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导言
流动，也许是现代世界与全球社会都难以回避的一个关键词。如新流动性范式（the new mobilities paradigm）所指出的那般（Sheller & Urry, 2008），当代社会信息、事物、个人都被持续卷入流动的过程。中国亦不例外。当通过流动性的透镜（lens）看中国，我们能够看到什么？谈起流动中国，人们首先想到的，也许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大规模的城乡人口迁移，与之相关的研究汗牛充栋。毋庸置疑，城乡迁移是流动中国的重要一环。但不同于以往的讨论，本专题希望从广阔的全球空间中理解流动中国。
依照时间脉络，专题篇章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讨论中国近代移民走向世界的过程，他们大多起源于东南沿海地带（如广东、福建），并主要流向了东南亚地区，由此打开了海外华人研究的篇章；第二部分关注1980年代起遍布世界各地（如北美、欧洲、澳洲、亚洲、非洲）的中国新移民，专题分别选取了一些代表性研究；新移民群体内部存在多样性：既有劳动力的跨国流动，也有高技术人才的流动轨迹；最后一部分聚焦流动中国的当下及未来，有学者认为：随着越来越多外国人进入中国，中国开始由移民流出国转向流入国。借由来华外国人的讨论，专题诚邀诸位读者共同讨论思考：全球中的流动中国未来将往何处去？
鸣谢
专题策划人：LYX ?翰墨
文献列表
Part 1 近代中国：当中国走向世界
在中国近现代移民史开始的初期，中国正慢慢地发展与外部世界的协同关系。中国经济的商品化有赖于对外贸易，而商贸的兴盛反过来也使得中国农村能够承载不断增长的人口。随着人口的增长，人均土地面积相应减少，移民成为家庭谋求生存的策略之一。中国的移民，无论他们是在国内迁徙或跨国流动，其中都是既有劳动者，也有商贩。通过充当西方殖民者和当地那些渴望多收税款的统治者的重要帮手，那些移民海外的中国人确立了在东南亚的持续在场，从而推动并维持了中国的对外贸易。
“华侨”这个现代概念是一种新规范，鼓励移居者的政治忠诚。作为回报，他们得到官方的保护。这个政治概念是现代民族主义的产物，如果孤立地看，是行之有效的。但是当遇到其他族群的民族主义，可能会成为冲突之源，为华侨本人带来极度的痛苦。如果这类爱国的移居者人数众多，就像在东南亚地区，移居这个概念本身就到了必须让位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这样的概念被放弃。移居者生活走入绝境，选择也越来越少。绝大部分爱国华侨别无他选，只有返回祖国。相对爱国心弱一点的和疑虑重重的华人在两条路之间取舍：或是被其他文化同化，或是在日益多元文化的社会中，发现新的途径保持自我。
Part 2 现代中国：海外新移民（1980年后）
Low-skilled migrants
本研究试图在经验事实的基础上，呈现海外东北人跨国迁移实践的过程及阶层地位的再生产机制。移民“通道”的铺成、管制的放松、市场化中介的运作以及韩国劳务市场的开放为东北人实现跨境流动提供了可能。东北产业结构转型导致的集体性阶层结构断裂和韩国低端劳动力市场的吸纳机制共同形塑并强化了赴韩移民劳工的“结构性阶层失序”的再生产过程。本研究希望能对现有的海外移民劳工的实证研究进行一些补充。
中国利基市场的饱和是全世界各地中国移民的一个共同特点。不仅可见于新企业主移民，也可见于战后中国向西欧的移民。一旦出现饱和，商家可以采取多种应对措施。一个常见办法是地域扩张。近代华人企业主移民欧洲之时，就不断扩散到不同的地理空间。由于市场饱和的速度很快，供应商又往往是新移民，与当地没有稳固的联系。一般来说，那些认为自己的迁移是临时之举的移民，可能更愿意更换地点，而不是更换业务。第二种办法是价格战——保留相同的经营理念，但以创新或不创新的方式削减成本。第三，利基市场的饱和会导致向其他行业的扩张。商家往往从一个利基市场转向另一个利基市场。最后，一些企业主会通过创新应对市场饱和，在竞争中占据优势。
Skilled migrants
传统意义上的跨国流动关注政治边界的跨越和协商，但这只是技术移民世界的一面。在半导体工程师跨国就业的环境中，阶级、政治、民族参与到界定同一个劳动者群体的运作过程中来，形成一个经济、政治与文化多重边界所构成的多面体。中国工程师在新加坡的跨国就业不仅是一个从多方面不断划界的过程，也是一个持续协商与抵抗的过程，是由企业、政府、社会与个人参与其中的互动产物。
伴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人口的跨国流动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人口跨国流动呈现出哪些新趋向？动因何在？过往三年内肆虐全球并且尚未被人类彻底战胜的新冠疫情，又对人口跨国流动造成了哪些值得关注的影响？本文在回眸并剖析近代以来中国人跨境跨国流动模式变迁的基础上，将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人跨国流动的新常态总结为“逐梦留根”，并就其形成背景、成因、内涵、意义和社会影响进行阐述。
Part 3 当中国由移民输出地变成输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