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谁最有影响力?就是掌握了AIGC技术的人。掌握了现代技术的人，就有领导力，就有影响力。如果不掌握现代技术，哪怕做出很多努力，恐怕也很难有效实现自己的影响力和目标。
本文系盘古智库学术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执行院长喻国明接受采访内容，文章来源于“顶端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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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AI复活”“数字永生”、ChatGPT、Sora等技术被热议，似乎AIGC(生成式人工智能)以触手可及的形式，快速走向普罗大众。你之前也提到过“AI下沉”的观点，这种现象是否意味着人类社会加速迈入AI时代?
喻国明：对，实际上这个标志点是ChatGPT作为所谓通用式AI的出现。在此之前，AI只是应用在一些狭窄的领域，它能够实现对人类智力的接近或超越，但对社会生活本身没有太大影响。比如“阿尔法狗”再厉害，也只能在下围棋方面战胜人类棋手，其他方面的功用不大。
而现在以ChatGPT为代表的AI技术，实际上是人工智能的治理能力，是几乎作用于人类社会生活所有方面的巨大智能。这是对各个行业、人和社会的关系等方面的重新配置、重新连接的新力量，实际上就是对社会革命性的改变，这个影响的确很大。
虽然包括社交机器人、深度伪造等技术还不是那么完善和成熟，但实际上在普通人的视野当中，它已经足够神奇、足够超出人们的想象力了。所以大家见到这些事物时既有新奇感，又感受到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威胁感。
正如你所说，AI新技术带来了社会变革，同时又带来了顾虑。我们应该如何正确认识这些新技术?
喻国明：在不确定性面前，人们会产生恐慌、恐惧，这种冲击是变革时期的正常现象。我们要做的是通过规则制定和治理措施，将其对社会、个人的危害程度降到最低。
这种治理并不是要简单地把新技术限制住，而是在技术发展的过程中，尽可能趋利避害。深度伪造、社交机器人、“AI复活”等技术，存在有利的一面，但是用的不好，也会对现存社会秩序、社会规范及社会观念造成巨大的冲击。
换句话说，这样一种治理措施，既要让这种强大的技术有发展空间，也允许在灰色地带发挥作用的同时，对它进行紧密监控反馈、及时跟进。而且这个周期应该是和过去社会事务的评价反馈周期有所不同，它需要节奏更快，以赶上AI发展的技术变化节奏。
“AI素养”与“AI社会救助”：
我们该如何应对AI时代?
人与技术的关系一直是各方关注的议题。AIGC时代，很多人出现认知焦虑，去买课学习等。非技术精英的公众该如何应对?更多地是需要科普知识，还是应用技术?
喻国明：这是一个比较全面和系统的问题，因为人们正在面对的社会改变是极其重大的，甚至可以说是全方位的改变。它不仅关系到认知、学习或者某一个特定领域，实际上是全面地在改变人们的消费方式、交往方式、社会观念，包括各行业的工作，都在被冲击的范围之内。
人们如何面对AI?过去我们讲媒介素养、科学素养、法治素养，今天也需要有AI素养。这其实是AI时代全面到来时，每个人如何生存发展的问题。AI素养本身也应该是AI时代个人的基本素质，是所需要的基本观念、知识、技能等。
有人说过一句话叫做“AI时代并不是AI战胜人类，而是掌握了AI技术的人，战胜不掌握AI技术的人。”在我看来，AI实际上是未来生产力的重要方面，因此对于社会和个人来说，就要有学习的强烈意识和能力。
当然这个过程中，会存在比如说年轻人和年纪大的人之间，政治经济文化条件不平衡的地区之间，会有发展的不平衡。
面对这种AI时代的不平衡，政府和社会应该如何面对?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喻国明：对于国家来说，需要制定一个全面提升全民AI能力的计划。社会上的单位、企业等社会组织也一样，都需要有针对自身的任务目标。当然社会也可以进行各种互助，类似当下年轻人教长辈用电子产品的“反哺现象”。
其实从政府、社会组织角度来，特别要注意AI能力相对较低的人，建议出台相关“社会救助”措施。类似疫情后对老年人的特殊关爱、当下出台的适老化的助老政策等。在AI领域中，弱势人群要也需要有针对性的救助，给予实际帮助，让他们能够很好的处理与生活相关联的AI事物，至少能踏上数AI时代的社会生存最低门槛。
从去年的聊天机器人程序ChatGPT，到今年的新型视频生成模型Sora，到现在引起热议的AI复活。生成式AI正在引发社会变革，但也引起了伦理和风险讨论。应该如何最大程度规避这些风险?
喻国明：相对于传统社会的治理措施中的“简单粗暴”方式，现在的AI时代，越来越具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牵一发动全身”的特征，所以现在实际上是适用“复杂性范式”。
不是说某事物有危害，就把它简单处理掉，因为被处理的这一块可能会引起连锁反应，这也是治理部门不愿意看到的。
我在一次高层咨询会上讲过一个观点：我们现在对内容的治理，不能在以往大众传播的模式下进行处理。因为过去内容就是内容，与社会方方面面的联系并不是直接的。所以我们可以从内容后续的社会效果的来评价，一个政策的治理效果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有时候内容还联系着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规则方面。比如去年广电总局出台的游戏治理新政，初衷是对青少年的沉迷现象进行管理，但是游戏本身具有文化属性、产业属性。事实上，新政发布后，相关公司市值大幅度蒸发。
而且游戏本身不只是盈利的产品，从我们的研究角度来看，它也是一种媒介，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未来社会生活，尤其是在元宇宙时代或者说数字文明时代，人们社会交往、社会实践，社会的创造的非常重要的平台。如果采取不加辨别的举措，可能我们收获了想要解决问题的效益，但是我们失去的东西可能比收获的东西还要多，还要深远。
传播革命与媒介转型：
技术下沉引发精英逻辑解构
你在《AIGC传播时代》一书中提到，“ChatGPT是对于人的又一次重大的赋能赋权”。或许相对于技术精英来说，当下的短视频平台，已经在实现这种“赋能赋权”。比如，最近河南开封的“王婆说媒”、许昌的“胖东来”，都是依靠短视频用户的自发传播实现持续破圈，越来越多的热点突破传统传播学中的“议程设置”理论。如何理解这种传播上的变化?
喻国明：互联网技术也好，AI技术也好，最重要的发力方向就是使越来越多的人获得更多的资源，获得赋能赋权的创造能力。比如语言，大多数人其实在对外语言交流方面存在障碍;比如写程序，很少人能够像程序员一样去编网站，编算法。
而AI尤其是生成式AI出现以来，包括现在的Sora，让做视频从非常专业、需要耗费很大成本的事情，到现在可以用轻松的方式来替你完成。现在的翻译机也是一样，相信随着技术的普及，价格降低，每个人都可以畅达无碍地对外交流。
以对外交流为例，新技术普及后，国际交往、跨文化交流，将会改变以往的精英交流模式。可能三四年以后，几乎所有人都可以利用实时翻译机自由地跨语言、跨文化、跨国的交往，这就是革命性的改变。因为参与的主体、数量、规模，议论的话题、交流的模式，交往的底层逻辑和机制，都和精英外交的时候截然不同。
我们今天要研究国际传播，如果还是建立在精英交流的基础之上，就只有对过去的东西有解释力，而对于未来就没有预测力，所以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权力的下沉之后，所带来的生态级的重大改变。这种改变其实会在所有的领域逐渐出现，比如说在算法程序编制、视频制作等。
这种生态级的改变将带来哪些影响?
喻国明：当技术下沉到每一个普通人，就会出现既往精英逻辑的解体或者叫解构。以后也需要精英，人和人之间总是会有差别的，但是这种精英一定是建立在对泛众化的社会能量认知和把握的基础之上。
换句话说，精英们很大程度上不能完全用过去的逻辑来自说自话，必须从大量的参与者中去伪存真，找到跟他们的情感的共振点，才能够利用自己在政治或文化上的某种优势，来进行顺势而为的引领和推动。
我想，这可能就是未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包括学校教育，也包括社会舆情沟通等方面的普遍逻辑。
新的传播模式下，媒介面临变革。顶端新闻也在积极转型发展，对于机构媒体及正在积极转型的机构媒体来说，应对这些变化的关键在哪?
喻国明：顶端新闻做的挺不错的，很多东西很有创意。其实包括政府转型、媒体转型有一点非常重要：把那些千姿百态的由互联网作为一种生产力所释放出来的传播能量和内容变量，变为自己的能力增量，真正能够成为这个社会的组织者、主导者、引领者。而现在的传统媒介和政府机关，总体上的做法还是比较封闭保守。
首先要改变过去的姿态，频谱要放宽，姿态要放低。从简单的以上对下的教育者角色，转变为有宽容度的交流者角色，与今天复杂的用户群体产生更多共振。这样，我们尽可能争取朋友越来越多，理解支持我们的人越来越多，反对我们的人越来越少。
第二，需要有更多的互动。文化学上有个概念叫“亚文化现象”，主流文化是维护现有秩序运作的核心力量，但是亚文化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创新和未来的可能性，是创新之源，应该留有空间容纳它的存在。这就是做守正创新，先立后破。
媒体和公众之间，也应该有这样的关系。公众的意见不应该被看做是噪音或博弈力量，而应该被当做动力资源，并提供规则和空间让公众表达。当然这个表达空间可以根据相关政策和形势进行调整。有了这种基本态度，我们就会有一种新的模式，和公众相辅相成、互相补充。这可能是主流媒介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够让人们有认同感，有价值实现感。
复杂范式下的社会治理：
AI时代，谁掌握技术谁就有领导力
这几年，各地为了发展文旅经济，在进行一波“流量争夺战”。从社会治理的实践角度看，地方政府应该如何借助新的传播形势，来持续破圈吸引人流，赋能地方文旅、地方经济的发展?
喻国明：政府和主流媒介，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资源——社会的主流资源，也就是获得社会成员最多认同和信赖的资源。破圈就是寻找某些共通点，有共同经验、共同兴趣、共同的表达内容和形式，大家才愿意来看。问题是，我们是要做内容主题上的妥协，还是做形式上的某种妥协?
当然形式上的妥协余地会很大，内容价值观方面，或许我们要比较坚守，因为我们需要引导性的东西。剑走偏锋不是主流机构的强项，可以选择用相对亚文化的方式来表达主流文化。满足不同圈层的兴趣爱好、表达方式，用他们的形式来去说话，丰富内容表达的载体。比如有些时候，官方身份说教，就不如年轻人喜欢的明星或网红去说效果好。
做社会工作和动员，其实就是一句话：朋友越多越好，敌人越少越好。哪怕他们的价值观和政府诉求并不完全一致，但是在某种程度或某一个层面上，可以进行有效合作，他们就能成为渠道、资源、力量。
朋友圈不扩大，政府部门破圈的能力就不会有太大提升。因为每一个群落都有特定的文化属性，如果用与之有冲突的文化去打击他，他会越来越远离你;但如果用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一点点去做工作，一点一点的增加认同感，直接跟他们交流的可能性就会越来越大。
你曾提到，深度媒介化视域下，社会治理面临新的逻辑。社会治理面临的新挑战有哪些?政府主管部门如何更有效地回应社会关切、解决公众诉求?
喻国明：所谓深度媒介化，就是政府管理、社会协同、各行各业等越来越建立在算法、数据、智能化的基础之上。智能化提供了全新的手段，就是用智能化的技术来实现社会要素之间的价值匹配、价值连接、价值激活，实际上是一种全新的社会组合方式。
在这样的过程中，政府首先要转变管理范式。过去我们的管理范式是相对简单直接的原子论方式，类似挑一麻袋土豆，好的土豆放左边，不好的土豆放在右边;然后把好土豆留下来，坏土豆处理掉。
而现在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级意义上的社会存在，需要利用复杂性范式处理相关问题。在复杂性范式里，管理的过程就不能仅仅是从结果来论，必须要全程管理。另外，过去我们是对内容进行治理，但是内容的治理最多只能解决一个环节，今天我们要从内容治理上升到用户治理。
具体来说，以交通治理为例，我们设计一个场景开车游戏，这个游戏包含在交通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可能的选择等。打通关需要10个关口，难度从简单到复杂。如果这10个通关都能打到，你在游戏里面能遇到的复杂情况，达到在现实生活中100年都遇不到的时候，你对交通法规自然就烂熟于胸了。
再比如关于深度伪造，我的一个博士今年写的博士论文就叫“信息助推技术”，也就是说让每一个AI平台做出来的视频、图像、文字中，都有一个不可撤销的水印。这个水印可以不显示出来，但是任何一个管理平台发表时，都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处理标注。
所以AI技术带来了很多新的挑战，也提供了很多解决问题的方式。对于政府部门来说，不要惧怕挑战，要从积极的文明发展的角度来找到治理的有效方式。
未来谁最有影响力?就是掌握了AIGC技术的人。掌握了现代技术的人，就有领导力，就有影响力。如果不掌握现代技术，哪怕做出很多努力，恐怕也很难有效实现自己的影响力和目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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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毅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