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江苏南通一母亲为了争夺三套价值600万的房产，将亲生女儿强行送进“疯人院”半年之久。
入院后，走投无路的女儿写下一封求救信，哀求道：“我是一个正常人，求你们救救我，让我尽早出院。”
事件被曝光后，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要求“放人”的声音四起，甚至惊动了人大、政法委等多个部门。
然而，当事母亲却坚称，“我女儿就是精神分裂症，从表面是看不出来的。”
那么，真相究竟是什么？母女二人后来又何去何从？
来自疯人院的求救
2010年，一封来自精神病院的求助信，在社会上引起了一阵轰动。
这封信出自朱金红之手，当时，她正在江苏省南通市第四人民医院接受所谓的精神病治疗。在信中，她表示，住院期间，她每天都要服用超过两种的精神类药物，如果不吃，就会被十几个工作者绑起来，接受电针治疗，并强行喂药。
由于反抗，她的药量也被加大，比如，奥氮平从最初的一粒逐渐增加到3粒。这种药物主要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其中含有大量的镇定类成分。
在精神病院接受治疗，病情严重了，就加大药量，这一切看上去都很合乎常理。
可问题是，朱金红坚称自己压根就没有病，是遭人绑架，被强行送到医院的。入院当天她连主治医生是谁，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她认为这严重违反了正常的就医流程。
到这里，可能又会有人说，精神病都说自己没有病。
这正是大多数人的正常思维模式，而这也恰恰从侧面证明了一个问题，就是一旦被贴上精神病标签，就很难甩掉；一旦进入精神病院，就很难再出来。
身在精神病院的朱金红，所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棘手的问题，如果反抗，就会换来强制性的治疗。如果顺从，就得配合治疗，乖乖吃药，吃得浑身酥软无力，精神上更备受煎熬。
所以，她在信里写道：“我郑重请求卫生局领导救救我，让我尽早出院。”
除了求救信，朱金红还拟写了一份遗嘱，里面提到，如果她在精神病院遭遇不测的话，名下的三套房产就捐给当地慈善机构，用以资助困难人群。
“强行送医”和“三套房产”放在一起，很难让人不怀疑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
可到底是谁为了得到房产，将朱金红绑到“疯人院”的？那封求救信中，似乎也给出了答案，正是朱金红的亲生母亲唐美兰。
母女反目的祸根
朱金红是朱家中最小的女儿，也可以说是最有出息的一个孩子，毕业于南京大学的经贸日语系，并在2000年又前往日本发展，赚了不少钱。
毕竟是出身经贸类专业，她自然十分懂得理财。当年，手里握着大把资金的她，瞅准了房地产的发展势态，先后在北京、上海以及南通地区购置了房产。
但由于人远在国外，朱金红便将房子交由母亲唐美兰代为打理。但让她没想到的是，房子后来竟成了母女二人反目成仇的祸根，也成了其入住“疯人院”的通行卡。
按照朱金红的说法，母亲唐美兰性格十分强势和偏执，自己不管做什么，都得顺着她的心意来。
直到2007年，朱金红在日本接到了几通南通邻居打来的电话，他们抱怨道，唐美兰把房子租给了一些不务正业的租客，严重影响了附近居民的日常生活。
得知此事后，她立刻打电话给母亲，责备之余，没控制住还说了句气话：“如果你再胡乱出租，我就把房产交给其他人打理了。”
此话一出，唐美兰认为女儿忤逆了自己，顿时火冒三丈，和朱金红吵了起来。最终，两人不欢而散。
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唐美兰开始对外宣称“朱金红有精神病”的消息，并且姐姐朱凤和朱慧等人也加入其中，一起帮忙宣传。
那时，朱金红的同学、朋友等人，经常莫名其妙接到电话，被告知这件事情。
得知母亲的所作所为后，朱金红非常委屈和失望。于是，2008年9月底，她匆匆回国，在瞒着唐美兰的情况下，赶去上海和南通两地，终止了和租客的租赁关系。
为了避免和母亲再起纷争，她做完这些后，没有回老家，直到12月才回南通，并住在了北郭新村。
可纸包不住火，唐美兰这边很快就知道了，立马带着大女儿、女婿等人上门寻人。
但他们的架势不像是找人，而像是“绑架”，以至于还惊动了警察。但唐美兰没在怕的，理直气壮地说：“这是我女儿，她有病，我得送她去医院看病。”
后来，还是经过警察的多次调解，加之同学的帮助，朱金红才得以逃脱。
而在2009年5月，这样的戏码在北京又上演了一次。再次逃脱的朱金红，被逼无奈，只能于8月再次飞往日本。
朱金红称自己回到日本后，由于受经济危机的影响，失去了经济来源。所以，2010年3月，她又回到了国内，并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母亲唐美兰。
因为她觉得，时间和亲情早已将母女之间的不愉快冲散了。
但她万万没有想到，3月5日，母亲便带人再次将其“绑架”。随后，又不顾她的反抗，把她强行送到了精神斌院。
各执一词
入院后，朱金红在里面度日如年，多次向同学和朋友求救，委托他们联系了一个代理律师，以寻求法律援助。
随着求救信和遗嘱的公开，很多人心疼朱金红的同时，也在谴责唐美兰太过自私和狠毒。
然而，面对公众的谩骂，唐美兰却另有说法。
她说：“我女儿患的是精神分裂症，单从表面上看，根本看不出来。”据她所说，朱金红有4年的精神病史。
在去日本前，她在国内有过一段婚姻，因男方婚内出轨才离的婚。后于2000年，同第二任丈夫井上诚结婚，并定居在了日本。
日本多是男主外，女主内，在这种生活方式下，成为居家主妇的朱金红，很少有机会与外界接触，加之上一段婚姻失败的刺激，她慢慢出现了失眠、焦虑等症状。
直到2006年8月，随丈夫在东莞工作的朱金红，遭遇了一次抢劫。由于惊吓过度，她的精神状况日趋严重，并伴随被害妄想症，经常怀疑丈夫有外遇，想要毒害她。
2007年3月，她独自回到了南通。这之后，唐美兰和大女儿多次陪同她前往南通第四人民医院就诊。
经过家人的悉心照顾、配合药物治疗，朱金红的病情才得以好转。2008年8月，她回到日本生活。
但因为没有坚持持续服药，精神分裂症又复发了，且更加严重，认为丈夫想要谋财害命，于是，选择与其离了婚。
12月底回到南通后，朱金红怀疑母亲和姐姐等人，也想谋害她，搬到了北郭新村。接着，就发生了朱金红所说的第一次“绑架”。
但唐美兰解释说，“我这么做，完全是出于一个母亲对女儿的担心，我害怕她出意外。”一边说，一边抹泪。
可事实真的如此吗？唐美兰对朱金红做的一切，都单纯是因为“母爱”二字吗？
另有所图
首先，整个事件的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朱金红到底有没有精神病？
唐美兰坚持说自己的女儿有长达4年的精神病史，而当事医院也多次公开表示，根据院方的诊断，朱金红确实为精神病。
至于医院的是如何判定的，我们就不去深究了。但唐美兰完全是空口白话，她几乎没有论据可以证明朱金红有病。
除了那张其女婿靠职务之便，偷盖公章，出具的假患病证明。事后，这个女婿还被踢出了警察队伍。
相反，证明朱金红是个正常人的论据，却十分充足。
朱金红的好友杨云（化名）表示，“金红的精神状况，包括思维能力绝对是没有问题的，从求学、工作到出国，她一直是我们的榜样。”
2007年底，唐美兰曾找到杨云，告诉其朱金红有精神病。但杨云并不相信，为此，她和朱金红还一起去医院做了检查，结果显示二人均正常。
并且，朱金红的代理律师，在与之打过交道后，也同样坚信她没有患病，“她的谈吐气质，以及遇事的处理能力和冷静程度，甚至还高于我。”
另外，朱金红的大伯朱颂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泣不成声：“我身体不好，帮不上金红的忙，求求你们，救救她吧。”
更重要的是，入院3个月后，朱金红曾在律师、唐美兰等人的陪同下，在苏州进行了一次司法鉴定，结果证明她思路清晰、精神正常。
可唐美兰为何还要把女儿送进精神病院呢？自然不是因为母爱，而是另有所图。
就在朱金红入院的第二天，也就是3月9日，唐美兰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认定“朱金红没有民事行为能力”，以此获得其名下的财产。
之后，她又以出院为条件，要求朱金红交出身份证、护照以及存折等物品。
再后来，在社会要求“放人”的声音越来越大后，医院认为朱金红已经符合出院标准，但唐美兰却迟迟不去接人。
这里需要说明下，按照当时的行业规范来说，病人是谁送的，就必须由谁接走。借此，唐美兰提出，只要女儿签了财产转让书，她就来接人。
就这样，朱金红只能继续带在医院里。直到6个月后，9月14日，唐美兰迫于强大的舆论压力，才将其接出医院。
但对朱金红来说，她依旧没有获得自由，因为母亲把她软禁在了家中，不准她和外界有任何联系，甚至去洗手间，都要跟她一起。
好在最终，她趁着唐美兰睡着的时候，逃了出来。彼时，重获自由的她，脸上尽是笑意。
在好友的帮助下，她补办了证件，头也不回地踏上了日本的飞机。
2014年6月，法院宣布了终审判决，驳回了唐美兰提交的“朱金红无民事行为能力”的申请。
期间，为了规范精神卫生工作、维护患者的正当权益，我国通过并施行了《精神卫生法》。
结语
母爱从来不是打着为子女好的名义而另有所图的工具，也不是为了一己之私而禁锢子女的枷锁。
唐美兰这样做，不仅亵渎了母爱，还斩断了她与朱金红的母女之情。日后，不知她是否会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