近他之后,我们就总会想起他在《人生道路诸阶段》中给自己写下的这句判词:

“精神使人活着,就像一个老国王曾经说过:一个国王可以死,但他不能生病。那么,我的安慰则是:我能够死去,但我不能变得疲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