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究是见外了
在出任S县平台公司高管一年后，今年的某一天，郭北被县委组织部叫去谈话。领导友善地寒暄了两句，然后告诉他：
你被免职了。
没给出任何理由。
郭北后来才知道，全县和他一起被免职的科级干部还有一些，涵盖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和国企。
在2020到2022年的上一轮国企改革三年行动里，县级国企改革普遍是在最后一年才启动的。郭北经过竞聘后，与另外几位职业经理人进入了该县最大的平台公司，准备参与新一轮改革。
这一年，他们把该做的事做得七七八八，重建、整合、破壁，最终还是穿不过一些隐形门。在关键业绩指标都大幅改善之后，还是在到期考核中：
被定义为不胜任。
郭北认为，这是个文字游戏。虽然是国企改革新一轮的第一年，但因为他和伙伴们只上任了一年：
而这一年，可被叫做试用期。
在这个前提下，就可以理解为不给他们转正，就可以不续签劳动合同。
一切都显得没毛病。
1
该县曾是革命老区县，为三个州市的交界处，在2019年退出贫困县序列，人口近40万。
在郭北上任之前，在第三方机构的协助下，县里已经开启了一轮县属国企优化整合：
只保留了一家县级平台公司。
其余的平台公司经过裁减、合并，都归属在它之下。
这里面涉及的行业又是林林总总，包括工业、农业、旅游业、城市建设公司等等。总之一个原则，该划归的划归，该包装的包装。
而据他了解，市里还有一些县级平台公司到现在都没优化整合，其领导班子还是行政单位的人兼任，完全不懂企业管理，也没有改革动力。
不过郭北他们在翻开整个公司的组织架构看了之后，还是发现了好些问题，最严重的是，最核心的法务、财务、招标等环节：
都有严重缺失。
先说法务，当时基本就是个摆设，连最基础的合同审查都需要依赖第三方；然后是招标采购，大到几个亿，小到几十万，都没有人去过程把关。
接着是财务，不少子公司的财务人员都是一人身兼数职，出纳、会计、税务、融资，包括跟集团对接。按郭北的话说，完全没办法运行。
除此之外，基本没有数字化经验。不少子公司还采用的是手工账，这其中暗藏很大的合规风险：
连审计都没法做。
尽管郭北他们在陆续补上这些缺口之后，即便拥有不算小的权力，但还是无法完全打破另一道厚实的玻璃门：
县城婆罗门。
2
这是一个典型的熟人社会。
公司真正通过招考入职的只是少数，其中大部分还是退伍安置、各大局安排进来的。剩下的人，小到一个扫地阿姨、食堂的帮厨大姐：
都是关系户。
郭北感到，在这种情况下，改革的每一步推动都会遇到强大阻力，在改革过程中频繁遇到关系户打招呼的情况，也被人投诉举报过。
改革方案从制定到落地，也是一个不断折腾的过程，终于过完包括党委会、董事会、职代会、县长主持的国资委会在内的所有程序，但在实际执行的时候，还是难以实施：
县长拍板定的东西都搞不了。
郭北才去的时候，发现公司连抓一个考勤都抓不了。他和伙伴们后来动了真格，但还是触怒了一些人。
这也是他认为在后来的民主测评中，自己吃亏的其中一个原因。在对他们的打分体系中，民主测评所占权重最大，这由公司内部人完成。
在他看来，普通员工并不完全知道高管们具体在做什么，很难做到公正打分。但对于落在自身上的考核和考勤所带来的约束感，是简单又直接的。
而且这个民主测评团的人员构成也挺艺术，有二三级公司的负责人，也有普通职工代表，这其中不少人和他基本没有业务接触：
甚至还有被他训过的人。
郭北告诉我，推行改革前，有人一个月不来上班，工资照发，甚至还有人休产假可以长达一两年。这种现象不是个案，越是一线越这样：
越是效益差的公司越这样。
也有支持他们的人。如果做个人物画像的话，基本上就是40岁以下、本科以上学历、入职前就有市场化工作经验的人。但这群相对高学历的人占比不大，加上函授和在职，也就20%多一点。最不认可改革的是四五十岁的中年人，以及一些接近退休的管理干部。
郭北认为，过去一年经理层的工作，从很客观的角度去评价，都是拿得出手的：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两大关键指标都分别大幅提升，整体实现扭亏为盈。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给县里融资的任务也完成60%多；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指标也是超额完成。
但这些似乎并不被上面认可，包括决策程序优化、人力资源改革、财务体系搭建、信息化建设、合规体系建设之类的，都不足以影响他们的观念。
郭北也理解，在县级平台公司不少人眼里，改革就是为了配合上级部门完成的任务，但从内心是不愿意接受的。说白了，他们首先想的不是这件事正不正确，而是有没有动到自己的利益和关系。
难怪前段时间农发行那位“行三代”的娃娃想继承爸爸妈妈的家产，财哥也想像他们一样：
献完青春献子孙，交叉感染根基深。
3
表面上的合规就足够了，这是郭北后来才醒悟过来的事。
在上一轮国企改革中，文件要求的其中一个硬指标就是市场化选聘职业经理人，与之配套并行的是市场化机制的搭建。
郭北告诉我，去年当地市国资委来集团考核了三次，就看市场化管理制度和组织架构有否落实，每次都是很好的评价。按道理来说，改革才刚起步，后面就是大干一场，结果发现：
自己才被大干一场。
他还听过两个很极端的例子。一家市级平台公司以年薪80万的条件招揽了一名融资总监，结果第一个月就不发人家工资，这位总监在干了近三个月后，还是分文没拿到，后来只得离职；另一家是某州州属企业新招的财务总监，在干了5个月之后就被解除劳动关系。
据郭北了解，这种情况在其他部分县也有发生，完成上一轮国企改革考核任务后：
就请你走人。
至于新一轮国企改革也是指引性文件，并没有明确企业必须要做什么。这里面就有很大的弹性空间。至于后面还改不改，不好说。
还有些迹象也在印证他的判断。他想合规，但有人不想合规。
拿招投标来说，各级政策文件都要求公司建立规范的招投标制度，但在内部过会的时候，还是被领导否了。
原因很简单，新的招标制度要建立代理机构库，特别是引入省内排名靠前的合规企业来进行招投标。但该县平台公司不论项目大小，都由下面的三级项目公司经办人直接发起招标流程。如果要严格规范：
招标过程就不可控了。
这是另一层隐秘的县城“铁壁”。
与不少中国县城一样，肉眼可见的大项目通常都被当地的几家大户包圆了。就算国央企去县城承建项目，自己的分包也带不进去，小到砂石料、钢材贸易、人员招录，大到规划设计、建筑设计：
都要用当地的人。
这种私人分包、层层分包的情况逐级下沉，到了村一级，谁家村子边建项目，村里领导组个施工队就干活去了，至于进度、成本、质量，就不是需要操心的事了。
郭北还讲了个故事。
去年，他所在的集团搞了一个公益性项目，由公司出地、贷款融资，投厂房和设备，前后投了几千万进去，但最后的利润分配比例：
不到10%。
大部分的利润都分给了民营公司。朋友问我，他们是什么时候开始，这么重视民营企业的？
4
上面这些各类项目，也是地方隐债产生的来源之一，比如市政道路、乡村振兴和城乡开发领域，很多是不产生收益的公益性项目。
通常来说，一个县级城投公司旗下会有不少关联企业，上级转移支付的资金到位后，会顺链条而下，去搞各类亮化工程、绿美工程、农村公厕革命之类的。
转移支付难以覆盖全部，一定会有银行贷款。县级政府最怕的是被三大政策性银行拉黑，因此还得从其他地方想办法融资。
财哥的另一位朋友说，这其中还不乏民间借贷，也就是：
国企找私人借钱。
利息还不低，利滚利，最高的接近年化20%。
最常用的还是林权贷款和水库贷款，朋友之前看了停缓建项目名单，就发现里面不少项目都属此类性质。但水库贷款方面，目前只有个别市级平台做得比较成功，年限拉长到30年，还本付息压力非常小。
水库的抵押价值主要在两块：一是卖水指标，因为农业灌溉不是想去哪里引水都行，农业公司得找当地的水库买；二是水库周边资源的开发，比如一些娱乐性、经营性项目。
既然负债发展之路越来越难走，那么平台公司能不能转型？
郭北觉得，很难。他说，不少县级平台公司的一把手，都是当地官员兼任，对他们的考核不在公司内部，而是在他任职的某个局。他们并不关心企业改革是否成功：
只要任期之内不暴雷就好。
不过这些事已经和他没关系了，走了这遭之后，他明白了一个道理，没点底子，还是不要轻易踏进这个名利场：
你图它安稳，它图你背锅。
（郭北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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