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为了永远铭记在战争中英勇斗争的先辈们,我国开始着手准备授予军衔的工作。在1955年的授衔仪式上,共有55位杰出的将领被授予了开国上将的军衔。

这些将领无一不是为革命做出巨大贡献的英雄人物。然而,在这55位开国上将中,有一位将军的情况却颇为特殊。他并未参与1952年的干部评级,而在大授衔前夕,他刚刚被任命为四川省的副省长。

因此,他并不属于兵团级或军级干部,成为了一位无军队级别的人物。

按照相关规定,他原本是没有资格参加授衔的。然而,在授衔名单初步确定后,毛主席在审阅时特意指出:“上将的这份名单,必须要他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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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特殊的将军便是阎红彦上将。他是55位开国上将中唯二没有参与评级,但仍被授予开国上将军衔的两位将军之一。(另外一位是乌兰夫上将)

那么,阎红彦上将没有参加评级,当时也不是军队级别者,为什么毛主席坚持要授予他上将军衔呢?这其中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故事?

阎红彦,原名阎候雁,1909年诞生于陕西安定一个贫困的农家。那时的中国正处于清末民初的变革时期,封建帝制已结束,新的社会制度正在逐步确立。

阎红彦的童年是在动荡与艰辛中度过的。但阎红彦的家庭虽然贫穷,却一直希望他能接受教育,然而只读了几个月的私塾后,阎红彦就因家庭贫困而辍学。为了生计,年仅11岁的他不得不外出打工。

然而,命运的磨难并未就此结束。就在阎红彦勉强维持生计的时候,陕北地区遭遇了大旱灾,颗粒无收,生活变得更加艰难。为了生存,阎红彦做出了参军的选择。

1924年,阎红彦迎来了人生的转折点。陕北军阀在安定县征兵,为了填饱肚子,阎红彦毅然报名参军。在军队中,他成为了李象九的勤务兵。

李象九是一位共产党员,他秘密发展党员,积极招收进步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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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春末,经过李象九的引荐,阎红彦光荣地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员,从而开启了他终身奉献给共产主义事业的壮丽征程。

在1927年的金秋时节,即10月12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陕西省委的明智指引下,李象九、唐澍、谢子长等一群英勇无畏的革命先行者,联手发起了震撼整个西北地区的清涧起义。

这场起义犹如燎原之火,迅速点燃了陕北人民的革命热情,李象九以坚定的决心和果敢的行动,发布了起义命令,成为了清涧起义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人。

然而,起义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面对强大的敌人和艰难的环境,阎红彦等人被迫做出了艰难的决定,他们渡过波涛汹涌的黄河,转移到了其他地区。

这次转移,虽然意味着起义的暂时失利,但却为革命的火种播撒到了更广阔的天地。

到了1931年,在山西省书记刘天章的协助下,阎红彦创立了一支武装力量——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在阎红彦的领导下,游击大队活动于孝义、汾阳、离石、中阳一带,同时筹建农民协会。同年,阎红彦率领游击战士们在瓦窑堡发起突袭。

这场战斗让整个陕北地区的农民都知晓,人们纷纷称赞,使得阎红彦成了陕北当地的传奇英雄。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游击大队的人数发展到了一百余人。

阎红彦在革命斗争中声名远扬,使得国民党对他感到无计可施。为了牵制他,国民党竟将黑手伸向了他的家人。

阎红彦的父亲不幸被捕,兄弟姐妹也四散逃亡,家破人亡的惨状令人痛心。然而,这些磨难并未动摇阎红彦坚持革命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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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工农武装力量在陕北地区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各地的工农武装力量被整合编为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这是陕北地区首次以工农红军的名义进行武装斗争。

在这一历史性的时刻,谢子长被任命为第一任游击队总指挥,刘志丹担任副总指挥。而在这支新生的游击队中,第一支队支队长的重任落在了阎红彦的肩上。

1934年,阎红彦接到了中央的命令,要求他前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并负责向该组织报告华北和西北的局势。

接到这一光荣任务后,阎红彦虽无法直接指挥战斗,但他深知这是中央对他的高度信任。因此,他毫不犹豫地踏上了这段路程,决心不辱使命。

从上海到莫斯科,路途遥远且充满危险,阎红彦在途中多次遭遇险境,但他凭借着坚定的意志和过人的智慧,成功克服了重重困难,历时三个月终于抵达莫斯科。

然而,由于红军长征初期的一些历史原因,党中央与共产国际之间的电讯联系中断了。为了重新建立这一联系,共产国际决定派遣阎红彦携带密电码回国。

阎红彦面临的任务异常艰巨,因为他需要通过国民党和日寇等敌人的重重封锁线。为了完成这一任务,阎红彦夜以继日地学习英文字母,并在短时间内将密电码背得滚瓜烂熟。

这对他来说是一项巨大的挑战,因为他之前从未接触过密电码。经过数月的艰辛奔波,阎红彦终于在1935年12月抵达瓦窑堡,成功见到了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人。

他凭借记忆将密电码背默下来,从而恢复了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中断了一年多的电讯联系。

毛主席曾高度评价阎红彦的贡献,称在陕北苏区、陕北红军和陕北党的建立过程中,除了谢子长和刘志丹外,阎红彦的贡献也是巨大的。

然而,1935年2月,谢子长因受伤后感染病逝,1936年4月,刘志丹也在三交镇战斗中牺牲。

这两位陕北红军的重要创始人都为国捐躯,使得阎红彦成为了陕北红军的代表人物。

1936年,对于阎红彦来说,无疑是辉煌的一年。正是在这一年,他在毛主席的英明指挥下,踏上了东征的征程。

阎红彦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和坚定的革命信念,被毛主席任命为红军沿河游击队司令员,肩负着对抗山西阎锡山的重要使命。

作为中路军的核心力量,红军沿河游击队不仅要动员广大群众,还要拆除敌人精心构建的堡垒,并牢牢控制关键渡河点,以确保红军能够顺利东征山西。

在这场伟大的战役中,阎红彦与兄弟部队紧密协作,共同攻克了大宁县城,并在永和、大宁地区将敌人围歼。

这一系列战斗的胜利,不仅为红军的东征提供了坚实的保障,还为陕北红军打开了通往后方的安全通道,使革命力量得以更加稳固地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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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东征的胜利,阎红彦所率领的部队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他的师被改编为红30军,而他本人则荣升为30军的军长,肩负起更重的革命责任。

在抗日战争时期,阎红彦率领部队奔赴抗日战场,先后担任了八路军后方留守处第3团团长、警备1旅政委等职务。

到了解放战争期间,阎红彦再次转任中原野战军第三纵队的副司令、副政委、政治部主任等职务。他身先士卒,亲自指挥和参与了一系列重要战役,如邯郸战役和定陶战役。

在豫北战斗中,他更是立下赫赫战功,全歼敌军暂编第3纵队,并成功俘虏了孙殿英,为解放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新中国成立后,阎红彦随二野大军进入大西南,参与解放工作。1949年底,中共川东区委和川东行署建立,阎红彦担任川东行署主任,肩负着重建与稳定地区的重任。

国民党撤退前对西南地区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导致社会秩序混乱,民众生活极度困苦。

在阎红彦的领导下,一系列恢复社会秩序的工作有序展开,包括剿匪、减租和土改等。这些措施不仅迅速恢复了社会经济,还赢得了民众的高度赞誉。

从1952年至1954年,阎红彦担任四川省委副书记和四川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1954年,国家开始评衔工作,但据称,当时有规定,那些在战争时期曾在部队担任职务,并在战争结束后转任地方或驻外大使的人员,不参与此次评选。因此,像李先念、张鼎丞等战功显赫的人物都放弃了军衔评选。

1954年的评衔工作主要参考了苏联的制度。在苏联,大元帅军衔是存在的,其唯一获得者是斯大林。在中国,如果要评选大元帅,那么这一荣誉无疑应属于毛主席。但毛主席婉拒了这一提议。

当毛主席看到授衔名单时,他对名单表示满意,但直到最后都没有看到阎红彦的名字。于是,他强调:“上将的这份名单,必须要他的名字。”工作人员对此感到困惑,因为毛主席之前拒绝了大元帅的军衔。

毛主席解释,这是因为陕北红军的问题处理得不够妥善。在上将名单中,必须有陕北红军的代表。

除了谢子长等人外,阎红彦的功绩最为突出。因此,阎红彦作为陕北红军的代表被授予上将军衔,并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尽管获得了如此高的荣誉,阎红彦并未骄傲自满。他始终坚守为人民服务的初心。1959年,阎红彦调任云南省委书记。

为了尽快解决当地的问题,他不顾自身的高血压和心脏病,亲自跑遍了整个云南省。他常说:“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应将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

阎红彦同志的一生充满了光辉与坚韧,他以忠诚和勇气书写了不凡的篇章。

在军旅生涯中,他英勇无畏,立下了卓越的战功,被伟人所铭记,并荣获上将的军衔

在地方工作上,他始终恪守职责,兢兢业业地履行着自己的本职工作,为革命事业贡献出了巨大的力量。

他以实际行动践行了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67年1月8日,阎红彦将军不幸逝世,享年58岁。他的离去,不仅是党和人民的巨大损失,更是对革命事业的一次沉重打击。

在1978年,在邓小平同志的亲切关怀下,阎红彦的骨灰被迎回北京,并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阎红彦同志的一生虽然短暂,但他的精神却永远铭刻在人们的心中。他的忠诚、勇敢和奉献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进。

参考文献:《清涧起义领导人之一李象九》

中国政府网:阎红彦

《党史博采》:《陕北红军的杰出代表_阎红彦上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