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元六年十月（1200)、嘉泰三年四月（1203)、陆游应韩佗胄之请求，为其撰《南园记》《阅古泉记》。围绕此两记，从南宋至明末清初数百年来，后世学者，对游之晚节或以责备之辞加以非难；或以惋惜之情为其辩解，莫衷一是，几成聚讼。
对陆游因撰两记涉及的晚节问题，应该坚持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按照封建社会士大夫关于气节的界定，结合陆游一生在历史舞台上的政治主张和表现来讨论。同时也要考虑到对形成陆游人生观、理想、政治抱负有重要作用的家教、师承、交友的影响。
陆游为韩撰两记无伤晚节
《宋史·陆游传》载：“晚年再出，为韩佗胄撰《南园记》《阅古泉记》，见讥清议。朱熹言其能太高、迹太近，恐为有力者所挽，不得全其晚节，盖有先见之明焉。……”
坚持宋史结论的代表人物有：宋方回、元刘壤、明唐锦、清纪昀等。他们提出陆游撰两记是：为幼子所累，为史职所惑，以致趋炎附势而堕节。
按嘉泰三年，游年79岁，不复奉祠禄，卜居镜湖之三山。入朝修孝宗、光宗两朝实录及三朝史，是孝宗钦定。
据《宝庆会稽续志》卷五载；“游自少颖悟，其它谎铭记序之文，皆深造三昧，尤熟识先朝典籍沿革、人物出处，故声名振跃当世。张孝祥自谓辞翰独步一时，每见辄倾下之。初高宗闻其名，欲召用，而又以口语触秦桧，故抑不得进。”
游曾撰《南唐书》为史家称善。孝宗命游撰史，独具慧眼，作为史官亦无法影响朝政，这次赴阙修史与韩佗胄毫无关系。
另外陆游所娶王氏夫人，生有七子二女，游从无娶妾生子之事。周密《齐东野语》载陆游从蜀携妾归山阴之所谓风流韵事，亦无其他史料可查，恐系子虚乌有之事。若刘氏相信《齐东野语》之记载为实事。
按陆游于淳熙五年离蜀，写记是庆元六年，相距两年。小妾若生子，已盖弱冠。一行将就木、衣食维艰之耄耋老人，小妾从何而来？襁褓小儿又从何而来？
认为陆游为韩撰两记无伤晚节者有：宋罗大经、元戴元表、明田汝成、清袁枚等。这些人或仕途坎坷；或怀才不遇。其中袁枚小仓山房文集（书陆游传）卷30，立论公允，论据颇足。
生于忧患，矢志抗金
陆游生于女真贵族南侵之繁鼓声中，宋王朝处于金瓯残缺，风雨飘摇，行将崩溃之前夕。社会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各地农民因不堪金人的烧杀掳掠；不堪朝廷的横征暴敛，强者纷纷率政暴动。绍兴十年南宋王朝向金人屈膝投降之阴谋正在赵构、秦桧一意主持下秘密进行，血手屠刀指向民族志士与爱国军民，在统治区内加强对人民的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
绍兴十一年，韩世忠罢枢密院使，岳飞、张浚赐死大理寺狱，李光以不附和议忤秦桧，罢政归里。这些抗金名将均与游父宰交往密切。
陆游生长于仕宦家庭之中，从小爱国思想的熏陶。宋真宗大中祥符间，游曾祖轸以进士官至吏部郎中，直昭文馆。
游祖佃，进士高第，为王安石学生，是北宋著名经学家，著述丰富，为人刚正不阿，政绩称于时。游父宰、按《山阴陆氏族谱》载：“建中靖国元年以父恩补官，历秘书阁校理、起居注、兵部、库部郎，知兖州、荆门军、西路转运使……”，南渡后。
由于有爱国思想，所交游者均为主战派人物，与李光善，为秦桧嫉恨，政治上长期受压制。据《宋会要辑稿·职官》载，靖康元年四月八日陆宰落职，闲领祠禄到死。
由于家庭环境及教养，对陆游一生品德、节操影响很深。绍兴十二年（1142），游年十八，从江西诗派著名诗人曾几学诗。
南渡后几为统治集团中主战派人物，与弟曾可以坚持抗金闻于朝野，累遭贬谪。先辈忧民爱国之形象，凛然之节操，以及师长的教诲陶冶，对陆游感染之深切，可谓贯彻一生。
南宋王朝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并存，而民族矛盾又是主要矛盾。反对女贞贵族的入侵，收复失地，救民于水火之中，恢复发展生产，是民心所向，是大局。
因此对待和与战的态度是检验士大夫气节的唯一标准：陆游矢志抗金，反对投降，反对弊政蠹民，主张强根固本，团结一切力量，收复失地，还我河山的思想，产生于幼年时代，形成于青年时代，成熟于壮年时代，至死不易其志，不堕其节。
因抗金而忤权贵，仕途多蹇
绍兴二十四年（1154），陆游赴礼部复试，以论恢复而语触秦桧，复为秦氏所黜。此事均有史传详细记载。
陆游一生光明磊落。为了坚持正确的主张，无私无畏，不屈不挠，无疑是主和派的眼中钉、肉中刺，借机排陷闯关千里，远离京城。南宋王朝内部，主战派与主和派的斗争虽未间断，但主和派始终处于优势。因此陆游的一生逆境多于顺境。
因抗金而忤权贵、因兴隆元年九月（1163），游除枢密院编修官兼圣政所检讨官。孝宗即位时，游畅谈了抗金之大计，并就迁都健康问题独抒己见。
在内政问题上，主张中央集权，强根固本，统一抗金意志，翦除曾觌、龙大渊奸党……这次触犯了宠臣被贬出朝，除左通直郎，通判镇江。
兴隆二年二月（1164），在镇江任上，以晚辈之礼（世谊），拜谒会督江淮军马的抗金名将张浚，“力劝张浚用兵。”兴隆四年（1166）言官论游“力劝张浚用兵”而罢归，卜居镜湖之三山。
淳熙七年秋（1180），游奉诏离闽，被命诣行所，但自严州、寿昌界得旨，许免入奏，仍除外官。旋又为事中赵汝愚所劾（宋史有传）。
据《宋会要辑稿》载：“明年三月（淳熙八年），务观提举淮南常平茶盐公事之命，为臣僚所罢。其理由为：不自检饬，所为多越于规矩。”赵氏论劾之外，排陷者尚有曾、龙余党乘机下石。
陆游一生中最为得志，最能实现其“下马草军书，上马击强虏”的公职是乾道五年（1169）应王炎之邀入幕参赞军务。这可从游上《王宣府启》一文看出其欢欣鼓舞情绪：“……抚剑悲歌，临书浩叹。每感岁时之易失，不知涕泗之横流也乍属元臣，暂临西鄙。
获得油幕众贤之后，实经玉关万里之行。如输劳效命之有期，顾陨首穴胸而何憾。”（文集卷八），按《宋会要辑稿》载：“乾道五年三月十九日诏：王炎除四川宣抚使，依旧参知政事。”
王炎是一个才能卓越的重巨，坚持抗金，因慕陆游之民族气节与才识，召其入幕。陆游也未负王炎厚爱，曾积极提出，在陇右积蓄力量，自陇右取长安以经略中原。
撤换骄恣不法将领吴挺，以吴拱代之，以整肃军纪防患未然之远见卓识。正当王炎苦心经营川陕有重大建树时，因王炎与虞允文的矛盾，加之孝宗对这位功高盖主的封疆大吏，产生疑虑。
于乾道八年九月，撤换王炎，以虞允文代其职，王炎幕府星散。次年王炎罢官奉祠。陆游矢志抗金、为国捐躯的理想变成了“镜花水月”。
因此诗人发出：“报国欲死无疆场”之感叹。像这样一位伟大的爱国者，怎么可能晚节有污呢？
从陆游的交游看其名节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从古从的交游亦可反映其气节的一个侧面。与陆游交往密切者，皆志同道合名重一时的主战派人士。
有在朝身居显位者，如周必大、王炎、范成大、尤延之、杨万里等；有不得重任逆境多于顺境者，如曾几、曾开、韩元吉、朱熹、辛弃疾、张演等。
这些友人，不仅学识渊博，道德高尚，无一人折节卑躬向权臣屈服。嘉泰三年（1203）游年79。伟大的爱国词人抗金名将辛弃疾，欲为游筑馆舍，游婉谢。
有《草堂》一诗记载此事：“幸有湖边旧草堂，敢烦地主筑林塘？”若游名节有污，辛弃疾不能有此举动。朱熹与陆游的交往晚年更为密切。
从于北山编陆游年谱一书中尚可查出书信往来、赠诗、作跋、作序、馈送礼品等。共九处。庆元间理学之禁正炽，朝臣有请杀朱熹者。
《四朝闻见录》载：“庆元间，朱熹以伪学之禁，避地至长溪，虽门人故交，尝过其门，惊然不敢入。”当老友处境险恶时，交往更笃。这是趋炎附势者办不到的。
庆元六年三月，朱熹卒。当时士大夫与朱熹有旧者，多退避三舍，而陆游不怕弹劾，冒抗旨之罪，十分沉痛地悼念老友，写下了一篇《祭朱元晦侍讲文》催人泪下的祭文。
从陆游的交游和待朋友的态度，也可证明他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绝非希冀权贵者。
韩佗胄出身钟鸣鼎食之家，又娶宪圣吴皇后侄女。因拥立宁宗有功，官至平章国事，封平原郡王、加太传。
在拥立宁宗时，住胄与赵汝愚团结一致。在权力分配时，汝愚以宗臣自居，谓韩为外戚，迁韩胄为宜州观察使兼枢密都承旨，使韩不满。
朱熹与汝愚善，常奏韩之奸，为韩恶。后来韩利用与皇后的特殊关系，出入宫闱，矫传懿旨诬汝愚为相谋危社稷，贬出朝，毒杀于途。
陆游与韩往来是在绍熙五年（1194）前后，写记是在嘉泰二三年间（1202～1203）。朱熹看到老友与韩往来，担心上韩的圈套。
因此在答巩至的第四封信中，提出了“……恐为有力者牵挽，不得全其晚节……”的看法。并在拟求陆游为《朱子文集》作跋时说了一段话：“……放翁久不得书，欲觅一文字所于颇重，又恐贱迹累其升腾，未敢启口也。”朱熹对游有误解，杨万里也不例外。
结语
陆游是一个高瞻远瞩，具有全局观念的士大夫，他的一贯主张是：只有消弭党争、破除陈见，始能团结内部，集中力量，进而战胜强敌，恢复领土，拯救遗民。
这种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与韩以诚相待，矫正内部分崩离析之弊端的做法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