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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6月10日,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朱维铮在家中。 高剑平 澎湃资料

3月10日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朱维铮逝世三周年的日子。三年丧是古代丧服中最重的一种。3月6日,朱维铮的第一个博士生、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毕业生廖梅接受澎湃新闻专访,回忆恩师的点点滴滴。“朱先生总是在谈学术,即便是带学生和来访学者吃饭,在饭桌上也是’上下几千年,纵横几万里’这般畅谈学术。”廖梅说,“以至于朱先生去世后,我总觉得饭局怎么这么无聊、这么没有意思?”

做学术:字字句句都要有出处

朱维铮曾有一句名言:“你有乱说的自由,我就有纠正你的自由。如果你讲到历史,如果你乱说,我就要说你乱说,我可不管你是什么人。”而在廖梅的印象中,朱维铮生平最强调的就是“言必有据”、“论从史出” ,甚至字字句句都要有出处。

近日,廖梅正为朱维铮《中国史学史》的手稿印刷版做校对。按照她的习惯,每个出处都要去查原文,确认引文是不是完全按原文来的。就在几天前,廖梅在校对其中一段话时无意发现,不少其他学术论述都引用了“ 土死火生,火死空气生”、“万物换成火”这些句子,且注明引用源于三联出版社1957年版《古希腊罗马哲学》。然而,当她去核对了才发现三联出版社1957年版《古希腊罗马哲学》其实写的是“火生于土之死”及“一切事物都换成火”。“那些作者很可能都没有去查原文,这种严谨的考证是很基本的学术工作。”

“我到后来才发现,我现在认真的习惯就是从朱先生那学习培养出来的。”在当年,廖梅跟着朱维铮做一套《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丛书》的整理,她负责康有为所著的《新学伪经考》,朱维铮要求她一定要去核对文中所引的原文出处。“他说,一来康有为很可能为了自己的政治立场编造了子虚乌有的引语;二来很可能引用时加以改动;三来可能失误漏引;最后也可能刻意在引用时断章取义。如果原文和《新学伪经考》有出入,要注出来让读者知道。”

于是,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廖梅就在浩瀚的资料中来回查阅、确认。“在图书馆找不到资料,还要去找古籍,又没有什么电子版。”在当时,她也觉得如此工作“无聊、机械、没有思想”,却不料这成为她今后史学研究的坚实基础。“任何一句引用都要有史料支撑,学术不为政治服务,’真实’可以说是朱先生的生命。”

而朱维铮对“论从史出”的严苛,也容易“得罪”不少人。比如因为一句“孔子是私生子”,他还曾受到威胁,若不“道歉”就上法院。廖梅还记得,她跟着朱维铮去开学术会议,多数学者一派祥和,唯朱维铮不是,总不时地提出批评意见,甚至直接指出对方史料有误。“我自己听到过,有人说’以后我们(开会)不请朱维铮了’。”

廖梅猜想朱维铮不是不知道别人对他有“意见”,但是他依旧如此,“他是对文不对人。”到后来,朱维铮会如战士一般,斩钉截铁地来上一句“这个地方,我还要住一住”,意思是说面对别人的不满,他不会逃跑不会躲起来,就是要在这里生活,继续发言,继续批评。连朱维铮自己都会自嘲说:“我就是朱(猪)圈里的石头,又臭又硬。”

2011年12月15日,朱维铮52年教学生涯的最后一课

教学生:根据学生特色指导研究

2011年12月15日,朱维铮上了52年教学生涯的最后一课,200多位各院系师生聆听他讲历史上的中国与世界。那次上课是在没有电梯的复旦大学第五教学楼,已是癌症晚期的朱维铮提早半个小时到。上讲台时亦坚持自己走,不让人扶。在止痛药的支撑下,朱维铮用微弱的声音讲完了近两小时的课程。廖梅说:“这不单是他的顽强,也是他对人的尊重。”

1990年,廖梅成为复旦大学历史系的硕士生。在选择导师时,她听人说“朱维铮很有学问,又很严厉”,冲着这些她决定就入朱维铮门下了。老师之严她不是没有耳闻,但当她去找朱维铮,看到大几届的师兄们在门外围了一圈却都不敢进去的时候,内心还是起了波澜。

第一次见面,朱维铮对廖梅说:“你们(研究生)之间不要传话,免得引起老师之间的误会。”

“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朱先生和我说学术之外的事情。”

廖梅回忆,那时招生少,“学生都不够老师分”。1990年,在朱维铮那读研究生的就她一个人。两个人的研究室里,朱维铮边抽着烟边开讲,一脸威严,廖梅则听得“胆战心惊”。到了期末没有考试,就写论文。而在廖梅的印象中,朱维铮是一个非常懂得根据学生特色指导研究领域的人。

“有些同学比较老实,沉得住气,就被指导做年谱;有些思维活跃,就被指导去做理论性强的研究。” 每个学生研究的方向都不一样。廖梅在研二时就确定了要做汪康年的研究。当时朱维铮为她列了几个选题,要她自己选。廖梅选了汪康年后,朱维铮点点头说“选得好,我很支持。”

“那时我心里还纳闷呢,这不是你给我的选题吗?”廖梅笑言,直到自己后来也做了历史老师,她才知道那些选题全是朱维铮根据她的研究特色考量的。“他知道我心细,肯花功夫,也比较有思辨性。”

而定了选题后,漫长的研究才刚刚开始。那时汪康年是一个前人未曾涉足的课题,廖梅只能从厚厚的四大本《汪康年师友书札》入手,每篇都一一读过,还被朱维铮要求每周定期汇报。此外,朱维铮对学生论文的修改也非常仔细。“可以说是交一稿就改一稿,拿到手边就改。”写完初稿后,廖梅的稿子已满满的都是红批。“我都郁闷了,没有这么差吧。”后来,廖梅的《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成为圈内颇受肯定的学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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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维铮为学生修改论文的手稿

过日子:也注重生活品质

虽然朱维铮在学术上以严出名,但并不是人们想象中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学究。在去年10月18日朱维铮的落葬仪式上,朱维铮之子朱丹霆说父亲是一个才华横溢,非常有生活情趣的人。“即使身处异境,也会苦中取乐”。朱丹霆对父亲的回忆,让廖梅了解到老师更鲜为人知的一面。

当时,朱维铮家前后都有两小片空地,他就在那专研种花,种到邻居生物系老师都称赞说:“朱维铮,我没想到你一个学历史的人能把菊花种得比园艺工人还要好。” 还有一段时间,但凡天好,朱维铮若不在书桌前,就拿着张“破纸”冲到外面仰望天空。原来那张“破纸”是他不知从哪里弄来的星象图,他是要对着天空研究星象。而后来,朱维铮利用李约瑟等中外科学史家的研究成果,从天文学的角度,解读了司马迁的《天官书》和“究天人之际”的内涵。

在廖梅自己的印象里,朱维铮确实很懂生活,也注重生活品质。去上课时,朱维铮常穿西服,即便是寒冷的冬日,也穿着大衣再加一条围巾。“他从美国、香港回来,会买那里的衣服,胳膊肘那打着补丁。当时大陆还没有那样的款式,可洋气了。”

一年冬天,廖梅跟着朱维铮去杭州参加学术会议,碰上了复旦哲学系的潘富恩。朱潘二人相谈甚欢,白天就计划好晚上要好好喝一场,朱维铮还吩咐廖梅去外面买两包卤味回来当下酒菜。后来菜没吃完,就被朱维铮放在袋子里吊在窗外,还解释说当“天然冰箱”。当时廖梅就觉得生活中的老师其实非常有意思。

有一次,朱维铮的夫人王桂芬和对廖梅说,你们先生买的菜啊又贵又不好。廖梅就说:“您怎么能让他去买菜呢?他穿得整齐,走路笔挺,菜市场的人不宰他才怪呢。”而在廖梅的小说《象牙塔下》中,那个被同学们称为神一般的“郑教授”的原型就是朱维铮。“那时朱先生去教工澡堂洗澡,真的就有人说:‘神也要洗澡吗?’”

廖梅忍不住感慨一句:“其实,朱先生就是这样传说中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