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邓飞
近期韩国政府推动医疗改革，引来大批医生罢工、医学院学生罢课，造成长达两个月的政局动荡。一直以来，香港医生短缺、社会老龄化等问题同样严重，韩国罢工热潮也唤起公众对香港医疗改革的关注。
虽然韩国总统尹锡悦已就不便向国民致歉，但仍然拒绝退让，坚持政府扩大医学生名额是经过严密计算以及同业界充分讨论后得出的结论，是最低限度的规模。尹锡悦之所以大动干戈，进行医改，无非同韩国人口老化和医生短缺有关。
据韩国行政安全部的资料显示，该国65岁以上长者占总人口19%，预计在2025年突破二成，进入“超高龄社会”。另一方面，韩国医生人口比例极低，每1000人只有2.6名医生，若减去传统韩医，就进一步下跌至2.1名，远低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37个国家的3.7人平均值。韩国保健福祉部部长曹圭鸿估算，国家至少需要多1万名医生，才能填补人口高龄化等因素带来的服务空缺。
无独有偶，香港情况与之相近，不单只每1000人只有2.1名医生，就连老龄化问题都比该国严重。本港65岁及以上长者人数大约占总人口20%，到2046年，将会增加至每3人中有1名长者，联合国预测香港于2050年，成为全球人口老化最高的地区。
当然，特区政府并非坐以待毙，当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提升医科生名额。尽管港大及中大学额在过去12年增加四成，达到现时约400个，惟夸张的增幅背后源于以前基数太低，实际上远远未能满足本港未来的需求。举例来说，澳洲每千人对应约3.8个医生，接近OECD平均值。团结香港基金发现，过去50年，澳洲医学院数目由原来的8所，扩充至21所，单单是2018年，澳洲就有超过3800个医科学生。如果按澳洲人口约香港3.5倍计算，香港至少要增加至每年约1000人，才能达到澳洲的水平。
值得庆幸的是，本港医卫界对医疗改革保持开放态度，较难出现韩国医生工潮的翻版。据报，继科大之后、浸大、理大纷纷表示，有兴趣成立医学院，培训更多医生。当局近年也陆续放宽海外医生来港执业的要求，甚至承认内地著名院校提供的医学资格课程。事实上，邻近澳门早已认可内地个别院校的专业资格，令过去20年的澳门医生比例由原来每千人对应1.9人小幅增加至2.9个医生。香港已经略迟，但聊胜于无。笔者撇开输入外地医学培训的人才，粗略估算三间本地大学的医科生名额，连同港大及中大新增的学额，有望于数年后将每年本地医科生数目提升至1000人左右，如果再把中医师纳入计算，有关数字着实令人鼓舞。
由此可见，医生短缺情况有望在未来15至20年内大幅改善，当局要尽早思考本港医疗产业发展，给予日后的医科生更多发展出路，同时有责任协助院校确保课程满足执业需求，提供足够的实习岗位和临床工作经验，以免医科生人数激增影响本港医疗服务的质量和声誉。
除此之外，医疗开支问题亟须各方关注。早前有港大报告指出，自2010年起，香港医疗卫生开支增速远超GDP增长，2023年更高达2倍。研究团队又估计，若然本港GDP继续以过往平均增速2.41%成长，在最坏的情况，医疗开支占GDP的比例可能会由目前7%上调至9%或以上，大概是2020年开支的1.67倍，即3000亿左右，情况堪忧。遗憾的是，自愿医保计划成效不及预期，项目于2019年推出，截至2022年9月30日，即计划推行第四年相关认可产品的保单数目大概有113万张，与原来3年内达成150万的估算相距甚远，几乎可以肯定，政府无法达成计划第10年250万的目标。
笔者认为，若医生薪酬待遇维持不变，政府就要采取更多措施，限制相关医疗开支继续飙升，例如，通过健康筛查及推广做到预防胜于治疗、引入高新科技提升现有医疗资源的使用效率、以扩大减税金额等方式帮助医疗保险市场发展。
总括而言，办法总比困难多，如果医卫界能同政府延续理性探讨、实事求是的气氛，相信长期困扰的医疗难题既能迎刃而解，韩国医生罢工的惨况也不会在港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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