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总是追逐变化的外部世界，而外部世界的万千变化也总是乱花迷人眼。互联网、新媒体呼啸而来，是最大的变革机遇，同样是最大的行业挑战。红旗出版社出版的《绽放的新闻人生：浙江新闻界影响力人物访谈录》，正是一本以纪实访谈为载体，全面、深度展现浙江新闻人风采的优秀之作，记录了十位浙江新闻界頗具影响力的人物与属于他们的媒体世界。
主编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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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爱国，浙大城市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浙江大学联合培养博士后导师。中国新闻奖专家评委，曾获浙江大学“三育人”标兵、浙江省“教书育人”标兵等荣誉称号，被评为“浙江大学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获评杭州市第八届“最美杭州人——感动杭城十佳教师”。
陈荣美，浙大城市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研究领域：新闻史论、城市传播等。
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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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采访了10位20世纪50到70年代进入浙江新闻界的风云人物，采用访谈的纪实手段，通过生动的个体口述，真实还原了他们的职业生涯故事，展现了他们砥砺奋进的足迹，执着前行的动力、以及对当下传媒行业巨变的思考和体悟。
精彩试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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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就跟随红旗君的脚步，一起看看本书的精彩节选吧。（滑动下图阅读）
冯卫民：做有思考的“记录者”
采访组：冯老师您好，非常荣幸能够采访您，请先介绍一下您的从业经历。
冯卫民：我是1956年3月出生的。1973年12月高中毕业后在家待业一年，1974年12月，我作为知青到临安县（现杭州市临安区）东天目公社天目大队插队，下乡期间当过公社中学代课老师，教的是语文和体育。
1977年恢复高考，我考入了杭州大学（现浙江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修科，实际上是一个新闻班，由浙江日报和杭州大学合办，因为“文革”影响，当时浙江日报人才短缺，急需补充新人。
我们这个新闻班就办在浙报编辑部大楼里，报社腾出一个大办公室作为我们的教室。文学语言方面的课由杭州大学中文系的老师来上，新闻理论课由复旦大学新闻系的老师来上，新闻实践课的老师则由浙报资深编辑记者担任。我们当时学习的条件是比较好的，平时可以看到浙报的编辑、记者在墙上挂出来的评报意见，浙报内部印发的一些新闻业务资料也会发给我们学习。那时的学习氛围跟现在大学新闻院系的氛围不一样。
我们班一共有40个同学，毕业以后其中24个进入浙报工作。到单位正式报到以后，当时分管人事的副总编辑找我谈话，说组织上安排我到夜班编辑组（后来改为夜编部）工作。夜班编辑组主要是下午和晚上工作，浙报编辑部各个组每天发的稿子都汇总到我们这里，我们负责选稿、编稿、组版，也就是报纸最后的编辑出版环节，经过这个环节，报纸就开印了。
所以我到浙报一开始并不是做记者，而是从编辑开始做起的。最开始，我心里是有想法的。因为我原来想，到报社肯定就是做记者了，做记者可以写稿子，稿子可以在报纸上登出来，可以出个名，有成就感。但是做编辑的话，第一，晚上工作蛮辛苦的，一般要工作到凌晨一两点，每天都这样；第二，编人家的稿子，编好了，获奖了，也没我的份，属于“为他人做嫁衣”。但后来又想，我从插队下乡过来能够在浙报这个省委机关报工作，已经很幸运了，我也非常自豪，所以心就安下来了。
其实我当初是想多了，实际上记者跟编辑很多时候是分不开的。比方说我后来在工交财贸部当主任的时候，就是既做编辑也当记者，即便是社长、总编辑，自己写了稿子署名也是“本报记者”。
现在回想起来，在浙报夜编部工作的6年，对我的锻炼是很大的，比如说把关意识、政治意识、全局意识、统筹意识，还有编辑能力和文字水平，都在那个时候得到了快速提高。在这6年里，我入了党，还被评为省级机关先进工作者。
1986年底，浙报要从经济生活报抽调一部分骨干力量去办《钱江晚报》。为了补充经济生活报的领导力量，我从浙报夜编部副主任岗位调任经济生活报副总编。1992年，经济生活报老总编吕韶羽同志离休，我就接任了总编辑。
1995年底，我调任浙江日报总编辑办公室主任。1997年以后，我的职务变动比较多，做过浙报夜编部主任、财贸部主任、工交财贸部主任。
2001年以后我先后任浙江日报报业集团编委、副总编辑，2015年8月转任浙江省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到2018年12月底，我退出了全部工作岗位。
采访组：请冯老师谈谈从业以来印象最深刻的报道经历。
冯卫民：2005年有一个报道，到现在我的印象还是很深刻。那个时候，全国包括浙江的经济形势都处于一种比较粗放式发展的状态，我们的经济结构迫切需要调整，要转变生产方式，提高发展质量。那时候，时任省委书记提出并多次强调经济发展要“腾笼换鸟”“凤凰涅槃”。
简单地说，“腾笼换鸟”的意思就是要把落后的产能淘汰掉，把先进的产能引进来。当时浙报编委会开了个会，部主任以上干部都参加了，讨论如何宣传好关于“腾笼换鸟”的重要论述。
宣传报道可以有多种形式，比方说可以用典型报道的办法，选一些来自地方或者企业的好典型来进行报道，让别的地方和企业学习；也可以写综述性报道，将观点和具体事例相结合。开会讨论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应该先把“腾笼换鸟”的丰富内涵用评论的形式全面地阐述出来，也许效果会更好。最后编委会决定用“本报编辑部”的署名推出文章，并让我来牵头完成这篇文章。我先起草了一个千字左右的提纲，然后找了三位记者，分成三块让他们分头写。三个人分头写出来的内容难免交叉重复，初稿交给我时，总共有1.5万多字，我后来就把稿子编辑修改到了7000字左右。
这篇文章主要由三大板块组成，第一个板块是“什么叫‘腾笼换鸟’”，第二个是“为什么要‘腾笼换鸟’”，第三个是“怎么‘腾笼换鸟’”。文章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光是小标题就有六个，用了国内外大量实例来印证观点，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可读性。
文章在《浙江日报》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以后，当时的省委宣传部部长把总编和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他跟我们说，《浙江日报》发表的编辑部文章《“腾笼换鸟”促发展》确实好。首先是选题好，敏感地抓住了“腾笼换鸟”这一概念，符合当前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文章整体内容也符合省委的要求。再一点，形式好，吸引眼球，会引起人们的关注。最后，文风也好，不是程式化的，有创意。
中宣部新闻局的《新闻阅评》也对这篇文章做了比较高的评价，认为这篇文章写得生动形象，充满理性色彩，又以事实说话，表现了好的文风，为搞好正面宣传增添了一个新的亮点。
我们后来又陆续推出了数篇编辑部文章。此后，每逢大事要事，《浙江日报》就会发一些重要评论，并把署名改为“之江平”，一直延续到现在。
通过组织撰写这些重要文章，我有一个体会，就是作为党报记者，包括编辑、总编辑，都要去思考所在区域的发展和党委政府的工作重心，并且要有所作为。当时省领导并没有叫我们写这样的文章，我们经过讨论后做出这一尝试，结果证明效果是好的。媒体怎么来服务大局？这就是。
更多精彩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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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刚进报社时，一位老编辑对我说过一句话：当记者最初的三五年是很关键的。我还算争气，当记者的第3年就已经能够独立地承担各种急、难、重的报道任务。又过了几年，我当上了新闻采访组组长，成为部门的主要业务骨干之一。在浙江日报的这一段时光，无论是业务磨练还是人生修炼，对我都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节选自《钱黎明：我的经历让我变成了“多媒体人士”》
1981年入职浙江日报成为一名新闻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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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有一件事情我一直记得。2009 年，我到浙江省对口援建的四川省青川县采访。在浙江大学为当地援建的地震博物馆前，看到一个老太太在捡垃圾，我就坐下来跟她聊天，她说全家就剩她一个人了。告别之时，我把身上带的所有钱都给了她，她拿出一个很破旧很小的本子递给我，要我把名字和单位写下来，我当然没有写。
节选自《叶峰：三十功名尘与土，我心依旧向明月》
叶峰（左二）走家串户听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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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后我自己总结，还是留下一个巨大遗憾，就是直播信号切断太早。事实上，直播信号切断前，技术中心反复确认：真的切断么？在发掘现场，直播技术中心的工作人员看得非常入神，他们可能觉得，这是一次难得一见的现场，最终发掘成果还未可知，信号应该始终保留。而我觉得，作为一次报道，一次信息传播，一次单纯直播，圆满完成了流程，可以结束了。
节选自《王群力：我切换赛道的时候是义无反顾的》
雷峰塔地宫文物发掘现场直播工作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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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做记者的年代，学校毕业工作后，一般都要老师带上几年。那个时候我的领导也是带我的师傅给我出点子：如果你想早点单飞，就到基层去。于是，分配工作后半年不到，我就去了浙江电视台驻金华记者站。在记者站里，我自己找选题、自己独立采访、自己拍、自己剪，确实很锻炼人。
节选自《赵小华：我揭露黑暗面，但我希望引起正面反响》
《黄金时间》获得第五届中国新闻奖电视编排二等奖
绽放的新闻人生
编辑|沈立红 监制|王晓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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