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12月25日,上海杨树浦黄浦码头,汽笛长鸣,法国邮船公司的“盎特莱蓬”号缓缓离岸,人们挥手作别。第二天的《时报》刊发了这样的新闻稿:

昨日(25日)法国邮船公司‘央脱来蓬’(Andre Le Bon)船,于下午一时在杨树浦码头起碇,乘斯船出发之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有30余人,均乘四等舱位(舱在船头下层),内有湖南女生葛健豪、蔡畅、向警予、李志新、熊季光、肖叔良六人系乘三等舱位。赴埠送行有聂云台君及留法俭学会沈仲俊君、各界联合会刘清扬女士、寰球中国学生会吴敏于君等数十人。

这不是中国第一批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去者也非知名人物,之所以成为一个新闻热点,是因为54岁的小脚母亲葛健豪率领儿子蔡和森、女儿蔡畅两代人留法勤工俭学。新闻稿中所说的聂云台是曾国藩的外孙聂缉槼的儿子(时任上海恒丰纱厂经理),和葛健豪是同乡。葛健豪率子女到了上海,一时生活无着,就向有点亲戚关系的聂云台借钱。聂缉槼对葛健豪率一儿一女赴法留学深为赞许,当即借了600块。

背景资料:这艘船上的年轻人还有:陈延年、陈乔年兄弟(陈独秀的两个儿子),熊雄,还有画家林风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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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健豪

葛健豪1865年8月17日出生于湖南省双峰县荷叶镇(今属双峰县)的一家望族中。其父葛葆吾曾是湘军参将,后升任盐运使、按察使,1868年在讨伐捻军中战死。葛健豪与兄长葛望钦在母亲陈氏的抚养下长大。

葛健豪出生的葛氏家族与曾国藩所在的曾氏家族有姻亲,在孩提时代,葛健豪常去曾国藩家的“富厚堂”。那是一栋三层高的藏书楼,这里既有“经史子集”,也有小说、星象占卜之类的读物。她当时还不识字,但对书本已经有了强烈的好奇。藏书楼看门人以“小孩子不识字”为由将葛健豪和其他孩子拒之门外,葛健豪就带领小朋友们绕到后院,顺着楼旁的大樟树,爬进藏书楼的二楼。当时的葛健豪不太识字,而曾府的孩子已经可以找小说来读了。葛健豪羡慕不已,开始有了上学读书的念头。 同治八年(1869),4岁的葛健豪突然提出“要和哥哥一起读书”。此时的北京、天津等地已经开始有女子学校出现,南北各地也多有教会女校。然而此时,葛健豪家乡的风气还很保守。葛健豪的母亲陈氏虽然识文断字,可是担心邻里非议,所以没有安排女儿读书。因为葛健豪本人的强烈坚持,陈氏才勉强将女儿送去了私塾。就这样,葛健豪成为第一个进入葛氏祠堂读书的女子。

葛健豪出生时父母便为她和永丰的蔡蓉峰定下了娃娃亲。15岁时,葛健豪与未婚夫蔡蓉峰第一次见面,是在邻居家的婚礼上。当时,新娘因反抗婚姻不得,等到花轿抬到夫家,新娘已经悄悄在花轿中抹了脖子。

葛健豪看到新娘子斜坐在花轿里,在红盖头和红衣红裤红鞋子下面,是大片殷红的鲜血。当时在葛健豪身边的蔡蓉峰评论说:“不愿服从,那也只有死路一条了。要不就干脆服从罢了,哪还有第三条路可走?”

葛健豪听了这话,非常气愤,反驳说:“反抗呢?斗争呢?难道不是第三条路?

在葛健豪的心中,除了顺从和寻死,反抗和斗争才是她更中意的第三条路。

16岁时,葛健豪与蔡蓉峰结婚。当时蔡家辣酱生意红火,家境殷实。婚后,葛健豪生育了两子两女,夫妻生活幸福。可是,后来由于蔡蓉峰不善经营,蔡家家业渐渐衰败下来。

1890年,靠着葛家与曾家的姻亲关系,蔡蓉峰在曾国藩女婿聂缉椝的帮助下做了江南制造总局的一个小官,葛健豪也随之来到上海。

1895年3 月,他们的第五个孩子蔡和森出生。

自从蔡蓉峰来到上海以后,仗着自己的一官半职,常常对着葛健豪及工人们颐指气使,随意克扣工资,还学会了吸食鸦片,经常在外寻欢作乐,不着家门。看到丈夫的行为,葛健豪从不逆来顺受,夫妻二人总是因此发生争吵。在一次争吵过后,葛健豪愤然带着刚满 4 岁的蔡和森从上海回到娘家荷叶。在娘家的那段时间,葛健豪经常陪着蔡和森一起去私塾学习,她的学问也增进不少。

不久,蔡蓉峰因官场失意回到家乡永丰,变卖家中财产,在离荷叶不远的地方买了房子。念着好久未见的孩子,看到诚心悔过的丈夫,葛健豪不免心软,原谅了丈夫,在此定居下来。1900 年,葛健豪生下第六个孩子蔡咸熙(蔡畅)

也是在这时,葛健豪经过唐群英的介绍结交了女革命家秋瑾,俩人一见如故。 一身男儿装扮的秋瑾, 英姿飒爽, 颇有巾帼不让须眉的侠客之风。 她能文能武, 既会吟诗作对,又会骑马击剑。在葛健豪的要求之下,秋瑾手把手教她舞剑, 使得葛健豪的 “剑术” 进步很快。

在学识方面亦是如此, 自称为“井底之蛙” 的葛健豪, 从秋瑾那里获得了思想的启蒙。 “革命” “女子独立” “男女平等” 等理念像一颗颗种子, 在她的心田里发芽。 同样,在秋瑾心中,葛健豪也是一位有胆识、 有抱负、 深明大义的不凡女性。秋瑾以提倡女权为己任,说“女学不兴,种族不强;女权不振,国势必弱”。 她追求男女平等, “女子必当有学问,求自立,不当事事仰给男子”。她以 “鉴湖女侠”为笔名,在杂志上发表多篇文章,抨击封建制度,倡导妇女解放。

后来, 秋瑾就义的消息传来,葛健豪的内心受到巨大震颤,她用秋瑾的话勉励孩子们: “画工须画云中龙, 为人须为人中雄。”

后来, 与秋瑾同为同盟会会员的陈湘山,给葛健豪捎来了秋瑾的遗嘱,希望她有朝一日在闭塞之乡办一所女校,解放女性,免受压迫。

1908年前后,葛健豪家中频生变故,母亲陈氏去世、二女儿蔡顺熙意外夭折,大儿子蔡麟仙患白喉病逝去。大女儿蔡庆熙出嫁后,葛健豪与丈夫决定将房子卖掉,从荷叶搬回永丰。

因为家境败落,子女们难以继续上学,二儿子蔡麓仙在家门口做起了小买卖,蔡和森去当了学徒,年纪还小的蔡畅留在家中。

可这一切实非一个母亲所愿,因此当蔡和森做完3年学徒,不肯再去,宁愿忍饥挨饿也要在家闭门苦读时,葛健豪支持蔡和森求学的想法,变卖了自己的嫁妆送蔡和森去读书。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蔡和森从城里回来,向母亲宣传革命理论。葛健豪听后很受触动,毅然剪掉了自己的“巴巴头”(妇女梳在脑后的圆形发髻),并决意不给小女儿蔡畅裹足,这在当时闭塞的农村掀起了轩然大波。

蔡蓉峰认为她们的行为实在荒唐、不成体统,更是对常常跑出去的蔡畅感到气愤,强制要求蔡畅遵从封建礼教规矩,乖乖待在家中,不许她随便外出。但是葛健豪不以为然,写下言志联:

遵一家教,从三代言,不出闺房半步,小奴家何苦束手就缚 ; 学五车书,练两手技,闯荡江湖万里,新女性岂能宰割任人”。
一纸诉状,奇志可嘉

受孙中山“男女平权”思想的影响,国民政府相继制定、颁布了一系列教育改革措施,许多地方因此兴办起女子教育。蔡畅曾回忆道:

“我的母亲在那时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当1911年的革命爆发的时候,她已经过了50岁了(实际为46岁),但她很受革命的影响,决定不仅是她的孩子们,连她自己都应受教育。”

1913年,蔡和森回到家里,提及长沙开办了一所专门为女子教育培养师资的速成学校——女子教员养习所。该校只要有高小文化便可报考,而且免收学膳费,经过两年学习,便能担任女校教师,他鼓励母亲去长沙投考。

葛健豪早有此意,听到这个消息后当即拿定主意,要全家去接受教育。她把蔡庆熙与孙女接回来,又变卖了最后一点嫁妆凑足费用,一家三代五口人一道进了省城读书。这一举动引起了蔡氏家族和当地民众的非议。

葛健豪却并没有就此作罢,她写下“好学无分性别,有志不论年龄”来表明自己的志向,义无反顾地开始了她的漫漫求学路。

报到时,学校因葛健豪年龄太大,不肯收她。毕竟当时新式教育再新潮、人民的思想再开放,收一个年近半百、还裹脚缠足的小老太太做学员,这在哪个学校都难以接受。但是葛健豪却不以为然,就让蔡和森帮她写下诉状将学校告到了衙门。

当时辛亥革命刚结束,革命的气息弥漫于全国,县官看了她的状子,又详问了她的报考原因。通过言谈了解,县官深觉葛健豪确有入校能力,也十分佩服她的果敢与抱负,在呈文上批下“奇志可嘉,破格录取”。学校破格录取,葛健豪因此免试进入高级小学学习。她也从此正式更名为“健豪”(原名葛兰英),誓要做改造社会之健将,打倒封建之豪强

求学的日子里,葛健豪勤勉努力,一得空便去自学课程。虽然因小脚行动不便,但是她还是坚持上体操课,这种坚持不懈的精神、乐观开朗的性格影响了很多学员,渐渐地,她们都喜欢和这“伯母”同学聊天交心。

不过好景不长, 半年之后, 葛健豪就因为全家五口不菲的学费与生活开支而主动辍学, 回到了永丰, 将继续学习的机会留给了孩子们。

葛健豪认为妇女要独立,就必须有一技之长,因此,她回到家乡后,开始为创办女子职业学校四处奔走。葛健豪借助和曾家的关系筹措到了办学资金,儿子蔡和森又特地返乡游说官府,协助母亲将“湘乡县立第二女子职业学校”办了起来。

女校选址在永丰的观音阁, 那里原本就是一所私塾, 因为没有生源只好关闭。 葛健豪租下了那里的房子,修修整整,添添补补。1915年,“湘乡县立第二女子简易职业学校”(简称“二女校”)终于在原废弃女学堂的基础上办了起来。

她的办学宗旨是:既要让女生掌握一项谋生本领,获得经济上的独立,又要让她们学习知识, 启迪智慧,获得精神上的独立。

“二女校”开设了缝纫班、织布班、刺绣班等一些应用型教学班,除了开设以上技术类课程外,这些班级还要兼学国文、音乐、体育等,全面发展。 她写了一副对联张贴在校门口, 成为学校的核心理念。

女校长执教,培育新女性; 穷学生读书,挖掉老穷根。

校舍、课程都有了,最关键的是要有学生。她带着蔡咸熙挨家挨户去招生。葛健豪对底层百姓知根知底,有的家庭想送女儿来上学,可是家境贫寒,根本交不起学费。因此,她制定了免收学费的招生策略。只要有一颗求学的心,不管年纪大小,女儿、媳妇通通可以上学。由此,便解决了生源问题。

葛健豪根据女子职业学校的要求,改变学科,重组教学,第一学期只办了一个综合班,第二学期扩大为文科班、缝纫班、织业班,学生多达100多人。

教师乃学校发展的第一要素。葛校长一手抓招生工作,一手抓师资队伍建设。学生进校门, 就要有老师上讲台。女儿蔡庆熙,还有年龄不达标的蔡咸熙,都被她发展成了学校的骨干教师。在女校首届开学典礼上, 葛校长慷慨激昂地说:“今天,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缠在脚上的裹脚布扔掉。裹脚布是套在女性身上的枷锁,束缚了女性,严重影响女性的身心健康。解放妇女,从放足开始……”

葛校长也亲自走上讲台,当起国文课的教员,教女生识字、朗读诗词。女儿蔡庆熙则教授缝纫课、刺绣课,而蔡咸熙则是负责音乐课的教学工作。原来冷冷清清、死气沉沉的观音阁, 变得书声琅琅,朝气蓬勃。

当时,女校学生放足、留短发风行一时,这些行为引起了封建势力的注意,认为“二女校败坏社会风气”,加之战乱影响就此停发教育经费。“二女校”也因此被迫停办。

办学受挫,家庭也添风雨。财迷心窍的蔡蓉峰自作主张,收下周财主的彩礼500银元想要把十多岁的蔡畅卖给别人家作童养媳。葛健豪坚决不同意,顶住压力,并赶忙叫回蔡和森商量此事,决定帮助蔡畅逃婚。

葛健豪撰联“遵守礼教,无非是甘卖生女作小媳;莫出闺门,却原来忍将骨肉换大洋”来讽刺丈夫蔡蓉峰的虚伪无情。

在长沙,蔡和森考上了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建议妹妹蔡咸熙上周南女子师范学校。蔡咸熙 在 报考时,也学母亲的样,当众改名,改名叫蔡畅。

她们一家租住在岳麓山下的刘家台子,为了减轻生活负担,葛健豪除了刺绣、贴火柴盒挣钱,还耕种蔬菜补贴家用。

葛健豪带子女在长沙日子过得颇为清苦,但豪爽大气的性格,吸引了很多有志青年,其中就有毛泽东,他称葛健豪为“蔡伯母”,常过来“蹭饭”,电视剧《觉醒年代》中就有这个场景。但葛健豪不只是做饭烧菜,她经常参加年轻人的讨论,并发表意见。1918年4月14日,在中国当代历史中有重要地位的新民学会成立了,发起人是蔡和森、毛泽东、萧子升等,成立地点就在葛健豪的家中——岳麓山下河西刘家台子。葛健豪倾家中所有做了一桌好菜,庆祝新民学会成立,还写下对联“新鲜血液活肌体 ;民主思想救中华”,

在毛泽东的一生中,“刘家台子”始终是一个温暖的地名。有一次,毛泽东着急返乡而不能。葛健豪得知是因为毛泽东的母亲文氏病重,毛泽东想要回湘探望却又身无分文且庶务缠身。了解到这个情况以后,葛健豪让毛泽东把母亲送到她那里去。随后,葛健豪带着文氏跑遍长沙各家医院,在生活上更是悉心照料。正是在这个时期,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出版。可以说,这与葛健豪的默默支持是分不开的。

此后,毛泽东、张昆弟、罗学瓒等一批有志青年常集会于此,研究学问、探求救国良方。葛健豪时常旁听,积极学习,有时还发表自己的看法。她是大家生活上的“蔡伯母”,也是他们事业上的坚定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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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母亲》

赴法求学

在长沙, 葛健豪还实现了一个更大的梦想———留学法兰西。

赴法留学活动本是由华法教育会发起的,而华法教育会由蔡元培等人在法国创办。 蔡元培极力推崇勤工俭学这种平民留学方式,这就为平民学子出国学习提供了宝贵机会。

1919年12月25日,葛健豪、蔡和森、蔡畅、向警予等50名学生作为第9届赴法勤工俭学生,在上海搭乘“央脱来蓬”邮船前往法国马赛。

“央脱来蓬号”邮船从上海启航,经过香港,穿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再经过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在海上共航行35天,最后在法国马赛登岸。海上风光虽美,但还是使人看得麻木而厌倦,并不是一种享受。因为所谓四等舱,实际上是无等统舱,许多人挤在一起,船身颠簸震荡,一些人头昏呕吐,食量锐减。尤其是臭虫多得吓人,扰得他们夜夜不得安宁。只能把袜子套在手上,把裤角扎紧,用毛巾把脸和脖子包住,不让臭虫吮自己的血。只露鼻子和眼睛,以求睡得安稳。

经过35天的海上航行,葛健豪一行人于1920年1月30日抵达法国。她与同去的6名女生,进入蒙达尼女子公学。

那一年,葛健豪54岁, 创下了高龄留学的先河。

1920年5月14日,湖南《大公报》发表文章,称赞道: “近来吾湘学界向外发展的势力很大。法国、南洋 两方面去的人颇多。这是吾湘一点生机。” “就中我最佩服的还有两位,一是徐君懋恂(即徐特立),一是蔡和森的母亲,都是四五十岁年纪的人,还远远地到法国去做工,去受中等女子教育,真是难得哩!” “我们做青年的应当如何勇猛精进,莫为那两位窃笑道:你们到底不行吧!”

到达巴黎旁边的小城蒙达尼之后, 葛健豪和蔡畅进入蒙达尼女子公学, 蔡和森则进入蒙达尼男子公学。

第一天上课,葛健豪就受到了挑战,一个字也听不懂,仿佛坠入云里雾里。女子公学的同学来自世界各地,而葛健豪的一头银发和一双小脚,聚集了 “全世界” 的目光。

由于语言的阻隔,她也极少跟同班同学交流,慢慢变得越来越自卑。好在葛健豪没有放弃, 依然拿出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勇气应对学习难题。她的同学徐特立介绍了一个学习外语的 “笨办法” ———日学一词。一天记一个单词,一年就是365个。日积月累,持之以恒,就会取得进步。她年纪大了 记忆力减退,有时候刚记下一个单词,没多久就忘。有时候,记了新单词,忘了旧单词。但她不气馁,把单词一个个记在卡片上,贴在墙壁上,贴得满屋子都是。睁开眼睛背,闭着眼睛也背,久而久之她越背越多,越背越顺。

功夫不负苦心人。通过勤学苦练,葛健豪的法语突飞猛进。她能跟同学们用法语交流。连一向对她信心不足的法语教授都刮目相看!后来她越学越顺利,偶然在大街上遇到不尊重华人的法国警察时,还可以用尚不十分流畅的法语跟警察争论一番。

在法国,葛健豪见证了儿子蔡和森和向警予的新式婚礼,也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从孕育到成长初期的整个过程。 “中国共产党” 这个名称,是由蔡和森首次以文字方式提出,而她则是坚定的支持者和拥护者。她在法国租住的房子还成为了留法学生的大本营,周恩来、邓希贤 (邓小平)等都是她家常客, 周恩来赞她 “人老心不老” “脚小心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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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勤工俭学生在蒙达尼女子公学留影,左一:蔡畅、左六:葛健豪、左七:向警予

由于蔡和森、蔡畅忙于学业和革命事业,葛健豪在学习法语之余就抓紧时间刺绣,以此补贴家用。葛健豪的刺绣工艺精湛,产品在当地很是畅销,一件便可卖几十法郎甚至上百法郎,这笔可观的收入,为他们一家提供了基本的生活保障,甚至有些时候,葛健豪还拿出部分法郎资助其他勤工俭学生。

对于子女们的婚恋问题,葛健豪也十分开明,她支持子女自由恋爱、结婚,认为这是“向封建婚姻制度的宣战”。于是,在她的祝福下,儿子蔡和森与向警予、女儿蔡畅与李富春相继在法国成婚,成为革命伴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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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富春和蔡畅

1920 年下半年,欧洲经济出现大萧条,大批工人失业,工人运动迭起,留法勤工俭学生“已经做工的不到总数之四分之一”,生活穷困潦倒,甚至有些学生因营养不良而病故,一时间他们将希望寄托国内,希望能够得到帮助,但是事与愿违。

1921年1月,华法教育会发出通知,宣布“脱卸一切经济上之责任”,这引起了全体留法勤工俭学生的极大愤怒。在蔡和森、李维汉等人的组织下,2月28日在法国巴黎爆发了“争生存权、争求学权”的“二二八运动”。在这场运动中,葛健豪大声疾呼“身先士卒入虎口,同舟共济过龙潭”,同蔡畅、向警予等人站在400多名留法学生请愿队伍的前列,将公使馆团团围住,要求与驻法公使陈箓谈判。

陈箓被迫答应中午到附近公园协商,但是面对这群女子开路的学生,他一面含糊其词,称职权所限,一面联系法国军警,使用武力驱散学生,逮捕葛健豪、蔡畅、向警予等十余人。为免节外生枝,公使馆最终联系放人,答应延长一定时期的救济费,设法安置失业学生。

通过这次斗争,葛健豪更加意识到革命的重要性。随后,她积极地参与到由蔡和森、周恩来、赵世炎、蔡畅、向警予等留法青年领导的多次革命活动中。在斗争中,她英勇顽强、鼓舞士气、从不后人,积极推动留法学生运动的发展。

背景资料:蔡和森是提出“中国共产党”名称的第一人。在法国期间,蔡和森、向警予一直与毛泽东书信不断。《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收录了蔡和森给远在国内的毛泽东写的两封长信,以及毛泽东给蔡和森的回信。蔡和森在信中阐述了成立共产党之必要,主张“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在 1920 年 12 月及 1921 年 1 月,毛泽东给蔡和森的回信中,对蔡和森的主张,表示“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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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警予

1922年10月,蔡和森因领导、参与抗议里昂中法大学拒收勤工俭学生运动而被强行遣送回国,葛健豪写下“华夏千万里,待骐骥驰骋 ;炎黄四百兆,有鲲鹏翱翔”,为蔡和森送行,亦是自己呼唤革命的到来。

1923年2月,蔡畅在法国生下女儿李特特。此时葛健豪不仅要勤工俭学,还要帮衬女儿照顾孙女,更加忙碌了。但是这并没有难倒葛健豪,她凭借着顽强的意志,用那微驼的背扛起了生活的重担,硬是坚持了下来。

这年秋天,党组织选派蔡畅、李富春到苏联学习,葛健豪带着孙女特特辗转回国,就此结束了长达4年的留学生活。

革命妈妈,坚实后盾

回国后,儿子蔡麓仙、蔡和森,儿媳向警予等根据组织安排在上海从事革命工作。为了不加重子女的负担,葛健豪带着孙女特特辗转回到湖南长沙定居。

1924 年,葛健豪加入唐群英、王昌国等人倡导恢复的“湖南女界联合会”,参与湖南妇女解放工作。1925年夏,为普及女子教育,葛健豪奔走各方,成功在长沙创办平民女子职业学校,旨在招收贫穷女子,教授她们刺绣、缝纫等手工技艺,“挖掉穷老根”“培育新女性”。学校开办伊始,仅有 2 个班,但由于葛健豪本人的影响,前来报名的学生越来越多,到第二学期已增至4个班。对于办校,葛健豪从不计较个人得失。1925年11月,蔡麓仙在省港大罢工中牺牲,葛健豪将党组织发的600元抚恤金全数投入学校,购置了两部缝纫机,剩下的都用来救助贫困学生。

在传授新知、教授技能的同时,学校积极鼓励学生参加各种爱国革命活动,在大大小小的游行运动中,常常能看到女校学生的身影。正是在葛健豪及学校的有力支持下,这批有知识、有觉悟、能自立自强的新女性很多后来逐渐成长为共产党员。

同时,葛健豪也紧密配合党组织开展革命斗争。平民女子学校一度成为了湖南中共地下党组织秘密活动的重要场所,许多党内同志曾到葛健豪家中借住。

葛健豪还亲自担负过接头任务,秘密传递信件。“马日事变”后,葛健豪的家被搜查,女子平民学校也因遭到破坏而停办。葛健豪带着孙女特特辗转回到家乡永丰。

1928年春,蔡和森、蔡畅、李富春等在上海党中央机关开展秘密工作。组织决定将他们的家设为地下联络机关。为了革命的需要,蔡和森、蔡畅兄妹二人决定将葛健豪与几个孩子接到上海以掩人耳目。这一年,葛健豪63岁,虽不是中共党员,但是赴沪协助子女们开展革命活动她义不容辞,在收到消息后,便急忙带着孩子们离湘赴沪。

在上海期间,葛健豪一面像普通老妇人一样买菜烧饭,操持家务,照顾孙辈,一面帮助党组织传递消息,站岗放哨,协助开展党的地下活动。

在严峻的革命形势下,葛健豪一家从未退缩,为革命做出不懈努力,葛健豪是子女们最坚实的后盾。1928年5月,向警予在武汉英勇就义。噩耗传来,葛健豪默默拭泪,默默吟道:

同乡里,同留法,同一家,同甘共苦,戚戚焉,愚母惭愧未同去 ; 先国家,先民族,先大众,先人后己,凛凛然,贤媳光荣已先归。

同年底,蔡和森被派驻共产国际,出于安全考虑,蔡和森、蔡畅决定让母亲回老家湖南永丰。但是,葛健豪坚决不同意。她认为不能留下子女独自斗争,自己先“逃跑”了。但是为了照顾孙辈,不让子女担心,一生要强的她最终选择离开,回到永丰。

从赴法留学到归国办学,再到投身革命,葛健豪早已花光积蓄。此时,她不得不寄居在别人的房子里,过着清贫的生活。1932年丈夫蔡蓉峰去世后,葛健豪在石板冲的几间旧房定居下来。虽然时局动荡,但是党组织一直记挂着这位“革命妈妈”。1938年,周恩来、叶剑英等人来到长沙工作,还专门派人到石板冲,提出把葛健豪接住到别处,但她不愿给党组织增添负担,坚持住在乡下。此后,党组织定期给葛健豪发放抚恤金,保证她的基本生活。

1943年3月16日,葛健豪带着对革命必胜的信念和对孩子的思念与世长辞,享年78岁。临终前,她仍然不知道儿子蔡和森已于1931年壮烈牺牲,还问长女蔡庆熙“他们(指蔡和森与蔡畅)有信来没有?”并嘱咐写信告诉他们“母亲已看不到他们的事业的成功了。但革命一定会胜利的。”这是一位心系伟大革命事业的母亲留下的最后遗言。

在得知葛健豪去世的消息后,毛泽东亲赋挽联:

老妇人,新妇道; 儿英烈,女英雄。

蔡畅的挽联是:

生我教我,火坑救我,粪土纲常人伟大; 上学留学,桑梓办学,金石知能品杰高。

作为女人,葛健豪的不寻常在于她反对传统的先知先觉,而她的非凡则是她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优秀儿女。她的家庭在她的教育影响下,出了四个中央委员:

①儿子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创建人之一,党的早期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共“二大”至“六大”中央委员,中央宣传部第一任部长; ②儿媳向警予,我国妇女运动的先驱,是中共第一个女中央委员、第一任妇女部长,毛泽东曾称赞她为“模范妇女领袖”; ③女儿蔡畅,国际进步妇女运动的著名活动家,解放后长期从事妇女工作,曾任中共第七至第十一届中央委员。 ④女婿李富春,曾任国家计委主任,国务院副总理,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

葛健豪为革命养育出四个中央委员,她不愧为伟大的“革命母亲”。这位伟大的母亲虽然不是中共党员,却和她的儿女们一起立传于《中共党史人物传》,是其中为数不多的非党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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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健豪全家雕像。

参考资料:

❶任清:《站在党旗后的革命母亲葛健豪》 《党史博采》│2023第08期

❷刘第红:《“革命母亲”葛健豪的教育人生》

❸李 云 丁道勇:《与子同行:葛健豪的家庭教育经验》

❹高中华:《老妇人,新妇道 ——潇湘女杰葛健豪》

❺肖春飞 郭敬丹:《她们不是党员,却守望了建党伟业——走进上海红色地标,追忆葛健豪、高君曼、王会悟三位杰出女性》新华每日电讯/2021年/12月/17日/第014版

❻郑重《画未了:林风眠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