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山西撤并乡村学校的计划引发了媒体和专家的广泛讨论。其实早在2000年至2010持续10年之久的乡村学校大撤并就曾引起过舆论的质疑、讨论和决策部门的回应。然而10年后的今天，撤并之风再起。我们认为，这不单单是山西独有的现象。在近年实施的乡村振兴战略的工作中，在全国层面也不断出现过类似的做法，例如全国性的农村厕所革命、冬季取暖改造、拆迁大棚整顿等，把本来是好心办的“事情”做成了“事件”的事频频发生。从去年山东的拆村并居到今年山西的撤并村校，充分说明在乡村教育和乡村振兴领域存在严重的认识混乱问题。如果我们不对这些问题进行彻底的反思，仍然就事论事，将来可能还会出现另一个山西或山东，出现另一些把“事情”变成的“事件”的事。
在乡村振兴的热点中，人们更容易关注产业振兴，很少关注乡村教育，但撤并乡村学校是关系乡村命运乃至中华文明复兴的大事，在此抛砖引玉，希望有更多关心乡村的仁人志士能够参与讨论。
一、乡村是否需要搞教育？
按照目前的撤并逻辑，乡村不需要教育，只是乡村孩子需要教育，所以把乡村孩子集中到县城接受教育也就解决了乡村教育的问题。与此相对应的另一个潜在的逻辑是，城市孩子不仅需要教育，城市建设更需要农村的孩子到城市读书。
21世纪以来，持续10年的撤并学校确实是按照这个逻辑做的，撤点并校成了推动城市化、拉升城市消费的重要途径和套路，这项工作还被公开誉为推进城市化的小手拉大手工程。这个套路对于拉动城市化率确实有效，有学者调研发现，大约有30%的农民是因为孩子上学被逼进了城。
按照目前流行的撤并逻辑走下去，必然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乡村不要教育，城市化才需要教育。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也是关系乡村命运的大事，关系到乡村振兴发展方向的大问题。
在乡村不需要搞教育背后，潜藏着另一个结论：我们根本不需要乡村，在城市化突飞猛进的时代，乡村没有多少价值。这种认识与中央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严重相悖。目前的乡村已经是老人与妇女儿童的乡村。如果按照山西撤并乡村学校的速度和做法，未来山西将会出现一大批只有老人、没有妇女儿童的乡村。这样下去，就会为下一步拆迁这些村庄创造了条件，找到了理由。我们发现乡村不需要搞教育背后就是让乡村最终消亡。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在撤并村校的套路下，“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就会演变成消灭乡村，让乡村消亡的“振兴”。
二、乡村是一个不能搞教育的地方吗？
无论我们怎样讲乡村需要搞教育，也会有人会以这样的理由反驳，不是我们不知道乡村不需要教育，而是乡村确实不能搞教育。目前有的地方之所以还在大张旗鼓地撤并乡村学校，就是因为主张撤并学校的官员认为有足够的撤并理由。这个理由就是乡村学校教育质量差、学生越来越少，迟早要消失。其实支撑撤并的理由就是农村是个不能搞教育的地方。如果就问题谈问题，结论似乎就是这样，没有办法。但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放在一个大背景看，就会发现这个问题的本质不是乡村本身不能搞教育，而是错误的站位和态度认定了乡村不能搞教育。
认为乡村不能搞教育是仍然站在过激城市化的位置看乡村。21世纪以来，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国内出现一股以西方城市化为参照系的单极化城市思潮。这种思潮认为中国未来现代化的目标就是城市化，相对应的乡村未来的命运就是在大规模的城市化中走向终结。中央从“十八大”提出城乡融合的城市化战略，到“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就是要从根本上矫正这种西化思路的城市化。但是到目前为止，这种思潮的力量仍然很大。在认定乡村不能搞教育的背后，就是认为乡村是一个愚昧落后的地方，在城市化浪潮中最终要退出历史舞台。所以，在撤点并校背后都隐藏着为未来撤并乡村做铺垫。教育是中国千年乡村文明的魂，没有了教育的乡村，一定会慢慢走向衰亡。如果对“十八大”以来中央出台的一系列走中国特色的城市化战略不清楚，仍然滞留在原有的城市化思路上，就会陷入乡村不需要搞教育、乡村不能搞教育的困境，就会偷梁换柱，以所谓的乡村教育改革之名，行让乡村消亡之实。
认为乡村不能搞教育是仍然停留在几十年来的应试教育所形成的“做事教育”思维看乡村。乡村教育问题不是孤立的，乡村教育凸显了当代中国教育的问题。目前形成的教育模式起始于近代以来对西方现代化的追赶，定型于改革开放的40年间。这个教育模式的最大特点就是将所有的教育资源集聚在“做事教育”上，使整个社会从儿童开始就陷入考最好的大学、找最好的工作的焦虑困境之中。高度重视教育的中华民族十分注重做人教育（做人教育的黄金窗口期是0岁到15岁），先做人后做事一直是中国传统教育遵循的理念。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这种教育理念也没有变过。改革开放以来，在追赶西方现代化中形成的教育体系的最大弊端就是：一是服务经济增长的急功近利的应试教育导致做人教育严重缺失；二是追赶西方现代化，导致中国传统文化在教育中严重缺位。在这样的教育理念支撑的教育模式中，乡村自然会被认定为是个不能搞教育的地方。
做人教育的缺失，严重走偏的西化教育，早已引起了中央和国家教育部门的高度重视。进入21世纪以来，针对如何开展做人教育，教育部门在全国推动了各种各样的素质教育。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更是高度重视以德育人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提出了“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立德树人是习近平总书记为中国迈向新时代的教育改革提出的新目标、新使命。
乡村确实不具有做事教育的资源优势，更不具备满足西化教育的条件。按照这种教育理念看乡村，乡村确实是一个不仅不能搞教育，也是没有必要搞教育的地方。但是按照“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的新教育方针，乡村恰恰具有满足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立德树人教育的独特优势。乡村恰恰承担着矫正西化教育，回归与修复中华文明之根的教育使命。按照迈向新时代的教育改革，乡村不是不能搞教育，而且乡村必须搞教育。乡村作为中华五千年文明基因的携带者，作为中华文明之根，是21世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和魂。乡村蕴含着中华民族走向未来的源动力，蕴藏着迈向新时代所需要的新文化、新哲学、新动能。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乡村振兴恰恰必须从振兴乡村教育开始。
三、小规模学校是低效率、落后的教育吗？
乡村学校人数少，是撤点并校的另一个原因。这个问题一直是教育界有争议讨论的问题。乡村的小规模学校和小农经济一样，一直是被以现代化思维、按照规模效益理论否定的对象。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等教育界专家的努力下，小规模学校得到了教育管理部门的肯定。2018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加强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的指导意见》，意见明确规定，农村学校布局既要有利于为学生提供公平、有质量的教育，又要尊重未成年人的身心发展规律、方便学生就近入学；既要防止过急过快撤并学校导致学生过于集中，又要避免出现新的“空心校”。而且还提出，适应一些乡村小规模学校教师包班、复式教学需要，注重培养一批职业精神牢固、学科知识全面、专业基础扎实、“一专多能”的乡村教师。
就像中央文件也明确肯定中国乡村的小规模家庭农场是乡村经济发展的主体，但在现实实施的过程中，许多地方政府还是按捺不住，引入资本要搞大规模农业来替代小农经济一样，在一部分人的心目中，也总是接受不了小规模学校，认为它们就像小农经济一样，不能实现高度分工产生的规模化效率，是一种低效率、落后的教育方式。这是一种典型的将经济学规模收益理论错搬到教育上的做法。
乡村教育所承担的主要是从幼儿园到小学的基础教育，这个时期是奠定孩子生命基础的做人教育的关键时期。对于这个时期的儿童，具有温度的亲情和仁爱滋养是比知识等其他东西更重要的教育。这个时期的儿童对父母和家庭还有强烈的依恋感，这个时期必须有父母陪伴，才能符合儿童生命成长的需要和规律，这也正是许多教育专家极力反对寄宿学校的原因所在。这个时期的儿童所需要的温度与仁爱的学校教育是准家庭教育，这种准家庭教育一定不是大规模学校，而是小而优的小规模学校。因为，不超过15到20人的小班才有可能让老师的情感顾及到每一个孩子，这样的教育才符合儿童时期心理和生命成长的需要。
如果学生数量增加到一定程度，像目前许多50-80人的大班的时候，为了保持起码的教育秩序，老师对学生的管理自然会倾向从情感关照转向理性控制。再加上目前应试考试的压力，老师的教育就更容易偏向类似“兵营式”的高压管理模式。我们应该知道，这个时期的孩子含苞待放，最需要的是美好的仁爱之心的呵护，而我们却对他们采取了百炼成钢的兵营式管理，甚至竭泽而渔的应试压榨，这种追求大规模的错误理念正是导致目前形成大量青少年心理疾病的深层原因之一。英国《经济学人》的统计数据表明，中国青少年自杀率高居全球第一。世界卫生组织在2005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在中国，15~19岁人群的自杀率为十万之四。在国内，北医儿童发展中心发布的《中国儿童自杀报告》显示，每年约有10万青少年死于自杀，每分钟就有2个孩子死于自杀，8个自杀未遂。
从大方面讲，教育可以分为两大类，做人的教育和做事的教育。做人教育的黄金时间是0岁到性成熟之前的16岁。这个时期不仅需要准家庭的小班教育，也需要让大中小孩子能够在一起的混合班教育。不同年龄的混合教育就是模拟的一个小社会，可以让儿童在这样的环境中，完成社会化的成长，特别是一胎家庭长大的孩子更需要这样的混合班教育。这样的教育所需要的老师是一专多能，而不是高度分科。按照社会分工的专业教育、规模化教育对于大学是有效率的教育，但做人的基础教育所需要的恰恰是小而优的综合教育。
目前我们在教育理念和管理上陷入的误区恰恰忽视了儿童生命成长周期的规律，按照大学教育的模式设计了从儿童到青少年时期的基础教育，追求做大做强。另一方面，中小学教育分科化使教师变成一个流水线式枯燥无味的职业。一个小学老师，按照分科要求，一辈子只教一百以内的加减乘除，使原本传道授业的神圣职业变成了枯燥无味、缺乏进取动力的职业。如果让基础教育回归到满足全面发展的做人教育，使老师一专多能，那么基础教育的老师就会变成让生命发光的园丁。
总之，按照青少年生命成长的规律，乡村的小规模学校恰恰是应该鼓励、在改革中完善的教育，而不应该成为撤并的理由。
四、撤并村校能够解决城乡教育的不公平吗？
力推撤并乡村学校的主政思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就是撤并乡村学校是为了解决城乡教育的不公平问题。
通过撤并真的能够解决城乡教育的不公平吗？对于这个问题，2000年至2011年持续10年的撤并已经给出了答案。无论是许多专家学者的跟踪研究，还是国家审计署的公告、教育部和国务院办公厅颁发的文件，都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大规模撤并村校在提升了城镇化率、刺激了城镇的消费和房地产市场之外，给农民孩子带来的是“上学远、上学难、上学贵”等问题。
乡村学校大撤并使改革背离了“减轻农民负担”的初衷，至少是加重了低收入农民的负担。21世纪教育研究院2012年开展的10省区抽样调查显示，农村初中生的人均年教育支出达到1912元。国家审计署的公告也指出“部分学生家庭教育支出负担加重”，比如，受访的7万多名乘车就学的走读生年均交通费支出达839元、近20万名校内寄宿生年均食宿费支出达1658元、3万多名校外租房、家长陪读的学生年均费用支出为8046元（占其整个家庭年均收入的36%）。
除了撤并之外，难道就没有解决城乡教育公平的出路吗？在撤并思路的背后，不是一个单纯的认识问题，而是一个立场和态度问题。我们认为，这种解决教育公平的出发点，并不是真正为了解决教育公平，而是打着解决教育公平的幌子，为城市化服务，为房地产业服务。农民进城带来教育的高成本、高代价，如此简单的问题，难道需要很深刻的洞察力、很高智商才能认识到吗？其实根本不是，搞撤点并校的主政者看中的恰恰是这种撤并学校背后带来的高成本、高代价。
从这个角度看，以撤并村校解决教育公平的思路，是一种人民立场缺位，以城市化思维、资本思维、懒政思维解决问题的思路；这是一种把解决公平的成本甩给农民，自己获得政绩的不负责任、一刀切的惰政思路。不可否认，解决城乡教育公平是个难题，但并不是不能解决。要解决这个问题最需要的不是技巧，而是立场和态度。这个立场就是要真正站在农民的一边，特别是那些贫困家庭农民的一边。如果你站在城市一端，内心认为乡村要消亡；你站在房地产一边，看到的是商业利益，从一开始就站错了位，怎么能够思考与解决城乡教育的不公平问题。
只要我们把立场调整过来，就会看到解决乡村教育的各种探索在全国各地已经大量存在，只是因为立场问题，对此视而不见。目前全国各地已经出现了许多让乡村教育重新焕发生机的改革探索。这些做法既有一个学校、一个乡村、也有一个县的典型经验。在正力推撤并村校的山西就有不少就地搞好乡村教育的典范。在多家公益机构的支持下，由北京一批专家教授探索的让教育回村，让乡村成为儿童乐园的教育实验，就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按照儿童全生命成长规律的“亲情、亲乡土、亲自然”的“三亲”启蒙教育取得了重大突破。近三年来，山西上党区关头村的“三亲”教育吸引了来自太原、长治周边区县、全国其他省市如北京、上海、沈阳、河北、山东、河南、广东、广西、湖北等地31名学生，学生家长在关头村租住民居，边陪孩子读书，边以“新村民”的身份参与生态、幸福社区的建设，关头村成为他们稳定的第二故乡，陪读的家长组成社区，开展了各类手工业，使关头村开始走上教育振兴乡村的路子。
在2017年，大同市的邢庄学校的小学只有3个孩子、4个老师，但在邢庄村村委支持和一位有事业心的校长努力下，这个最初只有3个孩子的学校已经发展到有110多个学生、25个老师，服务周围七八个村庄。
四川的阆中县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县，也是一个依靠改革让乡村教育焕发生机的典型。他们不认为乡村不能搞教育，启动了让乡土智慧点亮校园的乡村教育改革，被《中国教育报》《中国教师报》多次报道。
总之，解决乡村教育公平问题，不是没有出路，而是缺乏人民教育的立场；解决公平问题，不是没有经验和典型，而是因为站错了位，对乡村的价值视而不见。乡村教育改革最需要的不是钱，而是对乡村命运的关怀、对乡村教育的责任和对农民的情感。
五、乡村振兴是否需要教育先行？
目前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热点和重点都集中乡村产业兴旺上，认为这是乡村振兴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几乎很少讨论乡村教育振兴的问题。但是如果把乡村振兴与乡村教育联系在一起思考，就会发现，乡村教育振兴不仅比产业兴旺更重要，而且是其他五个方面振兴的大前提。在2020年的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提出了“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按照习近平主席赋予乡村振兴的使命，乡土文化复兴在乡村振兴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中华五千文明的根子在乡村，所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是乡村振兴的复兴。从这个意义上看，只有千年乡土文化复兴的乡村、教育振兴的乡村才能担当起时代赋予乡村的使命。从这个大背景出发，我们看到的乡村不是可不可以搞教育，而是乡村振兴必须搞教育，而且应该放在比产业兴旺更重要的地位来对待。
乡村振兴排在第一位的应该是乡村教育的振兴。压倒乡村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撤点并校，乡村复活的最终标志也是教育回村。没有教育的乡村是没有未来和希望的乡村。有村就要有学校，应该成为乡村的必配。只有老年人的乡村其实并不可怕，因为乡村是适合低成本养老和颐养天年的地方，真正可怕的是没有儿童的乡村。一个没有儿童教育的乡村，也就意味着从儿童开始就隔离了他们与乡村的情感联系。一个与乡村没有情感联系的儿童不可能热爱生养他的乡村。没有儿童教育的乡村，是一个乡土文明传承断代的乡村，无论乡村经济将来如何兴旺，也是一个没有未来和希望的乡村。
缺失乡村教育的中国人是没有故乡的中国人。任何一个中国人倒推三代都是农民。中国人的精神故乡和血脉之源在乡村。乡村教育是让每一个中国人与祖先和故乡链接起来的乡土教育，包含着21世纪每个中国人都必须回答的“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答案。抛弃这样的教育，我们将成为没有故乡的游子。
缺少乡村教育的中国教育是无根的教育。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耕读传家远，诗书继世长”的文化传统，没有乡村教育的传承将意味着中华五千年文明面临断根的危机。
缺少教育的乡村不叫乡村，叫农场。没有教育的乡村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乡村，而是只有经济功能的西方式的农场乡村。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乡村是耕读乡村，其中“耕”解决物质生计问题，“读”解决文化传承和教育问题。真正的中国乡村是有老人儿童、有鸡鸣狗吠、有历史、有故事、有文化的乡村，而让乡村拥有这些活力的东西是来自乡村教育带来的儿童的读书声。
乡村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蕴含着每一个中国人都需要回答的“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等问题。从这个角度看，能够让我们重返乡村之路和共建精神家园的途径就是教育；从这个意义看，乡村振兴成功的最终标志是让教育回村。只有让教育回村的乡村才能承担起习近平总书记所赋予和期望的“民族兴，乡村必振兴”的历史重任。
[作者简介：张孝德系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专家委员、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教授；萧淑贞系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来源:《中国乡村发现》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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