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的话】
清代阮元著有《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用以论证书法艺术存在明显的地域特色。虽然在信息发达、兼容并包的当下，南北东西之争已成旧谈，但俗语说“一方水土一方人”，各地区总有不同的文脉和风格。本栏目旨在为读者梳理并呈现不同地域的书法文化发展史。
随着王家卫导演的电视剧的《繁花》热播，上海这颗璀璨的“东方明珠”近日更加神采奕奕。海派艺术馆同期推出“何止海派——近现代海派名家作品展”，上海中国画院也展出“百年谁断——近现代帖学的振兴暨沈尹默、潘伯鹰、白蕉书法学术特展”。本期特将风云跌宕的上海书法史予以简要梳理。
商周秦汉唐五代——荒芜的上海书坛
上海东通东海，西临太湖，是长江的入海口。如今繁华的上海滩在远古其实是一片汪洋，6000年前才形成陆地。那时的上海属偏远外滨，并不在政治经济文化核心带。因此，上海书法发端较晚，从商周秦汉到中国书法史上最辉煌的东晋和盛唐，以至于当长安出现“楷书三大家”以及“颠张醉素”等熠熠星光之时，上海书法却一度荒芜。
西晋陆机——上海书坛的第一位名家
三国孙吴政权统治江南的60多年间，因重视水利和农业，经济发展显著，繁荣延及当时的上海。孙权称帝后陆逊由大将军升为丞相，成为华亭的江东望族。陆逊的孙子陆机善写章草，成为上海书法史上第一位闪耀的名家。陆机的代表作——法书《平复帖》被尊为“墨皇”和“祖帖”，是中国书法史上“章草”到“今草”过渡的典范。由此可见，上海书法史起步虽晚，但它却拥有中国书法史上传世最早且流传有绪的可信真迹。
米芾奏响了上海文人书法辉煌的前奏
上海书法在宋朝迎来了复兴前兆，“宋四家”之一的米芾与上海因缘密切。北宋元丰五年（1082）米芾任上海青龙镇镇监，频繁参加当地的书画创作活动，《隆平寺经藏记》等作品即出自彼时。宋元时期的青龙镇是上海最早的对外贸易港口，成为墨客骚人诗文唱和之地，一派繁荣。以书闻世的苏轼、米芾，以及接下来的赵孟頫和杨维桢等，都曾是青龙镇的座上宾。米芾泽古功力最深，又沉着痛快，为元代上海纵逸书风开风气之先。
北宋后期书家中还有一位擅长行书的沈辽。沈辽祖籍钱塘但宦居上海华亭，在蔡襄以后的一段时间书名甚隆，传世作品《动止帖》现藏于上海博物馆，也为上海书法史增添了一道亮色。
赵孟頫成为上海书坛的第一座高峰
元代中晚期才是上海书坛的第一座高峰。因为上海乌泥泾人黄道婆的才华，使得松江的棉纺织业空前繁荣。1354年松江升为华亭府，次年改为松江府，成为太湖经济圈中的闪耀明珠——繁荣的经济为文化的兴盛提供了有利条件。
因为赵孟頫的夫人管道升是江苏青浦（今属上海）人，所以赵孟頫虽籍贯浙江吴兴（今湖州）却是上海的女婿。赵孟頫五体兼善，行草杰出，受到皇室贵族和在野文人的同声赞誉。赵孟頫在上海及周边地区留下《大宝国圆通寺碑》《资福寺记》《千字文》等书迹，可见“赵体”得到上海人的仰慕与传扬。若说上海地区包揽了整个元代书法的主要成就，不算夸张。
赵孟頫去世后上海地区书家中较著名的有曹知白、黄公望和道士张雨。曹知白为松江豪富，藏法书墨迹数十百卷，楷书精密；黄公望为江苏常州人，但晚年在松江居住十年之久，《富春山居图》也是他80岁左右在松江完成。虽然黄公望书名被画名所掩，但其书法刚健落拓，很是可观。张雨生于浙江钱塘，早年与赵孟頫情谊交好，20岁入茅山为道，60岁还儒后隐居杭州、往来三吴（包括上海松江），书风超然清迈，62岁所书《台仙阁记卷》现藏上海博物馆。
元末反元烽火四起，但松江因为地处海隅反而相对安定，因而涌现诸多书家，分作三派：一派以倪瓒、王蒙、陆居仁等为代表，遵循赵孟頫的师古宗旨；一派以杨维桢为代表，寻求奇谲狂纵；一派以倪瓒为代表，属高逸隐士一流。其中杨维桢是松江地区文人群体的核心，他擅长以凌乱错落、跳荡激越的狂纵书风，表达超越凡尘的倔傲性格。
“二沈”“台阁体”及董其昌的“云间书派”
“台阁体”“吴门四家”和“云间书派”是明代书坛的三大部分，都和上海关系密切。先说“台阁体”。由元入明的书家中显名的有擅长草书的宋克，此人虽出生在吴门但常活动于松江。再有擅长草书的松江华亭本地人陈璧、沈粲和张弼。楷书突出成就者沈度也是松江本地人，沈度以擅长书法入翰林，因深受明成祖喜爱而官位显赫。明洪武到成化年间近一个世纪“台阁体”风靡朝野，追求端整雅丽、雍容华贵的书法风格，沈度、沈粲兄弟即始作俑者。
与“台阁体”对应的是“吴门四家”，以祝允明、文徵明、王宠、陈淳为代表。他们主要活动于苏州吴门，此时的上海书坛虽也有张弼、陆深等，但整体被映衬得有些暗淡。直到莫如忠、莫云卿父子上追“二王”，摆脱吴门书风另立新门户，才有了后来松江人董其昌领衔的“云间书派”。董其昌为明万历进士，结交广泛，遍临书迹，追求寓隽秀于朴茂苍拙的高古格调，墨迹传世之多为有明一代书家之冠。除了董其昌，“云间书派”的主将还有华亭人陈继儒，此人是董其昌的毕生挚友，之后则是徐阶、赵宦光等，以及后期“云间书派”最风光的沈荃。
“馆阁体”的没落和金石考据之风的兴起
清代的书法风格受两位皇帝影响。康熙帝喜欢董其昌的书法，董派传人沈荃、王鸿绪因此受到重用。然而在康熙末到乾隆初，朝野上下以松江人张照为代表，开始不满董派书风的轻薄秀俗。加之乾隆帝更喜赵孟頫，“崇董”风气遂转为“尊赵”。同时结合欧、颜、柳诸家，逐渐形成用笔丰满、结字平稳、章法均衡的“馆阁体”，但也因千人一面、万人雷同被后世诟病。
清初碑学逐渐兴盛。乾嘉至道光年间，阮元、包世臣虽不是上海籍书家，但对后来上海青浦书家王昶、晚年在松江讲学并成为一代学者领袖的钱大昕以及在上海龙门书院任主讲的刘熙载影响很大，这些人也都成为晚清碑学书派中响当当的人物。其中还包括留居上海虽不久，但对上海艺坛影响深远的碑学主将赵之谦。
碑帖融合的近现代海派书法
1843年上海开埠，东西方文明在此交汇，上海一跃而成为东亚最大的城市。当时极负盛名的一大批书画家陆续来上海谋生，且名利双收，近现代海派书法也由此崛起。
碑学大兴之后，表面上看似水火不容的碑与帖，却在近现代的“海派”中肆意出超强的生命力。以沈曾植、吴昌硕、曾熙、李瑞清等为代表的碑学大家，自我修为的同时影响了一大批人，追随者不计其数，吴昌硕更是以海派书画巨擘的身份影响了其时的中国书画风气，有笼罩大江南北之势的雄威。陈师曾、王一亭、齐白石、潘天寿、沙孟海、钱瘦铁、王个簃、诸乐三等无一不受其影响。由此，具有金石气象的书风，不仅博得了当时艺术市场的青睐，更是将上海打造成了碑学书法重镇。加之20世纪初期结社、出版、办展、教育等一系列相关产业，共同打造出艺术发展的繁荣局面。
再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沈尹默为代表的帖学大师，举起了近现代帖学复兴的大旗。沈尹默、潘伯鹰、白蕉等为近现代书坛回归帖学传统，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与先前的碑学重镇，共同构筑起近现代书法毫无争议的高地。双峰争高，虽异而互不相害，可谓近现代书坛的一大奇观。■
编辑 | 闫敏歆
制作 | 闫天蒙
校对 | 安亚静
二审 | 贺 玮
三审 | 马子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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