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1日是王小波的忌日。
每年这个时候，就有许多人来到王小波的墓地，摆一些烟、鲜花和白酒。
更多的，是给王小波写一封信，一封不为人知的信。
在疫情期间，据说当时还流行着一种在口罩上给王小波写信的传统，只是当时我不知道，不过就算我知道了，我恐怕也不会在口罩上写，我会直接在媒体上，以文章的形式写出来。
从某种意义上，每一篇我没有言不由衷的文章，都是我写给王小波的信，是我写给独立思想，自由精神的信。
喜欢王小波的人，都十分向往一种精神性的生活，这种生活方式，是对于某种爹味文化的反叛，它不是大冰式和三毛式的，很大程度上，它意味着某种牺牲，某种抗争，所以需要勇气。
王小波独自死在深夜，死因是心脏病。
据说现场是这样，王小波倒下，头先撞在墙上，撞掉了墙灰，因为疼痛，他用嘴巴啃着墙皮，所以墙上还有牙齿啃过留下的痕迹以及血迹。人们推测，他独自一人在室内挣扎了几个小时。
但是周围的邻居，却没有一个人把他送去医院。
王小波的精神留下了。80年代是他的创作期，在美国匹兹堡大学的东亚研究中心做研究生期间，还得到过许倬云先生的指点。王小波在90年代和21世纪初，名气才越来越大，更具体一点，很多人是在王小波逝世之后，才读到他的文字的。
尤其是在经济的快速增长期，在充斥着成功焦虑和金钱焦虑的社会生态下，王小波的文字抚慰了很多人难熬的夜晚。
王小波的意义在于，他肯定了孤独的意义，建立起了一种，我们去关注个体，关注肉身，用亲身感受来解构历史叙事和宏大叙事的传统，他是智性的，是不合群，一定程度上，他也是反传统，反道德的。
他看到了那只特立独行的猪。
说来，我也没有料到，回首一看，我偏偏成为了王小波笔下的那只特立独行的猪。过去我一度以为，不合群是种性格缺陷，而王小波治好了我的合群焦虑。
我可能更擅长去处理一些更遥远更公共的社交关系，比如普及一些常识。可当我试图去普及一些最基本的关于核的常识时，却受到来自鹅粉的谩骂，就连我的文章也被删除了。
可我依然坚持，能量没有正负，辐射不分东西。
我不禁去想，如果王小波还活着，他会如何处理我们这个时代呢？
或者，我们这个时代，还能容得下第二个王小波吗？
王小波说，“我认为低智、偏执、思想贫乏是最大的邪恶。按这个标准，别人说我最善良，就是我最邪恶时；别人说我最邪恶，就是我最善良时。”
当我面对鹅粉和夹头粉的谩骂时，我也可以说，“这是我最善良时。”
王小波说，“我以为，知识分子的道德准则应以诚信为根本。假如知识分子也骗人，让大家去信谁？”
这话可原封不动送给张维为、金灿荣。
王小波逝世已经27年了。我怀念那个搞破鞋搞出真爱，用搞破鞋来反抗时代的人。
他的墓前没断过鲜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