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后期儒家思想依然是统治者的正统思想，儒生在这一时期得到重用。然西汉末年统治者软弱无能、外戚专权以及天灾不断，人民生活痛苦不堪。王莽逢时而现，以谦谦君子、治世贤臣的儒家形象出现，获得各阶层的称赞，最终代汉建新。
西汉时期的儒家文化
“大儒之效”来源于《荀子?儒效》中“因天下之和，遂文武之业，明枝主之义，抑亦变化矣，天下厌然犹一也。非圣人莫之能为，夫是之谓大儒之效”。因而要分析王莽称帝中儒家的作用，就不得不提到西汉时期儒家的发展状况。
儒家文化发展到西汉时期，无论其文化构成本身或是其社会地位均与先秦时期所不同。郭沫若就曾指出：“所有先秦以前的诸子百家，差不多都混合到秦以后的所谓儒家里面去了。”特别是董仲舒将阴阳五行和儒家伦理原则相结合，使儒家政治思想从此罩上了一层神圣的光环，成为既能上悦君主，又可下慑万民的强大精神力量。同时汉武帝“独尊儒术”，使儒学居于官方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大致看来，西汉儒家的发展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首先，西汉初期的好黄老绌儒家。秦采取“确立‘以法为教’，实可称之为‘独尊法术’，但‘严而少恩’的法家思想”让秦朝迅速灭亡。汉承秦制，但在思想文化方面，鉴于秦朝迅速灭亡的教训，统治集团采用黄老思想作为统治的指导思想，儒家思想并不受当时统治阶层的欢迎。汉高帝刘邦“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后来的继承者仍推行这一政策，如“孝文好道家之学，以为繁礼饰貌，无益于治”。黄老思想由于适应了社会和人民安定的需要，因而盛行一时，于是就形成了汉初好黄老之学而绌儒学的现象。当然儒学在这一时期也有一定的发展。
其次，西汉中期的独尊儒术及儒学的迅速发展。史学家顾颉刚先生曾言：“虽然我国历史上的孔子只有一人，但各个时代儒家所描绘的孔子却因时而不同。”这一时期由于汉初的几代皇帝采取休养生息，安定于民的黄老政策，到汉武帝时期，国强民富，西汉国力达到鼎盛。董仲舒将阴阳五行和儒家伦理原则相结合，写了“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创建了适应封建大一统和有利于皇权集中的“天命神学”，因而新儒家思想有了一层神圣的面纱，同时使汉朝的地位神圣合法化。董仲舒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这就将统治阶级永久化，君权神化，将汉朝的合法性依托在天命上，使得平民刘邦创建的汉王朝神圣合法化。于是乎“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从此儒学在西汉开始迅速发展。如“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乡风矣”。
刘彘
汉武帝虽然尊儒，但是他对儒生终于经典的迂腐不以为然，其统治思想仍然是霸王道杂之。儒学尽管并没有被运用到国家事务的运作中，但是汉武帝已向儒士们入仕敞开了大门，而儒士们在吸收原有的文化基础之上，不断修缮和创新，儒家文化正不断地全面深入细致影响统治阶层和社会各层。
最后，西汉后期的儒、经、政治的一体化。西汉末年统治者软弱无能、外戚专权以及天灾不断，人民生活痛苦不堪，儒学却呈现繁荣之势。经过汉武帝的独尊儒术，西汉后期的社会已呈现儒学化，儒学上既可以影响到最高统治者，下又可对黎民百姓产生作用。“在皇帝的直接倡导下，西汉后期学术繁荣，经术之士日见蕃盛。”如元帝“壮大，柔仁好儒”，即位后就摒弃了霸王杂之的汉家制度，正式采用儒家思想治理国家，他的继承者成帝紧随他的步伐。但正如钱穆先生说的：“汉自元、成以下，乃纯用儒术，与武、宣之政不同。不达时宜，是古非今，其风至于莽、歆而极，正其篡汉自败之本也”。
同时由于西汉儒士的不懈努力，不仅发展了儒家的思想体系，“扩大了儒学的影响，而且也促进了儒学与现实政治，特别是与官方权力的结合”。大量的儒士进入国家权力阶层，有的官居丞相。“征用儒生，委之以政，贡、薛、韦、匡迭为丞相。”自西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经学开始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经院哲学的时代到来，并开始深入到社会的各个方面。而儒生集团大量向吏员集团流动，担任地方长官的经学之士也开始增多。如贡禹“以明经法行著文……为河南令”。因元帝、成帝之时好儒，并且专权的外戚王氏好儒，文学之士大量被任用，经学之士入仕之途开始十分通畅，因而儒、经、政治一体化趋势是非常明显的。
恰逢其时的王莽称帝
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今文经学，是西汉自武帝以后的统治思想”，而在西汉后期儒、经、政治一体化，国家已是儒化管理模式，这一时期儒生大量入仕，并进入到国家管理的权力核心。“西汉面临严重的社会危机之时，王莽以救世主的身份强势出现了。”他奉行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逐步走进统治阶层，并逐步掌握大权，最终在各阶层的支持下称帝。
1、自身的儒家修养
本来王莽凭借姑母王政君的关系，应该和王家众叔父一样随之“鸡犬升天”官居要职，显赫一时，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但是却因早年丧父，备受冷落。因而早年的王莽是孤苦贫穷的，正因为如此，王莽远离了王氏诸子弟的骄奢淫逸、僭越礼制的荒诞生活，并且恭身节俭，以一个标准儒者的要求修养自身。他“受礼经，师事沛郡陈参，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对待自己的亲人“事母及寡嫂，养孤兄子，行甚敕备”。另外，王莽对自己儿女的教育严格按照儒家的标准进行，如儿子王获，因杀死奴婢，结果王莽“莽切责获，令自杀”。在对待王氏诸叔父时，他又表现得彬彬有礼，进退有节，甚是孝顺。王凤病时，“莽侍疾，亲尝药，乱首垢面，不解衣带连月”。因此王凤临死之时，把王莽推荐给了太后及汉成帝，王莽得以进入仕途，“拜为黄门郎，迁射生校尉”。
王莽
即使登上政治舞台后，他仍洁身自好，更加勤俭节约。永始元年（前16年），王莽被封为新都侯，封侯后他的行为“散舆马衣裘，振施宾客，家无所余，收瞻名士，交结将相、卿、大夫甚众”。王莽在继任大司马后，“欲令名誉过前人，遂克己不倦，聘诸贤良以为掾史，赏赐邑钱悉以享士，愈为俭约”。从以上可以看出，王莽是一个儒家文化理想中的君子形象，正如《礼记?大学》所说“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 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正是这一君子形象为王莽代汉提供了自身素质。
2、王莽称帝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
“在西汉末期，政治腐败、世风衰颓，人们对过去传说的圣制充满了留恋与怀念”，下层人民对日益衰败的刘家王朝渐渐失望，再加上当时的天灾不断，因此，当王莽树立起儒家大旗，使人们想到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圣制时代。王莽又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下层群众的政策，如“下惠士民鳏寡，恩泽之政无所不施”。甚至又上书“愿出钱百万，献田三十顷，付诸大司农，助给灾黎”，又将其得到的赏赐封地“以其千万分予九族贫者”。西汉末年，在统治阶级骄奢淫逸、奢侈无度的环境下，王莽自身的儒家修养和利民政策就很容易得到下层民众的支持，希望在他的儒治下能生活安定。王莽当时的声望无人能及，吏民支持者甚众。如“以莽不受新野田而上书者前后多达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这就为王莽代汉称帝提供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钱穆先生在《民族与文化》中曾言：“中国社会可称为‘四民社会’，即士、农、工、商。但其中以士为四民之首，中国历史上，社会变动，主要就变动在士这一流。”在王莽获得下层人民支持的同时，也获得了公卿士大夫的支持，即获得了称帝的社会基础。王莽在统治阶层铺张浪费、奢靡无度、骄横无礼的环境中，却保持了儒家清贫有节、谦虚谨慎、恭敬友善的谦谦君子形象，受到了当时众多儒士大臣公卿的追捧。连皇帝也同样如此，如“及长乐少府戴崇、侍中金涉、胡骑校尉箕闳、上谷都尉阳并、中郎陈汤，皆当世名士，咸为莽言，上由是贤莽”。
儒生们总是想利用自己的知识拯救社会，创建儒家所宣传的大同社会，想在西汉末年的乱世之中实现他们“兼济天下”的政治理想。于是王莽就成为他们的代表，而王莽本身也想建立儒家所宣传的天下，因而拉拢大量的儒生，为了他代汉服务。如张竦上书称颂王莽功德，刘歆为其制礼作乐，张纯等九百零二人竟然为王莽议加九锡，崔发编造符命，扬雄写了《剧秦美新》等。以至于王莽登基后刘氏宗室中只有徐乡侯刘快率数千人起兵反莽，其兄长刘殷关闭城门，结果可想而知，刘快战死。下之士和公卿大夫为王莽建立新朝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3、儒家的符命说为王莽称帝提供了理论和舆论基础
自董仲舒将儒家神话后，儒生们也开始相信天人感应和五德终始说，加上西汉末年天灾不断，儒生们普遍认为“天之所与，必先赐以符瑞；天之所违，必先降以灾变：此神明之征应，自然之占验也”。儒生们在无力改变西汉末年的困局时，没有反思自身的不足，反而归咎于汉德已失，并且这时候“家天下”的思想已经变淡，因为根据五德终始学说可知，新德必然会取代旧德，对刘家天下不再留恋，其中就包括刘氏宗族，他们也对自己失去信心。各阶层都期待新德的出现，这为王莽提供了称帝契机。
哀帝时，禅让说开始高涨，夏贺良等人认为“汉家历运中衰，当再受命，宜改元易号”。汉哀帝亦下诏把建平二年（前5年）改为太初元年，帝号改为“陈圣刘太平皇帝”。汉哀帝后来竟想把帝位禅让给董贤，后来，夏贺良因再受命被杀，而董贤亦不可能称帝，但可见当时刘家天下已出现危机，禅让说已深入人心。“当王莽高举起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面乌托邦的大旗振臂一呼时，才能应者云集，疯狂地跟着他向永远无法实现的理想之国冲去。”王莽在称帝的过程中，“为了获得社会舆论的认可，减少政治让渡时的阻力，大加推崇谶纬神学”。
王莽
王莽认为代汉时机成熟之时，有梓潼人哀章献上所谓“天帝行玺金匮图”、“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王莽就托词说不敢违天命，遂代汉称帝，改国号为“新”。董仲舒的五德终始学说最初虽是为刘家统治提供理论依据，使刘汉统治“传之无穷，而施之无极”，“永惟万世之统”，然五行是循环不断，相生相克的，因此也为王莽代汉埋下伏笔。王莽宣扬“汉家尧后，同为火德”和“王家舜后，同为土德”说只是为了引出“火德销尽，土德当代”这一结论，为王莽代汉提供依据。
儒家思想改革的失意带动王莽政治的失败
西汉末年，王莽在各种势力支持下建立了新朝，然在其成功的背后，也蕴含着失败的伏笔。首先，西汉后期，儒生在汉元帝之时得到重用，甚至官至丞相，儒家治国的理念是依据儒家经典经书治国，注重教化，即“治天下者，审所上而已……道德之行，由内及外，自近者始，然后民知所法，迁善日进而不自知”。依据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原理可把天灾不断归于皇帝的道德水平，因而每当发生天灾之时，皇帝就会下诏责己。竟逼得元帝无可奈何地承认现实政治“亦极乱耳。 尚何道! ”儒家实行赈济贫民、减租税、损膳食、举贤良等一系列的措施应对天灾人祸，但并没有解决当时的最大问题——土地和奴婢问题。因而这时期的儒生们治国措施是失败的，王莽以治世能臣和谦谦君子的儒家形象出现，被儒生寄予厚望。
但正因为如此，由于王莽是儒生的代表，其实可以推断王莽执政后肯定也会利用儒家理念进行改革，以求解决当时的困境，但实践已经证明儒家的治国理念并不能挽救西汉末年的危机。后来也的确如此，其实王莽改制的实质就是希望以儒学的政治理想来解决西汉末年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但是一味地以儒家经典进行改革，不能实际解决现实问题。
王莽
其次，王莽在代汉的过程中，认识到了符命的重大作用，利用符命使得其地位合法以及得到下层民众的认同。新朝刚一建立，王莽就“遣五威将军王奇等十二人班符命四十二篇于天下”。但符命并不能解决当时社会的实际问题，社会问题得不到解决，各阶层就会对其失望乃至反对。而五德终始说中的五行是循环不断的，这样为以后反莽的行动提供了理论和舆论基础。刘秀正是利用“赤伏符”完满地解决了登基时的天命正当性问题，建立了东汉王朝，使得刘家天下得以延续。
最后，机械地盲信儒家经典加速新朝灭亡。王莽太过于迷信儒家经典，一味地追求儒家的礼制教化，完全沉迷于儒家制礼作乐的王道梦想当中。以至于王莽掌握大权之后，在面对困境之时，不能切合实际地采取措施，显得惊慌失措。如王莽在居摄时面对翟义起兵，“惶惧不能食，昼夜抱孺子告祷郊庙，放大诰作策，遣谏大夫桓谭等班于天下，谕以摄位当反政孺子之意”。这时候王莽已得到各阶层的支持，已经大权在握，在面对反抗之士时，竟然如此表现，竟然作策表明自己要归政于孺子，然后才动用军队镇压，可见其多么迷信儒家的礼制经典。由此可推断，王莽代汉后在面对反对其统治的事件时会是怎样的表现。以至于后来失败之时，王莽竟然率群臣在南郊仰天曰: “皇天既命授臣莽，何不殄灭众贼？”
当然，王莽失败的原因主要是其不切实际的改革令社会动荡不堪，王莽代汉成功之前其实已埋下失败的伏笔，即王莽之前的儒生应对西汉末年困境时采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失败后，已证明以儒家经典思想进行的改革是不能解决西汉末年困境的。然而王莽身为一个儒士，在这个时代下王莽应对汉末困境采取的措施肯定也逃不了儒家的改革模式，结局必然是失败的。事实亦是如此，称帝后他以儒家经典《周礼》为依据进行各项改革，结果反而加速了自己的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