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于《中国青年》杂志2024年第5期李季：从故宫文化谈守正与创新
文-本刊记者 王镭铮
中华文化是什么？它或许是神秘的图腾，是引人入胜的传说，是叹为观止的建筑……或许更是汹涌的历史，如万河入海，奔腾汇聚，相融共生。文明的波涛由此翻卷，不同时期、族群、地域的文化在融合间得以传承，在传承中继以创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是中华五千多年文明的承载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汇聚地、多元文化交流融合的见证者。如何更好地赓续中华文脉？如何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如何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新的文化使命”？故宫博物院原常务副院长、故宫考古研究所原所长李季先生向《中国青年》记者讲述了在故宫工作的经历，并就以上问题分享自己的观点。以下整理自李季先生的自述——中华文明的特性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举个例子，今年是甲辰龙年，中国人对“龙”这个图腾有着特殊的情感。我国考古工作者在不同时代、不同地点、不同介质上，寻找到利用不同材料、不同工艺制作的龙形象。从辽河、黄河到长江流域，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朝代时空，对龙形象的认可与尊崇却出奇地一致。作为承载着最多向往与想象的神圣图腾，却也是鲜活的、大众的。它既可以是九五至尊皇家身份的象征，亦可以承载民间舞龙、划龙舟等对美好生活的祈愿。仿若新石器时代的萤火，一路燃烧汇聚，凝结成整个族群的向往。
中华文明与其他古老文明相比较，其中最大的特点，便是连续性。曾有一位外国学者充满羡慕地说过：“你们中国人真的太幸福了！大多数人只要稍加训练，便可基本读懂大部分的古籍，这一点在别的文明中是完全做不到的。”从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一直到楷体，哪怕经历数千年的演变，我们的文字仍然保留着发端完善于象形文字的特征，这使得我们的文明延续传承下来有了最坚实的根基和脉络。再说中华文明的包容性。景泰蓝是个很好的例子，作为中国的著名特种金属工艺代表，在明清两代它一直是宫廷御用珍品，今天仍然是重要的外交国礼选择。可是很多人都没有想到它的源头竟然也是舶来品。有关专家根据史料分析，“铜胎掐丝珐琅”大约于13世纪末，由阿拉伯国家传入中国。传入之初，被称作“大食窑器”“鬼国窑器”和“佛郎嵌”。但在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艺术土壤上，很快就融会了中华民族的传统风格，在技巧创新上结合中国审美，成为中国工艺美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这种在铜质的胎型上，用柔软的扁铜丝，掐成各种花纹并焊上，然后把珐琅质的色釉填充在花纹内烧制而成的器物，因其在明朝景泰年间盛行，制作技艺比较成熟，使用的珐琅釉多以蓝色为主，故而得名“景泰蓝”。经清朝康雍乾历代精心研发改进，现代更有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继承弘扬，俨然成为中华“国器”，不仅是国人收藏与欣赏的至宝，也得到海外朋友由衷的喜爱和赞叹。
北京故宫博物院皇极殿内的景泰蓝大象再举一个青花瓷的例子。同景泰蓝一样，青花瓷今天也是中华文化的名片之一，不仅作为国礼，青花图案的元素也是举世追慕的中国风。在年轻一代，曾经广为传唱流行歌曲《青花瓷》。但是青花的原料仍然是舶来品，这种白色瓷胎上美丽迷人的青蓝色，源于一种进口染色剂叫作“苏麻离青”，主要成分是氧化钴，原产自波斯。考古发现最早的青花瓷碎片是唐代的，到元代，青花已经独树一帜、蔚然大观。明清时期不仅用国产青花颜料渐渐替代“苏麻离青”，而且走向青花瓷质量与产量的巅峰。在故宫博物院的馆藏文物中，官窑青花瓷相当多，故宫考古团队更是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印度、阿联酋、肯尼亚的港口遗址发现大量的景德镇青花瓷产品残片。
北京故宫博物院陶瓷馆展品元代青花釉里红镂雕怪石花卉图盖罐故宫见证的不是单一文化形态的孤芳自赏，而是世界各国文明互鉴、文化的交流融合。这两个例子便很好地证明了中华文化的包容性与和平性。何为“守正”？我于1978年前往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就读，1982年起，曾先后在国家文物局、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任职，至2003年来到故宫博物院。所以，我常常从考古、博物馆和社会层面不同的维度来考虑问题。从前，人们一直认为中华文明是相对独立、近乎封闭发展的文明，但近年的考古发现证明，我们和世界文明的联系远比想象中要多得多。粟米乃至水稻的起源地指向中国，但小麦、羊、马等却有证据表明是由西面传入。在华夏文明的核心地带，例如安阳殷墟，都能找到远方传播来的文化因素。最近三星堆遗址祭祀坑的考古新发现引起广泛关注。位于四川省广汉市西北的三星堆遗址，距今已有3000至5000年历史，是迄今在西南地区发现的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城、古国、古蜀文化遗址，昭示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同属中华文明的母体，例如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多件青铜尊，与同时期长江流域的青铜尊几乎一模一样。由于三星堆出土的文物中，有高2.62米的青铜大立人、有宽1.38米的青铜面具，更有高达3.95米的青铜神树等，均属前所未有、堪称独一无二的旷世神品。而以金杖为代表的金器，满饰图案的玉璋，数量巨大的海贝、象牙等，则显示出与周边古代文化有通畅的交流。几千年前，三星堆地处欧亚古文明通道的枢纽要冲之一，众多有待破解的谜题，或许正是多种文明汇聚的结果。历史向我们证明，自从有了文明，这世界便从没有停止过交流。厚而载物，大象无形。“日月更替，星辰流转，故宫用稳重承载住庄严，用坚韧吸纳着气脉。”作为中国古代宫殿建筑的集大成者、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创造，故宫中亦蕴含着“中庸”之道与家国天下的胸怀。近年来最新考古发掘证明，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城址的营建就逐渐形成了一定的规制，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雏形。《周礼·考工记》就是之后不断总结上升到理论的产物。一直发展到紫禁城的营建规划——中国古代文明的集大成者，处处彰显自古沿袭的都城营建原则。在《考工记》规定的规划结构中，最核心的要点是以“宫”为城市的中心，因此北京城的规划皆围绕“宫”即紫禁城展开。经明清两代建设，北京城以紫禁城为中心，宫城、内城、外城三道城墙环环相套，方正严整，紫禁城在城墙的烘托下显示出“国之中”的恢宏气势。紫禁城不仅继承了传统的三重城制度，还彰显了“左祖右社”“前朝后寝”“五门三朝”等古制布局，体现出儒家的理想追求，成为我国古代宫城发展史上现存的最高典范。
紫禁城建筑的设计理念，映射着中国古人所追求的“中和”思想。紫禁城建筑南北取直，左右对称，笔直的中轴线贯通子午，前三殿与后三宫在中轴线上均匀排布。前三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名字里都有一个“和”字，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涵是天人和谐、社会和谐、身心和谐。无论是以“保合太和”“致中和”为主题设立的外朝前三殿，还是崇尚乾坤交泰、万物并育的内廷后三宫，“守中致和”的中和之道都是其中蕴含的最高追求。此外，从“允执厥中”“中正仁和”匾额，到重要典礼仪式上演奏的中和韶乐，从形到名，紫禁城都以中华民族特有的方式和特殊的语言，承载和弘扬着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形成并在后世不断得以传承的中和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正，守的是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守的是‘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中华文明要守正创新，民族文化的精髓理应是脉络明晰的。如何“创新”？明晰了守何“正”，那么下一步要探讨的，便是怎么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创的是新思路、新话语、新机制、新形式，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新时代的文化工作者必须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在故宫接待外宾时，他们经常在赞叹中华文化的多姿多彩后，问出一个共同的问题：“这个东西现在还做得出来吗？”漆器、玉器、瓷器、掐丝珐琅，这些非遗技法都需要传承，并且随着科技的发展，对现在的传承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在的年轻人可更多地借助于科技手段参与文物保护，比如分析某个文物表面涂饰的成分、建模了解器物结构、3D打印受损部位的模型用以试错等，借助科技手段，探索文物保护新路径。同时，故宫博物院正以每年7万至8万件文物的数字采集速度对馆藏文物进行数字化，截至目前，已经完成了90多万件文物的基础影像拍摄工作。随着时代进步、科技日新月异，人们喜爱的产品类型随着科技拓宽了边界，有了更多的表达形式。在2015年故宫博物院“石渠宝笈”特展中，众多观众涌进故宫想一睹《清明上河图》的真容，曾延伸出“故宫跑”这样的文化现象。当时故宫采取了不少分流措施，甚至单独为《清明上河图》开辟了排队通道和参观空间，但即使这样，还是有观众为了看到它，排队苦苦等候到了凌晨四点，故宫更是破例将闭馆时间延长到了凌晨。
故宫《清明上河图3.0》高科技互动艺术展演如何从重要藏品中提取合适的元素，寻找合适的语境，让文物活起来，一直是博物馆文创研发领域的重要研究方向。想要适应时代变化，博物馆便要积极“拥抱”数字化、信息化的时代浪潮，努力探索“文化+科技”的新模式。博物馆收藏的书画名作，承载了艺术、思想、文化等众多时代信息，在弘扬文化、提高审美等方面有着重要作用。随着数字媒体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对这些书画名作的展示也不再完全局限于真迹本身，而是在数字技术辅助下，拓展了其展示的形式、空间、手段。比如运用动态影像、虚实结合等手段，通过对书画名作内容的研究提取，打造出沉浸式空间，最大限度地优化观众的感官体验。除了展览，文创产品的推陈出新也使故宫屡屡“破圈”。如何缩短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之间的距离？故宫团队想了无数种方式，从说教式的灌输转变为感染式的对话，是故宫博物院迈出的审慎而又坚定的一步。为了开发一个文创产品，研发人员需邀请文物专家进行专项指导，深入梳理和解读文物藏品内涵，选取出特色最为鲜明，兼具文化价值、艺术价值与情感价值的文物元素，为文化创意研发寻找正确方向。研发部门将所选取的文物藏品元素详细介绍给设计团队，包括文物藏品的历史渊源、文化寓意、昔日的使用者及背后的故事等，使设计团队充分领会文物藏品所蕴含的底蕴，了解研发对象与传统文化的紧密关联，让文物藏品的气质与文化创意产品的气质有效结合。如此，这件文创产品便有了故宫文化独有的性格。除了科技的加持，如何更好地表达，让年轻人喜欢听、听得懂？我认为如何“说”很重要。我常开玩笑说，老专家们聚在一起讨论某一件器物，常常会不自觉地陷入分析它的朝代、材质、器型等问题中，但年轻人往往有不同视角。他们时常直接问道：“这是干什么用的？我们现在还能用到它吗？”这些问题时常令我意外，但旋即亦觉甚是有趣。
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千里江山图》亮相故宫所以转变向年轻人表达的方式便变得尤为重要。于是，我们不再是由“一个概念”到“另一个概念”，而是被诙谐的、趣味的、充满互动性的表达所取代，由此，收获了一些年轻人的喜爱，也吸引了一些真正热爱传统文化的年轻人自发加入进来。我关注了很多做故宫科普的公众号，并时常被他们打动，为他们欣喜。故宫的文物专家们交流时都表示，我们现在的压力挺大，讲解时如履薄冰，一句话都不可说错，亦不可含糊。因为我们的观众不是来看热闹的，是真的懂门道，容不得一点马虎。除了增加趣味，我们还力争通俗地表达。再严肃久远的历史、再深奥玄妙的器物，我坚信都是有可能用最简单的话语讲述清楚的。假如只能艰涩高深，那一定是因为自己还了解得不够透彻。知敬畏，笃求实现在有一种声音说，文物的身上承载有历史的厚重感，不该被拿来“玩笑”。对于不能随便拿文物开玩笑，我本人非常认同。但是在敬畏之心的前提下，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通俗易懂甚至轻松活泼的表达是至关重要的。可以说，故宫科普的每一个“玩笑”背后，都是审慎的、负责的、耗费极大心力后作出的选择。它看似是诙谐有趣的，但它传达的文化内容，却是极为严肃认真的。我们同行时常说，做考古也好，做博物馆也好，最不可缺的是一颗“敬畏之心”。首要的一点，该严肃认真对待的，绝不亵渎。其次，无论以何种形式表达，绝不可背离基本的历史事实，绝不能出现硬伤。怀着对历史、对古人、对文明传承的敬畏，审慎地抉择，“玩笑”也好，严肃也罢，不过是在深思熟虑后选择的表达方式而已。有心的青年应该已经观察到了，故宫新媒体发表的文章现在大多亦是开放的。甚至在办某一个展览时，假若某一件器物，以现有的技术手段和线索不能确定其所处年代和用途，那我们也会组织一个庞大的专家团队，将主流的、相对更符合历史逻辑的几种说法筛选罗列出来，让观众参与进互动中，找到最符合自己认知的答案。以前出去作讲座时，总是有青年学者提问考古专业的某个命题，近年的讲座，年轻人却时常提问：“李老师，故宫闹鬼吗？”我便总会与他们分享一些故宫人的日常：“首先声明，我本人并没有在故宫遇见过鬼。故宫历史600年，但其实500年都未曾对外开放，如此宫殿，也不过只住过姓朱和姓爱新觉罗两家人，且故宫博物院也是轮流开放区域的。所以许多不开放区域的杂物间、宫墙根住了些小动物是常事。我们的工作人员每逢进入一间不常有人的房间时，便会喊两声，拍拍手、敲敲门，以免惊了生灵，也别惊吓到自己，也是人与小动物们和谐相处嘛。”如此趣事，自是引得一片笑声。我时常说，我们要尊重青年。江山代有才人出，所处时代不同，造就了他们看待事物有自己独特的视角。同时我们也要正视自己的局限性，既要时刻自省，亦要接纳这个行业本身的改变。时代虽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教学相长，对传统文化精益求精这件事，于文化工作者本身也是增益极大的。最后我想说的是，科技的进步固然可喜，但我认为，它与传统展览的关系是相互补充，而绝不是相互替代的。宋代画卷时常因极为娇嫩的绢本的缘故必须照明昏暗，但我至今仍记得第一次站在《清明上河图》《千里江山图》前的那种震撼。哪怕科技的力量可以将一丝一缕的细节都放大至屏幕中，可一旦站在历尽沧桑的古代名作真迹前，那种远隔千年的气场互动与心智交流，那种对审美的高度认同与叹服，是任何科技手段都无法替代的。对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的底蕴，我们今天挖掘得还非常不够。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应该也能够挖掘出更多的价值来，开拓出更为广阔的弘扬与利用的场景。守正，是在坚守中前进。而创新，是要在“正”的平台上更高、更新地坚守。
李季，北京故宫文物保护基金会名誉理事长、专家委员会主任，故宫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博士后工作站合作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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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王涵入（实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