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为了永远铭记在战争中英勇斗争的先辈们，我国开始着手准备授予军衔的工作。在1955年的授衔仪式上，共有55位杰出的将领被授予了开国上将的军衔。
这些将领无一不是为革命做出巨大贡献的英雄人物。然而，在这55位开国上将中，有一位将军的情况却颇为特殊。他并未参与1952年的干部评级，而在大授衔前夕，他刚刚被任命为四川省的副省长。
因此，他并不属于兵团级或军级干部，成为了一位无军队级别的人物。
按照相关规定，他原本是没有资格参加授衔的。然而，在授衔名单初步确定后，毛主席在审阅时特意指出：“上将的这份名单，必须要他的名字。”
这位特殊的将军便是阎红彦上将。他是55位开国上将中唯二没有参与评级，但仍被授予开国上将军衔的两位将军之一。（另外一位是乌兰夫上将）
那么，阎红彦上将没有参加评级，当时也不是军队级别者，为什么毛主席坚持要授予他上将军衔呢？这其中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故事？
阎红彦，原名阎候雁，1909年诞生于陕西安定一个贫困的农家。那时的中国正处于清末民初的变革时期，封建帝制已结束，新的社会制度正在逐步确立。
阎红彦的童年是在动荡与艰辛中度过的。但阎红彦的家庭虽然贫穷，却一直希望他能接受教育，然而只读了几个月的私塾后，阎红彦就因家庭贫困而辍学。为了生计，年仅11岁的他不得不外出打工。
然而，命运的磨难并未就此结束。就在阎红彦勉强维持生计的时候，陕北地区遭遇了大旱灾，颗粒无收，生活变得更加艰难。为了生存，阎红彦做出了参军的选择。
1924年，阎红彦迎来了人生的转折点。陕北军阀在安定县征兵，为了填饱肚子，阎红彦毅然报名参军。在军队中，他成为了李象九的勤务兵。
李象九是一位共产党员，他秘密发展党员，积极招收进步青年。
1925年春末，经过李象九的引荐，阎红彦光荣地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员，从而开启了他终身奉献给共产主义事业的壮丽征程。
在1927年的金秋时节，即10月12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陕西省委的明智指引下，李象九、唐澍、谢子长等一群英勇无畏的革命先行者，联手发起了震撼整个西北地区的清涧起义。
这场起义犹如燎原之火，迅速点燃了陕北人民的革命热情，李象九以坚定的决心和果敢的行动，发布了起义命令，成为了清涧起义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人。
然而，起义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面对强大的敌人和艰难的环境，阎红彦等人被迫做出了艰难的决定，他们渡过波涛汹涌的黄河，转移到了其他地区。
这次转移，虽然意味着起义的暂时失利，但却为革命的火种播撒到了更广阔的天地。
到了1931年，在山西省书记刘天章的协助下，阎红彦创立了一支武装力量——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在阎红彦的领导下，游击大队活动于孝义、汾阳、离石、中阳一带，同时筹建农民协会。同年，阎红彦率领游击战士们在瓦窑堡发起突袭。
这场战斗让整个陕北地区的农民都知晓，人们纷纷称赞，使得阎红彦成了陕北当地的传奇英雄。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游击大队的人数发展到了一百余人。
阎红彦在革命斗争中声名远扬，使得国民党对他感到无计可施。为了牵制他，国民党竟将黑手伸向了他的家人。
阎红彦的父亲不幸被捕，兄弟姐妹也四散逃亡，家破人亡的惨状令人痛心。然而，这些磨难并未动摇阎红彦坚持革命的决心。
1932年，工农武装力量在陕北地区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各地的工农武装力量被整合编为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这是陕北地区首次以工农红军的名义进行武装斗争。
在这一历史性的时刻，谢子长被任命为第一任游击队总指挥，刘志丹担任副总指挥。而在这支新生的游击队中，第一支队支队长的重任落在了阎红彦的肩上。
1934年，阎红彦接到了中央的命令，要求他前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并负责向该组织报告华北和西北的局势。
接到这一光荣任务后，阎红彦虽无法直接指挥战斗，但他深知这是中央对他的高度信任。因此，他毫不犹豫地踏上了这段路程，决心不辱使命。
从上海到莫斯科，路途遥远且充满危险，阎红彦在途中多次遭遇险境，但他凭借着坚定的意志和过人的智慧，成功克服了重重困难，历时三个月终于抵达莫斯科。
然而，由于红军长征初期的一些历史原因，党中央与共产国际之间的电讯联系中断了。为了重新建立这一联系，共产国际决定派遣阎红彦携带密电码回国。
阎红彦面临的任务异常艰巨，因为他需要通过国民党和日寇等敌人的重重封锁线。为了完成这一任务，阎红彦夜以继日地学习英文字母，并在短时间内将密电码背得滚瓜烂熟。
这对他来说是一项巨大的挑战，因为他之前从未接触过密电码。经过数月的艰辛奔波，阎红彦终于在1935年12月抵达瓦窑堡，成功见到了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人。
他凭借记忆将密电码背默下来，从而恢复了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中断了一年多的电讯联系。
毛主席曾高度评价阎红彦的贡献，称在陕北苏区、陕北红军和陕北党的建立过程中，除了谢子长和刘志丹外，阎红彦的贡献也是巨大的。
然而，1935年2月，谢子长因受伤后感染病逝，1936年4月，刘志丹也在三交镇战斗中牺牲。
这两位陕北红军的重要创始人都为国捐躯，使得阎红彦成为了陕北红军的代表人物。
1936年，对于阎红彦来说，无疑是辉煌的一年。正是在这一年，他在毛主席的英明指挥下，踏上了东征的征程。
阎红彦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和坚定的革命信念，被毛主席任命为红军沿河游击队司令员，肩负着对抗山西阎锡山的重要使命。
作为中路军的核心力量，红军沿河游击队不仅要动员广大群众，还要拆除敌人精心构建的堡垒，并牢牢控制关键渡河点，以确保红军能够顺利东征山西。
在这场伟大的战役中，阎红彦与兄弟部队紧密协作，共同攻克了大宁县城，并在永和、大宁地区将敌人围歼。
这一系列战斗的胜利，不仅为红军的东征提供了坚实的保障，还为陕北红军打开了通往后方的安全通道，使革命力量得以更加稳固地发展壮大。
随着东征的胜利，阎红彦所率领的部队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他的师被改编为红30军，而他本人则荣升为30军的军长，肩负起更重的革命责任。
在抗日战争时期，阎红彦率领部队奔赴抗日战场，先后担任了八路军后方留守处第3团团长、警备1旅政委等职务。
到了解放战争期间，阎红彦再次转任中原野战军第三纵队的副司令、副政委、政治部主任等职务。他身先士卒，亲自指挥和参与了一系列重要战役，如邯郸战役和定陶战役。
在豫北战斗中，他更是立下赫赫战功，全歼敌军暂编第3纵队，并成功俘虏了孙殿英，为解放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新中国成立后，阎红彦随二野大军进入大西南，参与解放工作。1949年底，中共川东区委和川东行署建立，阎红彦担任川东行署主任，肩负着重建与稳定地区的重任。
国民党撤退前对西南地区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导致社会秩序混乱，民众生活极度困苦。
在阎红彦的领导下，一系列恢复社会秩序的工作有序展开，包括剿匪、减租和土改等。这些措施不仅迅速恢复了社会经济，还赢得了民众的高度赞誉。
从1952年至1954年，阎红彦担任四川省委副书记和四川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1954年，国家开始评衔工作，但据称，当时有规定，那些在战争时期曾在部队担任职务，并在战争结束后转任地方或驻外大使的人员，不参与此次评选。因此，像李先念、张鼎丞等战功显赫的人物都放弃了军衔评选。
1954年的评衔工作主要参考了苏联的制度。在苏联，大元帅军衔是存在的，其唯一获得者是斯大林。在中国，如果要评选大元帅，那么这一荣誉无疑应属于毛主席。但毛主席婉拒了这一提议。
当毛主席看到授衔名单时，他对名单表示满意，但直到最后都没有看到阎红彦的名字。于是，他强调：“上将的这份名单，必须要他的名字。”工作人员对此感到困惑，因为毛主席之前拒绝了大元帅的军衔。
毛主席解释，这是因为陕北红军的问题处理得不够妥善。在上将名单中，必须有陕北红军的代表。
除了谢子长等人外，阎红彦的功绩最为突出。因此，阎红彦作为陕北红军的代表被授予上将军衔，并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尽管获得了如此高的荣誉，阎红彦并未骄傲自满。他始终坚守为人民服务的初心。1959年，阎红彦调任云南省委书记。
为了尽快解决当地的问题，他不顾自身的高血压和心脏病，亲自跑遍了整个云南省。他常说：“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应将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
阎红彦同志的一生充满了光辉与坚韧，他以忠诚和勇气书写了不凡的篇章。
在军旅生涯中，他英勇无畏，立下了卓越的战功，被伟人所铭记，并荣获上将的军衔
在地方工作上，他始终恪守职责，兢兢业业地履行着自己的本职工作，为革命事业贡献出了巨大的力量。
他以实际行动践行了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67年1月8日，阎红彦将军不幸逝世，享年58岁。他的离去，不仅是党和人民的巨大损失，更是对革命事业的一次沉重打击。
在1978年，在邓小平同志的亲切关怀下，阎红彦的骨灰被迎回北京，并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阎红彦同志的一生虽然短暂，但他的精神却永远铭刻在人们的心中。他的忠诚、勇敢和奉献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进。
参考文献：《清涧起义领导人之一李象九》
中国政府网：阎红彦
《党史博采》：《陕北红军的杰出代表_阎红彦上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