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0岁那年，母亲再婚了。
为了能娶到母亲，这个男人在战场上厮杀了13年，九死一生，他手中滚烫的枪炮曾杀了很多人。
母亲的幸福明明白白的写在脸上，但我却相反。本来就不爱说话的我，话更少了，我用沉默对抗着眼前的一切变故。
继父叫叶云章，记得他到我们家不久，村里来了个戏班子，这是乡村难得的娱乐活动，附近几个村庄的人都赶来看演出，小小的晒谷场，人群挤挤挨挨。
我个子小，站在人群中，眼睛中只有前面大人的后背或者屁股，根本看不到在演什么。
继父二话没说，双手插在我腋下一使劲，把我骑在了他的脖子上，天空一下子就开阔了，戏台一览无余。
继父的脖子很温热，硬硬的头发扎在我的肚皮上，痒痒的。这是我跟继父第一次这么零距离的肌肤相亲，我很别扭，汗水从我额头上冒出来。
我说：“我尿急，想尿尿。”
继父这才把我放了下来。
其实，我一点也没有尿急，我只是想从继父的脖子上下来。我故意走出人群，装作找偏僻的地方去尿尿。
继父每一次示好，都被我巧妙地回避过去了。
“父亲”，是我不愿意想到的词语。对于其他小伙伴，父亲也许意味着爱和保护，对于我，代表的是小老婆的儿子，是被抛弃的拖油瓶。
我虽然才10岁，但我很清楚继父对我好，是因为他爱我的母亲。想想吧，等他们有了自己的孩子，真正的爱情结晶，谁还在乎我。
我是个生来就不值得被爱的小孩。命运可真是不公。
我的亲生父亲叫徐涛，他和母亲的相识，纯属意外，而他们的婚姻，却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局。
我就是那场骗局留下的证据。
1942年，“浙赣战役”全面爆发，日本兵攻入了浙江衢州，常山县沦陷。
日军进乡入村扫荡掠夺，不仅对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进行惨无人性的屠杀，更有不少的妇女被日军残暴奸污。
加上附近土匪趁乱打劫，掳掠年轻女子当压寨夫人，有女儿的家庭犹如惊弓之鸟。
此时母亲18岁，长得文静又秀气，见过她的人没有说不好看的。外公天天为漂亮女儿担惊受怕，打算物色一个男人，将她早早嫁出去。
很快这个男人出现了，他就是我的父亲徐涛。
父亲当时是个老师，一天路过常山县郊外九龙山村时口渴，走进外公家讨水喝。父亲长得相貌堂堂，又谈吐不凡，一下子就引起了外公的好感。
这时，母亲出来给客人添水，外公主动介绍，小女今年已经18岁，还未找到人家，如果有适合的人，希望他帮忙说媒。
看到母亲后，父亲突然变得十分的热情和健谈，说在学校里受领导器重、学生欢迎。
家住城里，还是个老师，这种条件的男子不好找。外公干脆捅破那层纸，说：“你觉得我女儿怎么样？要是不嫌弃，我们把她许配给你吧？”
父亲听后愣了片刻，又激动地站起来，说：“好，太好了，过两天我托媒上门下聘礼。”
两人一拍即合。
兵荒马乱，朝不保夕，外公嫁女心切，女儿的终身大事，就这样草率地决定了。
知道这件事情，母亲哭了整整一个晚上，她早已有自己的心上人。
这个人就是叶云章。他为了能娶到母亲，拿命去赌前程了。
叶云章比不了我的父亲，他是个孤儿，8岁那年失去双亲后，靠替人家放牛、砍柴度日生活。
常山港沿途冲积出一大片河滩，草肥水美，是附近几个村庄放牛娃最大的游乐场。
在放牛娃中，叶云章个头不高，摔跤无人能敌，在河滩里，他先认识了我的舅舅陈山根，后来才认识我的母亲。
见叶云章经常饿肚子，母亲会从家里带点好吃的，偷偷塞给他。看到他狼吞虎咽的样子，母亲又开心又心疼。
这种关爱，如细雨一样，也滋润进叶云章的心田。
叶云章什么也没有，只有一身好力气，一有空就来帮外公家做事，挑水、砍柴、耕地、割稻，什么脏活累活都干得起劲。
他以为这样能得到外公的认可，他想错了。
外公承认叶云章是一个好小伙，但如果把女儿许配给他，家里永远都别想翻身了，得让他趁早死了这份心。
外公家里实在太穷了，房子是前几年打的土坯房，因为缺钱，屋顶铺的还是茅草，一到下雨天，到处漏水。
外公专门去找叶云章谈话，具体说了啥母亲不知道。但此后，叶云章就没有到母亲家义务干活了。
抗战爆发后，村口的《征兵令》一贴上，叶云章就去报名应征了。战乱年代去当兵，有两种结果，要么死，要么立功升官。
枪炮不长眼睛，战死很正常，叶云章决定去当兵，是发誓要立功升官后再回来。
走之前，叶云章把舅舅、母亲都叫到了河滩里，说了自己的想法。舅舅一听，也要跟着去，叶云章让他在家好好呆着，照顾好妹妹。
然后他才对我的母亲说，等他5年，5年后一定回来娶她。
5年时间是叶云章给自己设的期限，如果没有战死，肯定能立功升官，就有了明媒正娶的资本。
叶云章想得很美好，也很简单。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过，自己会走得那么远。
刚开始，叶云章一直给舅舅写信，告诉他部队驻扎在哪里，干了些什么事情。
但是，从1942年以后，叶云章仿佛是断了线的风筝，没有了任何音讯，舅舅给他写了好多信都没有回复。
舅舅忧虑重重，说云章怎么还不回信？
母亲也心急如焚，一次次问舅舅：“云章会不会已经死了？”
那时候父母之令大于天，无奈之下，母亲出嫁了，父亲比她大15岁。
结婚没几天，母亲就哭哭啼啼地回到了娘家，大声责问外公：“你们为什么把我嫁给人当小老婆？”
外公一听，呆住了。
原来，我的父亲不仅有家室，还有一儿一女。他看外公急于嫁女，有意隐瞒了这一切。
一家人正气愤不已的时候，父亲提了两包干桂圆来了，一迭声给外公陪不是，指天发誓说以后一定会对母亲好的。
眼看生米煮成熟饭，那个年代男人多妻多妾也是十分普遍，外公也只好哑巴吃黄连，接受这个现实。
父亲在城里另外找了一处房子安顿母亲，游走在一妻一妾之间。
母亲的不开心，我从记事起就清楚，心情不好时，她还会打我几下发泄发泄。
现在不一样了，有了继父的宠爱，母亲看起来容光焕发，更年轻漂亮了。
村里人都说母亲一眼看上去还像个大姑娘，哪像个10岁孩子的妈。说来说去，还是我多余。
县里区里的领导找上门来，让继父去当干部，继父不肯，说自己没文化，怕做不好工作，还是种地实在。
后来我才知道，其实他是不想和母亲再分开，这是他劫后余生唯一能把握住的。
继父一直在家务农，家中里里外外的活都一个人抢着干，根本不让母亲插手。
在田地里干活，难免会遇到蛇，特别是炎热的夏日，田间地头经常有蛇出没，一般农村孩子都不怎么害怕，用石块或者竹杆就能把蛇打死，挑着玩耍。
但奇怪的是每次继父看到蛇，都会全身瑟瑟发抖，表情十分恐惧。
我不明白一个大男人，还上过战场，为什么会这样胆小，心里多少有些看不起他。
我的父亲虽然撒谎骗了母亲，但能写会算，还当过警察局总务科科员。
那时母亲结婚后不久，在德清县警察局当局长的远方亲戚看舅舅为人忠厚老实，就把他招到身边去当巡警。
母亲也极力推荐父亲去警察局，说和舅舅相互之间有个照应，其实母亲是想去一个陌生的城市重新开始，改变丈夫在两个家游走的困境。
父亲很会社交，警察局长满口答应，于是把父亲也安排进了警察局总务科，比舅舅的巡警还要体面。
能当上警察，在别人看来是一件耀武扬威的事情，可舅舅一点儿也不喜欢。当时很多警察本身就是地痞流氓，披上那身制服，反而更加肆无忌惮地欺行霸市。
父亲也很快就学会颐指气使，一副小人得志的神情，很让舅舅不喜欢，他开始更加惦记好兄弟叶云章的死活。
舅舅每次写信回老家，都要问问有没有叶云章的消息。兄妹俩只要一说起叶云章，母亲就很自责，总觉得是自己害了叶云章。
日子一天天过去，直到我出生，叶云章也没有一点消息。
难道他真的已经战死沙场了？
1945年年初，日寇还不甘心失败，增兵浙东。新四军苏浙军区成立，国民党也调兵浙西，国、共、日伪相互较量的大战在德清拉开了。
人心惶惶，四处避难。
父亲生性胆小，决定带着母亲和我离开德清，回到战事稍微平缓的常山。叫舅舅一起回去，舅舅说：“你们回去吧，我不回，我要参加新四军。”
我们回到常山时，外公一看舅舅没回，连忙问是怎么回事，这才知道他去当兵了 ，两个老人一听就哭了起来，说对不起自己的哥哥。
原来舅舅不是外公亲生的，是外公的亲侄子。舅舅的父亲去世后，母亲也远走他乡。
也正因为这层关系，舅舅和叶云章有着同病相怜的感情，两人关系胜似亲兄弟。
看外公外婆哭得这么伤心，母亲抱着我也哭了。
两个最关心她的男人，现在都上了战场，不知生死。
我的父亲回到常山后通过关系，在银行找到了一份差事。天天跟钱打交道，他心里就乱了。
一年后，父亲被抓了起来，他见钱眼开，把银行的钱偷偷地装进口袋，供自己吃喝玩乐。
母亲收拾起几件换洗衣服带着我回到娘家，一连住了好几天，一点没有回县城的意思，外公外婆一问才知道事情的原委。
两位老人急得上火，东挪西借，砸锅卖铁，终于凑足14担稻谷换成钱，还陪着老脸托熟人，才把我父亲从局子里赎出来。
那天，父亲来接我们回县城，母亲坐在床沿纳鞋底，装作没有看见他。外公主动把我们的东西收拾整齐，说：“你们回去吧。”
嫁出去的女儿就是泼出去的水，不能在娘家长住，会被邻居们嚼舌头。
“爸，你是把我往火坑里推。”这句话在我母亲心里憋了好几年，这回，她哭着脱口而出。
见母亲哭，我也跟着哭。外公那时虽然后悔，但也回天无力。
回了城，我母亲不再让父亲进屋，让他回大老婆那里，她带着我，靠给旅社洗被单和纳鞋底维持生活。
我们母子俩的生活虽然艰难，但也很开心，我每天在繁华热闹的街道上疯跑，偶尔会好奇地问起母亲，父亲怎么不和我们一起住？
母亲说，我们不是父亲唯一的家，我也不是父亲唯一的儿子。
我太小，听得半白不明，以为父亲就是可有可无的一个人。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5月就颁布了新的《婚姻法》，明确规定废除封建婚姻制度，实现男女婚姻自由、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的合法利益，实行一夫一妻制。
我母亲得到消息，第一时间就申请跟父亲办了离婚手续。当时妇女会很厉害，只要女方提出离婚，男方不敢不允许。
母亲成了我们那第一个离婚的女人。她一身轻松，不愿意呆在城里，带着我回到了外公家。
之前跟着母亲回娘家住几天，觉得很新鲜。现在，天天呆在这里，新鲜变成了熟悉，又从熟悉变成了疏离。
刚开始，隔壁的几个小孩会跟我一起玩，后来就不跟我玩了。我凑近他们，他们就换地方玩。
农村不比城里，我这个小老婆生的、离婚女人带的孩子，都和小伙伴们格格不入。
母亲根本就没有空管我。她以前读过几年书，知道新社会肯定很需要有文化的人，就报考了高中。
没想到，还真的被录取了，成了常山一中里岁数最大的学生。我们母子俩一个是高中生，一个是小学生。
母亲高中毕业后，在乡镇中学做了一段时间老师。不久，村里需要一名会计，挑来挑去，还是觉得我母亲最合适，一再希望她回去。
就这样，母亲放弃了教职回到了村子里，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
我常常去当年舅舅放牛的河滩，独自一人坐在草地上，无聊地拔起一根又一根的草，右边的草拔完了，又去拔左边的。
我一个人玩，越来越不喜欢说话，母亲问我一句，我就回答一句。遇上母亲心情不好，打我几下我也不吱声。
那段时间，家里说得最多的人就是舅舅，但舅舅一直没有消息。
左顾右盼，家里终于收到了一封信，拆开来一看，真的是舅舅写来的。
他在信中告诉家里人，他现在是中国人民解放军20军58师174团3营8连的一名排长，驻扎在江苏镇江整训，是解放台湾的战略预备队。
解放军，排长，要去解放台湾，那时候，只要跟其中一样扯上关系，就是无上的光荣。
一家人欢欣鼓舞，特别是我外公外婆，走在外面，一直哈着的腰也直了起来，虽然不识字，但经常把信拿出来摸一摸。
此后，舅舅经常给家里寄钱寄东西，家里的生活条件明显好多了。
舅舅还邀请我们去部队探亲，一家子可高兴坏了。那时我已经7岁了，逢人就炫耀，虽然我对他毫无印象和记忆，他参军的那年我还小。
母亲去乡里开好了证明，打算在这年的十月初就带全家人去镇江看舅舅。
不料，舅舅的信又来了，他在信中说，部队最近有新的任务，叫我们暂时不要去了。
那时候我还不太懂事，经常缠着母亲问：“我们什么时候去看舅舅？”
母亲说：“等抗美援朝胜利了。”
1951年的正月，家里还在招待来拜年的亲戚。这时，突然来了四五个陌生人，外公把他们往屋子里请。
他们自我介绍说是溪口区的干部。坐了一会儿，干部们站了起来，说，1950年11月29日，陈山根同志在参加长津湖战斗中牺牲了。
几个干部留下了600斤大米，以及舅舅生前的一张照片和几份立功证书等遗物，跟外公握了一下手后就告辞了。
刹那间，悲痛的哭声驱散了正月里的喜气。
舅舅牺牲后，外公外婆的精神支柱就彻底倒塌了。他们本来想依靠的一儿一女，一个死了，一个离婚，我母亲还带着我这么一个拖油瓶。
一家人活成了村里的笑柄。
外公病情一直没有好转，到1953年春天，田野里的油菜花开得最黄灿的时候，外公的生命快走到尽头了。
外公的神情开始恍惚，一会儿说：“山根，你回来了，快让日花给你下一碗面条吃。”一会儿说：“日花，我对不起你，不该把你嫁给徐涛。”
在我们老家，长辈临终时，儿女要上床让长辈靠怀里，寓意有靠山，走的时候心里踏实，不会害怕。
我母亲把外公搂在怀里，俯下头说：“爸爸，我没有怪你，你安心去吧，山根会天天陪着你。”
“云章可能没有死。”外公吐出这几个字后，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叶云章没有死？
母亲整个人都僵住了。
我那时10岁，正是懵懂的年纪，母亲失神的表情，我都看在了眼里。
外公的后事刚结束，她就去了鱼溪口村，打探消息。
叶云章确实还活着。村里有知情的人说，他现在就驻扎在广东湛江。
母亲回来后，沉默了很久。晚上，在灯光下，母亲坐在书桌前，摊开信纸，刚写了两行，又把纸搓揉成一团，扔了出去。
是呀，人家现在是战功赫赫的军人，自己只是个离了婚的女人，还带着一个儿子。有什么颜面给他写信呢？
母亲打消了寻找叶云章的念头。
可是没多久，外婆正在门口晒衣服，远处走来一位穿军装的男子。
外婆看了他一眼，又揉了一下眼睛，大声地叫起来：“是云章吗，真的是云章，日花，云章回来了。”
当时，我母亲在灶间炒菜，听到“云章回来了”这几个字，她没有马上跑出来。
而是认真把那碗咸菜炒好，用水涮了锅，又抿了抿头发，才不紧不慢地走到门口，笑着说：“云章，你回来了？进屋喝口水吧。”
此时，他们已经分别整整13年。
叶云章没有进屋喝水，他绕着我们的房子走了一圈。这座土坯房，比他当兵时更加破旧了。
他一直记得当年外公单独找到他说的话：“你要娶日花，可以，我家那房子，你拿得出钱整修吗？”
当时他没有钱，现在有了。
叶云章退伍回村那天，就有村民告诉他，我的母亲去村里打听过他。他一听，赶紧仰头看天，怕自己掉眼泪被别人看到。
很快，我们家来了许多的泥匠木匠，叶云章拿出多年的积蓄还有退伍安置费共600多元，开始帮我们整修房子。
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
就这样叶云章成了我的继父，虽然他没有骑着高头大马来娶我母亲，但我母亲很知足，脸上终于有了笑容。
继父是入赘到我们家的，在农村，是很被人看不起的。但他根本不在乎，对母亲好，对外婆好，对我也好。
农村人又很喜欢扎堆说闲话，见我就说没爸的孩子最可怜，以后继父要是有了他的亲生子女后，肯定不会待见我。
这一来，我在小伙伴跟前更加抬不起头，对继父的感情更加复杂。
直到1960年，家里突然住进了一个排的解放军战士，我才对继父才有了新的了解。
当时相邻江山市驻有解放军战士，部队里搞养殖，缺少饲料，这些战士驻进我们村，每天从常山港里打捞水草，等晒干后运回部队喂猪。
知道我们家舅舅是抗美援朝烈士，继父是退伍老兵，就住到我们家了。我们家房子在继父整修后有了一层阁楼，一个排的战士打打地铺绰绰有余。
战士们个个精神焕发，军容整齐，令我十分羡慕。
那年，继父种了好几亩的西瓜，那天，我跟他一起摘了几个拿回来给犒劳战士们。切开西瓜，籽黑瓢红，汁水四溢。
战士们却摇摇头不肯吃——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继父来了一个立正，说：“我是1947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老兵，听我命令，全体吃西瓜。”
“服从命令，吃西瓜。”带队的排长这才对战士们下令。
解放军战士对继父的尊重，惊到了我，一下让我对继父刮目相看。
在我的追问下，继父这才跟我说起他战场上噩梦般的13年。
继父最先参加的是原国民革命军新编第22师，那是一支响当当的部队。
他失去联系的时候，正是作为10万远征军中的一分子，进入了缅甸。虽然他写了很多信，但都寄不出来。
刚入缅甸，新编22师表现出色，不仅成功协助第200师从同古突围，还迟滞了日军的北进步伐。后因盟军配合不力，导致陷入了日军重重包围，不得不败退野人山。
那是一场震惊世界的“死亡大撤退”，暗无天日的热带原始雨林里，蚂蚁成群，蚂蝗吸血，半个月不到，部队霍乱疟疾横行。死亡无处不在，一路上尸横遍野。
继父无数次和死神擦肩而过，在饿得头昏眼花时，脑海中浮现出的，全是之前在常山河滩上，母亲递给他的一口干粮。
继父有个战友，姓刘，四川成都人，很会讲笑话，大家都喜欢跟他在一起。进入野人山时，继父和他经常相互帮对方打气。
一天，大家在树林里休息，等醒来时，大家发现刘战士不见了，继父到处找都没有人，不知道是掉队了，还是死了。
后来看到一条巨大的蟒蛇，战友们用机枪扫射，将蟒蛇打死，见它肚子鼓鼓胀胀的，就用刀子剖开，没看到人，但从它肚子里找到了刘战友冲锋枪的枪杆子。
有人说刘战友是被蟒蛇吃掉的，继父半信半疑，但继父此后再也没有找到他，可以肯定的是，他死在了那片丛林里。
继父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表情恐怖如看到真的大蟒蛇。
我这才明白，继父为什么那么害怕看到田里的小蛇了。
翻过野人山，继父抵达了印度利多，被编入驻印军训练。直到1944年12月，继父才随驻印军反攻回到了中国。
他第一时间给舅舅写了信，此时舅舅、母亲都在德清县。
左等右盼，继父终于收到了回信，是外公委托村里的先生写来的。
才读了半页纸，继父的手就瑟瑟发抖。自己用命赌的女人不仅嫁给别人了，还有了孩子。
那段时间，继父像是被抽去了魂魄。立功升官又能怎样？一切都没有意义了。
继父当时就想回家，可是他的家又在哪里？
此时，内战爆发了。
继父的军装脱不了了，跟着部队到了东北。不久，在一个叫红花甸子的地方，继父和十多名战友被俘了。
他早就听说解放军优待俘虏，只要想回家，不仅给开证明还发路费。被俘后继父一身轻松，等着回家。
偏偏有一位解放军的营长，对他们说：“你们新22师，是王牌部队，打仗还是很厉害的，你们当中，谁是炮兵？”
大家齐刷刷都转头看向了他。这下完了，继父脑子“嗡”地一声。
新22师装备精良，尤其是火炮杀伤力强大，历次交战中，对解放军造成很大伤亡，他以为解放军要找他算账，枪毙他。
营长指着他说：“来，加入我们解放军，我们正缺炮手呢。”
就这样，继父成了东北野战军步兵123部炮兵营的一名战士，原来你死我活的对手，转眼之间变成了并肩作战的战友，角色转换也太快了。
这之后，继父多次立功。这些立功证书奖章，他看过一眼就藏起来了，死在他炮口下的，都是他曾经的袍泽，有的还曾一起翻越过野人山。
继父不善言辞，但他在战场上一定表现很优秀，不然怎么可能在13年的枪林弹雨中活下来。
那群解放军在我们家住了一个多月，离开时排长对我说：“你应该去当兵，你继父、你舅舅都是好兵。”
我第一次有了奋斗的目标。
一年后，我高中毕业，年满18，部队来征兵，我体检合格，一家人都非常激动。
但政审时，被刷了下来，原因是我父亲成分不好。
可我的继父是立过战功的退伍军人，舅舅是抗美援朝的烈士，这还不够格吗？
继父带我去申诉，我母亲还写了保证书，但都没用。
我把自己在房间里关了几天。
我越想越生气，就推开门往外走，我决定去找父亲，想当面责问他为什么要把我害得这么苦。
父亲徐涛解放后就一直没有正当职业，东游西荡的。有一年，福建民间杂技团来常山演出，他能说会道，很快就跟团长搭上关系，进了杂技团工作，还当上了总务科长，过得十分滋润。
接着，三反五反运动开始了，父亲觉得自己的历史问题说不清，连夜从福建逃回了常山。老家也不是他的避风港，由于他在国民党警察局里干过，又贪污过银行里的钱，娶过大小老婆，被划为地主成分。
我母亲知道这件事后，不无担忧地说，当初父亲要是去参加新四军就好了，万一战死了也光荣。现在不光害了他自己，恐怕还会害了我。
没想到，母亲一语中的，我心里又恨又气。
我刚走到半路上，继父却把我拉了回来，劝我说：“他是你亲爸，给了你命。”
其实那时候，我父亲也过得很狼狈，自己没有工作，两年前，妻子也生病去世了，就入赘在乡下的一户人家。这个女人的丈夫也是前几天去世的，还带着一个上学的儿子。
我父亲不会干农活，靠在集市上给人补雨靴维持生活。
很快，十年活动开始了
我母亲受到父亲的牵连，被拉到公社批斗。母亲恳求说：“我跟他早就离婚划清了界限，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他们说：“你们的界限划不清，你们还生了个儿子，要不把你儿子带来接受教育吧。”
母亲脸都吓绿了，怎么舍得我受委屈？就不敢申诉了，由着自己默默地承受。
那天，批斗会进行到一半时，继父突然出现在了批斗会现场。那时才10月份，天气一点都不冷，但他穿着厚厚的棉衣。
继父作了最坏的打算，万一要捆绑他殴打他，有了这身棉衣，至少皮肉会少吃点苦头。
继父走上了台，大声地说：“你们不要批她，来批我吧，现在我是她丈夫。”
继父的右边的胸口上佩戴着那枚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司令部颁发给他的立功奖章，他往上挺了挺胸膛。
继父是立过战功的退伍老兵，大家都知道。场面有点尴尬，那群人骂骂咧咧地走掉了。
继父不仅让母亲免于羞辱，也让我看到了一个男人的担当。我更加佩服继父了。
那时我还年轻，不懂这些，只是更加怨恨自己的父亲，怨恨这一切的悲剧都是父亲造成的，他才是罪恶的源头。
我希望永远都不要再见父亲，没想到，他却惦记着我。
1982年的一天，我突然收到了法院的一张传票，当时把我吓得脸都绿了。
打开仔细一看，原告竟然是我父亲大人徐涛，说我不赡养他。
这次被父亲告上法庭的一共3人，大老婆的儿子，我，还有一个是现在妻子的儿子。
他从来没有抚养过我，等年纪大了之后却要我来赡养，想想都生气。
最后法庭宣判，大老婆的儿子每年支付30元的抚养费，我每年支付5元，他现在妻子的儿子不用给钱，负责照顾他的生活起居。
继父知道这件事情，避开母亲对我说：“你现在有了正式的工作，每个月有稳定的收入，看在他生你的份上，多给一些吧。”
我就给他80元，每年都增加一些。
父亲生性就是这样贪图享乐的人，到了晚年，还经常出去去跟人打麻将，直到病重躺在床上动不了才作罢。
1997年秋日，我陪同局领导去父亲所在的村庄联系村通电话业务。有认识的村民告诉我说，他病得很重。
我走进了父亲的房间，里面十分昏暗，等眼睛适应后，我才看到他平平地躺在床上，虽然身上盖着被子，但看上去薄薄的一层。
父亲说：“你来了。”
我突然看到，两滴泪水从父亲紧闭的眼角里淌下来，滑进了花白的头发里。
我起身往外走，心里有说不出来的难受。第二天就有人来报丧，说我父亲去世了。
母亲听后，沉默了一会儿说：“也算解脱了。”
母亲的反应是我意料中的，她的心早已完全属于继父了。
农村人传宗接代的传统观念十分强烈，无子无女，常被人看不起。母亲几次提议要给继父生一个孩子，不管男孩还是女孩。
但继父坚持不生孩子，每次都笑笑说：“生什么，负担不起，我已经有一个儿子了。”
直到我为人父，才明白继父的心，他是真的害怕有了自己的孩子后，会对我疏离，不如彻底斩断这念头。
要不是继父，不会有我的今天。
我当兵没去成闲在家务农，邮政局在乡村搞通讯建设，继父去做临时工，帮着树电话杆拉线路，他干活很舍得花力气，深得尊重。
继父看这个工作不错，就让我去顶他。我当时进去的第一想法，就是不能给继父丢脸。
我因为做临时工表现好，被邮政局转为正式工作人员，成了一名乡村邮递员。
当邮递员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学习骑自行车。那时候的农村，很少有自行车，要骑着它风驰电掣，我心里没底。继父说：“我来帮你。”
继父陪着我在晒谷场上学骑自行车。我害怕摔跤，身体又僵硬，要不是继父满头大汗地跟在车子边上一路扶着，我早就摔得鼻青脸肿了。
那时，我和继父的感情已经很深了。
以后村里在演戏放电影，父子俩一起去看时，想到继父第一次驮着我的经历，就觉得好笑。
也想让父亲再驮一次，可我比以前长高长重了，继父可能都驮不动了。
我成为邮递员不久，继父笑着问我：“学自行车难不难？”
我回答：“不难。”
“好，我也要学。”继父立即接口道。哈哈，继父是给我下套。
当初的情形调了个个，开始我帮助继父学车了。
“你的身子要坐直，两手扶正车把就行。”
“挺住车把，眼睛看着前方。”
“用脚踩踏脚板。”
这些当初继父对我说的话，我又全部还了回去，现在想想都觉得十分好笑。
继父也跟我一样，能够骑着自行车奔驰在乡村道路上了。
后来我才明白，继父执意要学会骑自行车，是看我辛苦，为了减轻我的负担，空闲时可以帮我送一下邮件。
继父年纪越来越大，腿脚也僵硬了，骑自行车我真的不放心，万一摔了怎么办？
一天，趁我不注意，继父又骑车去帮我送邮件。我黑着一张脸在门口等他，决定好好说他一下。
他回来时，一看形势不对，就绕到厨房里去帮我母亲烧火。我不依不饶地又走进去，继父率先在我母亲面前叫屈:“你看，哪有儿子这样待老子的？”
母亲说:“他是为你好。”三个人都绷不住了，哈哈大笑起来。
1984年夏日里的一天，我被单位派去省城杭州开会。一个基层普通职工到省里开会，在继父眼里，是无上的荣耀。
继父比我还高兴，非得把我送到汽车站。车开动时，他还站在阳光下目送。那时候的公路铺的是砂石，车轮一过，尘土飞扬，继父的身影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
不知为何，当时我的眼眶里竟然流出了泪水。
傍晚的时候，我刚住进省邮电局的招待所放下行李，就来了电话，是我的单位打来的，说我继父出意外了。
出意外？什么意外？
我一刻也不敢停顿，立即购买了火车票往回赶。
赶到家时，已经是第二天中午，门口聚着很多亲友和邻居。我扒开他们往里冲，继父躺在堂间，脸上蒙着黄纸。我要看看继父，母亲哭着不让，我执意要。
揭开黄纸，我全身疼痛，几乎喘不过气来，继父的脸血肉模糊。
那天，我去杭州之后，继父知道我要在那里好几天，怕一些邮件被耽误，背着我母亲又骑着自行车帮我送邮件。
经过一座桥时，为避行人，连人带车摔到了桥下，当时就没有了呼吸。
这一年，继父才70岁。他静静躺在正堂间，这个他亲手撑起的家。
夜里需要守灵，一般都由儿孙辈来守，母亲一直陪着我守。她什么话也不说，一次次地往炭盆里烧黄纸，几次烧到手指都浑然不觉，等感觉到疼痛，才抽回手。
母亲的神情，比哭还痛。我真希望母亲能哭，但她没有。
我想起10岁那年，第一次见到继父，他没有说话，围着房子走了好几圈。
房子虽然很破，但那是他认定了要守护的家。
我一直觉得，这个故事最动人的地方在于拯救。
一个被战争伤害得伤痕累累的老兵，回到家乡后，用了一辈子的时间，去拯救一个被战争摧残的家庭。
但仔细想一想，被拯救的不止是这个家庭，还有老兵自己。
战争曾让老兵失去了一切，最好的兄弟，最爱的女人。虽然他活下来了，但他的心也是孤独灰暗的。
那破屋里沉默、弱小的男孩，像极了幼时孤独的他。
守护男孩，让男孩拥有唯一的父爱，何尝不是他后半生的自我救赎。
事件时间：1940—2014
作者：马瘦骨 口述：徐燮潭
编辑：霞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