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拾予
编辑｜邱不苑
就像外界对学心理学的人大多都会读心一样，学心理学的人对自己这个群体也有个刻板印象，叫做他们大多都有病。
我起初是不知道的，毕竟我大学读的是生物学，离心理学最近的时候是我切小鼠脑袋的时候——这块半透明的是海马体，和记忆有关；这一块是杏仁核，和情绪有关。
我转行去念心理学的时候觉得自己是个变态的卧底，要去看看他们到底是怎么看待我有病这回事。
然后我意识到，我可能进了一个“疗养院”。如果说高校心理健康就显著低于普遍人群，那我怀疑高校心理健康的低点就在心理系。
我进某个心理学实验室不到一年，隔壁办公室就有两个研究生因为情绪问题而休学/半休学了。隔壁那个青年教授很头大，为他因为缺少劳动力而停滞不前的研究。教授也有自己的KPI要完成。我时任老板作为隔壁教授的好友，某次在席间替他出主意：“叫你少招心理学本科的学生啦，他们心理有问题的比例很高的，正常人谁本科会读心理学哦！”
这大胆发言让我听得心里一颤，赶紧环顾饭桌上的其他学生。他们不少都是正经科班出身，保硕直博，来这边为拿个心理学硕士甚至博士学位。我意外地发现他们都没有被冒犯的神情，连暗自皱眉都没有，只是照常吃饭。
那边，老板还在继续出主意：“你就多招几个像我们这样，原本不是学心理学的，因为搞研究才开始搞心理学的，这种不容易出问题。”
这回说得就是像我这样的了。诚然，我看起来算是安全，每日总会出现在办公室，每周总会做出点东西，没有人知道我每个月总要有半日不知去向，是去了北大六院见精神科医生。
想到这里，我不由得认可，或许真的若不是觉得自己心理指定有些问题，又怎么会跑来学心理学。于是我也默默伸出筷子夹了一口饭。
自从我决定向专业人士求助开始，我接触过好多人。因为总要向他们介绍自己的情况，说得多了，我也有了自己的模版：“我确诊抑郁和焦虑是在19年，但是我好像小学的时候就有自杀自伤倾向了......”
透过漫长的时间回看，我还能看到那个八九岁年纪的小女孩，躺着坚硬的木板床上，一边偷偷哭，用又破又软的睡衣擦鼻涕，一边脑子里偷偷构思遗书。回回都是一些对不起，和一些谢谢。有更多委屈和痛苦的时候会有更多的“对不起”想说，没那么委屈的时候会少说两句“对不起”。
我内心崩坏而表面依旧勉力体面的个性，原来从那个时候就已经初见端倪。
但年纪小的时候忘事也快，一般天明醒来，又能像个没事人一样吃早餐上学去了。
唯一一次尝试实践，是跟母亲争吵完，母亲愤怒摔门离开家。我站上窗台，那个我跟朋友捉迷藏也站过的地方，朝楼下大吼“你要是走我就跳下去”。
小孩其实是很依恋父母的，我当时大概是真的害怕我让母亲失望到决定抛弃我，这样的恐惧远强于害怕死亡。
我忘了最终怎样收场，但猜想应该不外乎是被从窗台上扯下来揍一顿吧。
因为这样的经历，所以后来当我看到新闻里那些跳楼的、跳桥的、跳河的孩子，看评论里说“现在的孩子都怎么了，一点挫折都受不了，以前的孩子怎么没这么多事”，都很想跳出来反驳——孩子们从来都是这样，只是曾经的他们的痛苦，和我的痛苦，都是隐形的。
尽管我很小的时候就有些非常符合抑郁症诊断标准的行为，后来自己慢慢对此也有了意识，但我真正面对这个问题，是在英国念书的时候。
英国的精神科真的很差劲，不知道是不是因为NHS只擅长治容易死人的疾病，其余的则拖成容易死人的程度再说。
我到了英国之后，先是失眠严重。看了GP（基层全科医生）后，医生语重心长跟我说：你还年轻，我就不给你开安眠药了，不然很容易成瘾的。我空着手回家的时候回忆我本科时候学的药理学，不是说目前我国的一线用安眠药很安全了吗：不易成瘾，致死药量是正常用药量的上万倍，即假如正常每晚服一颗，那么要吞上万颗安眠药才够有生命危险的。我苦恼地想着英国到底用的是哪个年代的安眠药啊。
后来我总是胸口锐痛，尤其是半夜失眠的时候。我心想，一个问题没治好，又来另一个了。这回GP给我转介去了急诊，说是他们那没有任何仪器能给我做检查。于是我在急诊枯坐12小时，终于被迎了进去，被带着做了许多检查之后，一个医生温柔地对我说：“我们没检查出来什么问题，推测你的症状是焦虑导致的呢。”一段沟通之后，我问：“那我需要吃药吗？”
“我们会把情况发回给你的GP，然后你抽个时间去看GP，他们会给你开药的哦。”
我再次空着手回家了。
后来我的确去了GP，领到了我一个让我吃完一整天都晕晕乎乎的抗焦虑药，并被告知给我转介了附近的心理咨询机构。再后来我知道我被开的药是苯二氮卓类抗焦虑药，不论是在中国还是美国，都不会是精神科医生首选的抗焦虑药。以及我始终都没等来心理咨询机构的电话。
既然等不到，我也不大想和人用英语聊我的想法与感受，于是我点开了国内的线上咨询平台，那是我首次主动决定去找人聊聊我的心理健康问题。
自我真的迈入心理学这一行，身边就不乏有做心理咨询方向的朋友。那会我跟一个学心理咨询方向的朋友聊起我自知有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未来如果有机会，也想找咨询师细细谈一谈。她真挚又尖锐地看着我，问：“那你觉得什么时候你会感觉机会到了呢？你要等一个具体什么样的机会呢？”当时我模棱两可地说了点什么，然后岔开了这个话题。哪知道机会这不就来了，因为英国糟糕的精神科就诊经历，我的机会等到了。
我从朋友那要来了“如何找到靠谱心理咨询师指南”，简而言之就是不符合伦理的不要，在某个合理的价格区间之外的不要，再根据背景看看专业程度，看看有没有规律督导和长时间的成长体验。但是最玄的一点是看眼缘。
根据我最后选定的咨询师反推，我或许是看中了咨询师像我理想中的母亲形象，中年女性，温柔包容。
人总是在关系里表演自己的角色定位，我在咨询中大概就扮演了一个乖巧女儿的形象，恰是我真实的母亲所期待的那样。
这位咨询师主要擅长的是精神分析。我们花了两年的时间聊遍了我的生活，过去的和现在的。有的时候她比我都了解我的生活，她有时在视频一开始问我上周提到的某某事，后续如何了，而我则已经完完全全把她所说的事抛在了脑后，竟需要她的提醒才能想起来，“啊，那件事之前如此困扰我”。
我们的谈话中我总是理智微笑着的，很多时候连她问我你的感受是什么都回答不出来，于是她只好问：“那你假设有个人和你有同样的处境，TA的感受是什么样的？”我才发现我何止不知道我的感受，我连情绪词汇都不晓得几个。翻来覆去不过是悲伤，愤怒，连委屈都是后来学会的。
但正因为我总是表情一致，所以她总也不确定我是否有好转。她问过我好多次，我是否觉得咨询对我来说有帮助，我的讨好型人格此时就会上线，努力罗列些我的进步，然后认真地说：“帮助肯定是有的。”
但实际上我也不知道到底多有帮助。我们已经尽力把精神分析做到我都不知道还能翻出什么故事来说，我也大体上坦然接受了自己就是这样一个挣扎着生活的形象，但我始终不知道的是然后怎么办，然后我该做什么，然后我需要做出什么改变让自己变得更好呢？我知道这不是精神分析的咨询师会给我的回答。
不过我知道一点——我是在她的鼓励下去看的精神科医生，然后开始了漫长至今的服药。
我跟我第一位咨询师就这样形式上规律，内容上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了两三年。到后来，我也不知道我对这个咨询关系的期待是什么，我知道我没法有更多的改善，或许只是为了找个固定的且了解我的人每周聊聊天。或许只要我继续付费下去，我们就能无止尽地继续。但这段关系的终止恰恰是因为这个小小的变数——她提出基于市场的正常涨价，我的付费意愿陡然下降，这段关系就草率地结束了。
作为一个有追求的咨询师，她对咨询关系的期待大概也不止于钱。尽管我努力翻出自己的改变和进步，但她或许还是能看出我们早已停滞不前。再加之涨价带来的金钱问题谈不拢，我们就这样结束了。
那时候我已经来了美国，因为学生通常有非常好的保险，索性在美国这边找了咨询师，保险报销下来一次谈话治疗只需要150人民币的样子。
美国最主流的咨询流派是认知行为疗法。
我读咨询心理学的朋友说，你们学神经科学的应该会比较喜欢认知行为疗法，都是有实证研究证明有效的，很科学。但体验下来我发现，认知行为疗法是我最讨厌的咨询流派，没有之一。
我不明白要给抑郁症患者布置作业的人是什么样的变态。我已经提不起精神做这世界上的任何事，哪怕这意味着我要不吃不喝，忍受着我又臭又油的头发贴在我的耳朵边上，然后连累耳朵边上长起了红肿疼痛的包。我的最底层的需求都被我忽略了，但是认知行为疗法认为，在这种时候，我居然会因为想变得更好而做点什么，包括且不限于我要对着镜子夸奖我自己，下楼去跑步，哪怕就跑五分钟。太难了。
另一个朋友说，在她擅长的某个类似流派，有一个核心观点，叫做“选择做出改变，或者选择继续过灾难一样的生活”。灾难一样的生活，于我来说是难以下床，随便弄点东西吃之后把厨具扔在水槽里，等着没盘子用了之后才会深吸一口气逼自己去开一趟洗碗机，以及懒得扔垃圾，到最后每个桌子上都摆着没处扔的空水瓶或空可乐罐子。但是下床好难，洗碗也好难，出门去扔垃圾更是难上加难，毕竟还得收拾成能出门的样子。所以谢谢，我认识到了我真的没有能力改变，我还是继续过灾难一样的生活吧，这就是认知行为疗法教会我的。
后面的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对心理咨询没什么信心，但中间也按照建议去参加过团体咨询。做了团体咨询发现，或许幸福的个体也是相似的，而不幸的个体则各有各的不幸。大家的经历和感悟截然不同。我在维持表面对同伴的支持和包容的同时，难免偶尔心里也嘟囔：若你不这样这样想，而那样那样想，问题不就解决了。
想必大家看我也会有如此感觉吧。
但是对深陷情绪中的个人来说，转变就像是防弹玻璃那头的一颗宝石，能看到，却不知道怎么够到。
我最新的尝试是催眠疗法。听起来很玄，但具体实践大约类似有指引的开放冥想。我刚尝试大概一个月，4次治疗，尚不知道会走向何处，但我就像是在穷尽所有可能的咨询流派，既然这个没体验过，又看起来足够不同，那便试试看。
我服药的历史比接受咨询治疗的历史略短一点。如前面提到的，是我在跟第一位咨询师谈话的过程中，她提到的：“你为什么没有尝试去看医生呢？”我答不上来，便去了。
一开始我还会研究我吃的药，是什么类型，药的作用机理是什么。后来尝试的类型多了，我连名字都记不住，被问到正在服用的药物，我得拿出手机翻记录才说得出来。
过程中我也遇到过各种各样的医生。例如我第一次遇到的医生，是我设闹钟抢了一周才抢到的专家号，他在私立医院的诊费上千。但当我问及怎么判断我是否真的有抑郁症时，他掰着手指数了抑郁症的诊断标准，仿佛真的是在DSM-5（一本官方诊断手册）一样。在我问我怎么知道自己有好转时，他说你感觉自己有好转就是有好转，当然有些人性格就是忧郁型的，这个很难说。然后他就给我开了药。末了还说，复诊不必找我。
回去的路上发消息给朋友吐槽：假如我背DSM-5双向情感障碍的症状，他肯定会给我诊断成双相情感障碍！
当然我也遇到过非常好的医生。
一个温柔的女医生在我问她“如何决定在上一种药没有效果的时候要换什么药呢”的时候愣了一下，说：“其实我们有几种选择方案，但是其他几种普遍会有增加体重的副作用，这种一般不会，所以小姑娘们会更愿意试试这种。你觉得呢？”
另一位是我们学校附属医院精神科轮转的驻院医生。我相信当我状态糟糕又用非母语跟他讲述我的感受时一定不太好懂，但他总会耐心听我说，并时常给我反馈“嗯，我觉得你说得很有道理”。
他给予我的支持远超一个精神科医生，甚至比很多咨询师还要强，坐在他办公室的沙发上的时候，我仿佛可以袒露一切感受和想法。在他一年期驻院结束，要换往下一个机构继续他的项目时，社恐且尤其不愿用英语进行非必要沟通的我实在难以抑制地想要感谢他。我对他说：
“谢谢你这一年来的支持，你绝对会成为特别特别特别特别好的精神科医生，因为有许多人都和我一样，非常需要这样的支持。”
就这样，我在各式各样的医生手里，尝试过各种各样的药物，多的时候一天要同时服用6种不同的药，但几年过去了，我还是没有明显的改善。于是终有一天，医生问我愿不愿意尝试一些没那么常规的治疗手段，主要有电刺激大脑，磁刺激大脑，和氯胺酮鼻喷剂。
电刺激大脑让我下意识地想起小时候电视剧里看到在精神病院里被束缚在躺椅上抽搐的样子，而氯胺酮让我担心潜在的成瘾反应，所以我选择了磁刺激，即TMS。
医生给我循流程安排了一次TMS的介绍问询时间。
但TMS我挺懂的！系里最近新买了一台用来做主动激活大脑的研究，我导师一向对新东西感兴趣，已经给我安排上了未来的一项研究，就是把我们的研究结果放到TMS上去验证一下。虽然系里都在向影像中心提交自己的研究计划，以便能尽早用上新仪器，之前真的用过TMS做研究的学妹偷偷告诉我千万别做TMS研究，因为：
1. 磁刺激的范围并不精准，一刺激下去，一大片大脑都激活了，很难说明白到底是哪块大脑起了作用。
——这对治疗好像影响不大，反正只要这一片中有据说和情绪相关的前额叶就行了，毕竟当前对情绪的研究也未必有多精准。但是，万一碰到了什么不该碰的区域，会不会有什么副作用，比如癫痫？医生说过癫痫是可能的副作用对吧。万一真癫痫了，他们这位于办公楼里的诊所能处理吗？于是我问了。
医生说：“这里确实是治不了的，但我们会打电话叫救护车给你送急诊哒。在等救护车的过程中，我们不会让你窒息的。”
很好，幸好据说这个几率很低。
2. 每个人的大脑都挺不同的，你觉得你刺激了这个位置，理论上会有这样的结果，但实际上未必符合理论。你也不知道是你刺激的位置不对，还是每个人反应就是不同。
——简而言之，我问：“你们是如何确认治疗的靶点的呢？是根据颅骨位置，还是扫描出来的大脑结构之类的。”
医生回答说：我们是通过颅骨位置，但是根据一万多样本的研究发现，颅骨位置定位与扫描出来的大脑结构定位精度超过97%。当然，现在也有根据扫描出来的大脑静息状态的功能来定位的，但去年刚刚推出，FDA还没批准，我们这边就没用，保险也不会报销。考虑到刚推出没多久，样本也不够大，所以目前也没有研究对比这种方法比颅骨定位好多少。
当然，读不懂也没关系，因为医生的回答就是非常专业，专业到我由衷佩服，并期待我未来要是给什么学术讲座，在回答提问的时候也能答这么好。
总之，我接受了每天让大脑被磁刺激击打20分钟的治疗建议，并期待自己会变好。毕竟据研究表明，TMS平均能使人好转3成。
这篇短文停笔的时候，我即将完成我的第30次TMS治疗，即医生所说的如果再没有感受到太多的好转，就该考虑其他的方案的时候；我的学业刚过一半（对于准备正常5年毕业的人来说大概是一大半），计划下学期考candidacy（博士资格考），尽管我导师早在去年就问我为什么还不打算考，你已经没差什么要做了，我当时没告诉他，我唯一没做的就是做好心理准备。
客观的时间总是这样不管不顾地向前走，而我只能继续走走跑跑地勉力跟着。
本故事由短故事Life Writing学院导师指导完成。，邀请你来写下属于自己的个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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