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第一心理主笔团
编辑 / 汤米
如今的家庭普遍处于一种境遇——在当前的双重教育体系下，教育投资仿佛掉进了一个永无止境的深渊。
这是来自北京大学的教授渠敬东的深刻指出，他曾在一个教育主题的圆桌讨论中，对这个问题的阐述是：
“当下中国社会的教育现状在于，一方面，国家教育体系不再担负起国家的职能和义务；另一方面又在允许庞大的资本市场攫取所有家长的经济资源，诱使家庭将绝大部分收入投入到子女教育中，所有家庭都被迫陷入了一个资源无尽投入的无底洞。”
“这就是今天中国社会的教育双轨制，而越是这样，我们的国家越是让孩子提早进入到残酷的竞争世界里。孩子们也从小就开始明白，我所拿到的高分，是用父母和整个家庭的资源换来的。”
公共知识分子，曾是社会中的道德良心和洞察者。
他们担负着监督、反思和提醒社会中种种问题的职责，向那些忙于日常生活，无暇自省的大众提供清晰的警示。
这种行为并不是出于他们无事可做，而是因为他们作为知识的守护者和时代的观察者，感受到的道德责任和使命。
关于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Jtiigen Habennas）有过明确的论述：“知识分子如果有一件事情不能容许，那就是变得犬儒。”哈贝马斯一生对知识的追求无比渴望，他自己描述这种追求是为了探索科学和真理的终身旅程。
这种生活态度，正体现了自古以来西方哲学中追求知识和真理的精神。
在哈贝马斯看来，犬儒主义不仅仅是远离社会传统，过着简单生活的态度；而是在现代社会中，知识分子对于诚实、善良的价值观失去信心，并对他人和社会的苦难漠不关心的一种态度。
就这个意义而言，北京大学的教授渠敬东，就中国的教育状况发表了他的观点和真知灼见。 显然，揭露“教育双轨制”的问题是渠敬东作为一名教授的道德担当，也是他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和视野。
但是，在媒体传播他的发言时，却特别强调了“家庭在教育投资上的无底洞”这一点，而忽略了他演讲中的其他重要内容。
实际上，尽管教育双轨制是渠敬东关注的核心，但如果仔细分析他的演讲内容，我们可以发现，他更希望强调的是，社会应该将教育的焦点重新聚焦于教育本质上。对此，渠教授在讲话中提出：
1. 教育的目的是让孩子活得精神健康、心理健康、身体健康。 2. 教育要回归到单纯朴素的心，为孩子注入一股力量，这股力量要能感召他们、唤醒他们。 3. 教育的目的不是给孩子教技能灌输知识，而是要让他们保持对知识的纯真乐趣。
当前中国教育的全面“竞争化”，这种趋势让每个人都陷入了“成为胜者”的单一追求中。
在当今社会，信息的泛滥常常导致普遍的不安感。信息传播，以营销为主要目标，始终聚焦于激起公众的兴趣和情感反应，进而实现流量的积累与变现。从经济角度看，这种做法看似合理。
然而，从信息的本质价值来看，频繁地将恐怖、激动人心的情绪、心理压力和挑衅性的内容放在显眼位置，导致的结果是对人们心理健康的严重扭曲和负面刺激，进而把公众带向一条畸形的发展路径。
在这种畸形的发展模式中，公众对社会现象的关注不再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而是过分集中于个人的焦虑感。
例如，公众普遍认为，由于当前国家的教育双轨制，家庭别无选择只能不断地投入资源，推动孩子参加各种补习班以增强其竞争力和心理承受能力。这种做法，如果不跟随，就会被淘汰，导致大家都处于一个无解的恶性循环之中。
实际上，即便大众因为这类信息而感到极度焦虑，实际情况并非毫无解决之道。
仔细审视渠敬东教授的言论，我们可以明显看到，知识界的人士并不是仅仅关注问题和指出社会畸形，而更倾向于提出切实可行、触及问题根源的解决策略。
大众通常采取一种奇特的思维模式：认为是因为国家采取了教育双轨制，才迫使家长不得不增加投入，让孩子们去补习班以提升学习能力。
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被归咎于教育体制，而非家庭个体。 乍看之下，这种逻辑似乎站得住脚。
然而，问题的真正所在是：
国家的教育政策和改革，通常是基于国家间的竞争、全球化的需求以及时代的发展来设定的，同时考虑到国内教育发展的实际情况和需求来制订方针和措施。
因此，这样的宏观政策自然难以顾及每一个家庭的具体需求。 如果简单地把家庭教育投资的困境归咎于国家教育体制的不足，那么等于是期待国家政策能够做到面面俱到，这显然是不现实的。
面对这样的外部环境，广大家庭应如何自处？
渠敬东教授在他的发言中提供了明确的指导：
无论是国家还是家庭，我们的核心和重点，都是回归到教育本身上来。而无论国家教育制度如何变革，教育环境如何改变，家庭始终都决定和掌握着孩子的教育方向。
虽然渠教授的观点听起来似乎有逃避责任之嫌，带有乌托邦色彩，似乎更偏向于“快乐教育”的理念。 但事实上，他触及了问题的核心。在家庭教育为主，学校教育为辅的基础上，全社会应当将重心转回到教育的真正意义上。
教育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
无非是以学生为中心，通过启发式教育引导和激发学生的天赋和兴趣，而不是单纯的填鸭式教育、竞争导向的教育或是应试教育。
针对这个问题，渠敬东教授强调了家长作为教育的主要责任者，必须首先确保孩子对学习和知识建立正确的看法和心态。他们需要明白，学习是一生的追求，而知识的力量能使个人更自由，视野更开阔，进而培养出具有创新性、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以及满足感的人格。
教授指出，教育的场所——无论是学校还是家庭——不应仅仅关注分数，一个人的价值不应该仅仅由学业成绩来定义。认为失败就意味着生活毫无价值，将自己局限于单一的思维和情感模式，是不可取的。
渠教授在他的讲话中特别强调，真正的教育含义以及社会和家庭应该如何正确实施教育，是他希望通过媒体传播并得到公众认同与理解的关键点。不幸的是，现实往往与理想相悖。在当代社会，最为广泛和迅速传播的信息往往集中在教育投资的无尽焦虑、无助和愤怒上。
当个体（家庭）将自己在教育观念和方法上的不足和无力感归咎于外界因素时，当外部出于营销目的，以各种方式放大和扭曲这些混合情绪时，大众常常误以为自己的反应是正当的，形成了一种错误的共鸣。
然而，清醒的人不会轻易加入这种共鸣。他们认识到，这实际上是思考和行动上的一种懒惰。 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在其著作《乌合之众》（Psychologie des Foules）中反复提及：
人在群体中时，智力水平会显著下降，人一到群体中，智商就严重降低，为了获得认同，个体愿意抛弃是非，用智商去换取那份让人倍感安全的归属感。
考虑到这一点，是否有多数家庭真正认真评价过自己的教育理念和方法？ 还是仅仅因为跟风、随大流而未加思考？或许我们都需要暂时放下焦虑，静心思考：在我们的教育观念和方法上，我们是否坚持了自己的立场，并且与时代的要求保持一致。
至于教育双轨制的问题，虽然在国内可能被视为一种较新的现象，但实际上它在国际上已有悠久的历史。世界上许多主要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英国和法国，早就将教育资源分为大众教育和精英教育两大类。
这种分配旨在满足国家大部分民众的高等教育需求，同时为国家精英阶层的培养和储备提供支持，并始终遵循两个基本原则：
大众教育应义务并免费提供；而精英教育则是高级的且需要付费。
在这样的发展趋势下，教育变成了个性化的选择。家庭所能达到的教育水平，完全取决于他们自己的决定。将孩子培养成何种人才，很大程度上不仅仅与经济条件无关。
最重要的是，即使家庭无法为子女提供更优质的教育条件，子女是否也能理解如何生活，怎样在物质匮乏的情况下也能过得快乐，并拥有一个简单而有价值的生活。
因为，有些东西是金钱买不来的；丰富的教育资源和显赫的家世，并不能保证一个人就一定能拥有幸福和快乐。我们常常被财富、地位、资源、学历和知识所局限，却忘记了拥有这些东西的真正体验和目的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