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为开真理剑,春风化雨感人篇。当年痛惜江南泪,醒后方知悔恨天。”。
1975年3月19日，劳改26年的文强，作为最后一批战犯，获得特赦，被法官赋予公民权。
时隔26年，再次呼吸到自由的空气，他忍不住热泪长流，想当年被俘时，他正值壮年意气风发，现如今已是68岁满头白发，26年的大好年华，就在铁窗中蹉跎。怪只怪自己是块顽石，始终不愿“点头”。
出狱之后，文强如当年的大多数狱友一样，进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做了专职委员，日子过得十分安逸。
某日，有人找到了他，说是要带他去见一个人，文强没有多想就跟着上了车，可令他意外的是，见面的地点竟然是医院。
当推开病房的门，看到那张苍老消瘦的脸，文强的眼眶瞬间湿润，他是自己在黄埔军校的老师周恩来，他没想到，他会见他，更没想到，他病得如此严重。
时隔几十年再见文强，周总理也是感慨万千，二人聊了很多，最令周总理不解的是，为什么他当年就是不愿意写悔过书。
为何不愿写悔过书，一是觉得自己必死无疑了，第二……则是赌气，他觉得自己委屈。
文强，湖南长沙人，出生书香门第，是文天祥第23代孙，父亲文振之，是一位进步人士，与孙中山、黄兴、蔡锷等人是好友，家境富裕的他，从小学到中学，都是在长沙的贵族学校就读。
在文强的中学时代，有位同学名叫毛泽覃，二人关系很好，之所以好，一是同窗之情，二是他们有亲戚关系，他叫毛泽覃的母亲文七妹叫姑妈。
虽然血缘关系较远，但一起搅扰的多了，也很亲近，少年时期的毛泽东，也常跟文强这个表弟一起玩，只是……他们在一起总是抬杠。
1925年8月，18岁的文强以第三名的优异成绩，考入黄埔军校第4期，在这里，他和林彪、周恩寿成了同学，而且还做了他们的班长，而周恩来，则是教导他们的老师之一。
在黄埔军校，文强还和林彪打了一架，原因是林彪坐在下铺摆弄步枪，一不小心把上铺同学的枕头给打了个洞，身为班长的文强，就把这事儿报告了学校，林彪被关了禁闭，恼怒之下，二人大打出手。
后来，文强入了党，在周恩来的引荐下，他入了共产党，又在邵子力的引荐下，入了国民党，但在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后，文强退出了国民党。
1926年9月，文强跟着朱德入川，进入四川军阀杨森的部队，做宣传工作，后来杨森开始反革命，文强身份暴露，和同志们返回武汉。
1927年8月，他在南昌参加了八一起义，成了贺龙麾下一名连长，起义失败后，他被疏散回乡，在长沙躲藏了3个月，这段时间，他与组织失去了联系。
1928年2月，文强只身入川寻找组织，在这里，他碰上了黄埔军校的同学廖宗泽，当时的廖宗泽，担任川西特委兵委书记，在他的帮助下，文强恢复了组织关系，并被派到川军某团担任团支部书记，去做兵运工作。
因为表现出色，一年半后，文强升任旅支部书记，还担任巴江县兵委书记一职。
1929年年底，文强还被派到万源起义军中，担任党代表和城口、万源、宜汉、达县四县的行动委员会书记。
可惜，在四川军阀的重兵围剿下起义失败，为躲避追杀，文强逃到了陕西境内，在土匪群中混迹了一段时间，直到1930年10月，才重新回归。
1931年初，文强被任命为川东特委书记，管辖23个县，此时的文强，已经算是手握重权。
但好景不长，1931年6月，他在重庆中山公园惨遭逮捕，虽然在同志们的帮助下逃了出来，但却遭到了正执行王明“路线”的四川省委书记的罗世文的“批评”，给了个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
这个结果，文强无法接受，一气之下，他带着妻子来到了上海，找老师周恩来给他主持公道。
当时上海的党组织，相继出了顾顺章、向忠发两个大叛徒，正处于潜伏期，文强夫妇苦寻无果，只能冒着风险，前往中央苏区。
到了苏区后，他们知道的以往的联络点和联络方式早已失效，没能见到任何人，而此时，他们已经无法回归四川组织了，无奈下，夫妻二人只能返回长沙老家。
在长沙，文强进了通讯社工作，因为文章写得好，他很快就成了小有名气的作者，许多报社，都争先刊登他的文章。
解决温饱问题后，文强曾多次给上海的党组织写信，希望重回组织怀抱，但很可惜，都石沉大海，一封回信也没收到。
转眼时间来到1935年，文强写了一篇关于湖南省主席兼四路军总司令何键的文章，惹怒了何键，何键不仅查封了报社，还下令抓捕文强。
就在文强不知所措之时，“救星”主动来找他了，这个救星，就是当初在四川碰到的黄埔同学廖宗泽。
此时的廖宗泽，已经当了叛徒，加入了戴笠领导的军统，在廖宗泽的帮助下，文强来到了浙江省警官学校任职，在这里，他受到了戴笠的接见，并且在戴笠的劝说下，进了军统。
1936年秋，通过程潜，文强进了国民党军参谋本部担任上校参谋，他的隐藏任务，是尽可能的收集中日英苏等国对日本问题的研究成果。
也是因此，在珍珠港前夕，文强凭借手中掌握的资料，敏锐的察觉出日军可能要偷袭珍珠港，但可惜，并未引起重视。
1937年8月13日，继七七事变之后，日本人又在上海制造了八一三事变，在事变的第二天，文强遇到了自己的另一位同学，时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
袁国平告诉文强，当年的事情，周总理已经查清楚了，不是他的错，也已经为他平反，希望他能重回组织怀抱，但文强却拒绝了，文天祥的子孙，岂是朝秦暮楚之辈？
上海沦陷后，文强调任国民党军政部前方办事处处处长，在江浙一带收拢溃兵，并以此为基础，组建了“忠义救国军”，他本人则担任政治部主任。
1940年秋，文强奉命潜伏到上海，和军统特务们一起组建上海“统一行动委员会”和“策反委员会”，开始致力于东南五省汉奸政权的策反和对日军情报的收集，但效果并不是很好，因为他很快便遭到日伪情报机关的追杀。
1942年2月，文强被派到了我方根据地太行山，任务是控制有投降倾向的孙殿英和恢复被日伪破坏的军统华北情报网。
孙殿英当汉奸后，文强率少数不愿投降的部队突围前往洛阳，在洛阳，文强担任“中美合作训练班”三班的副班主任，开始培养特务。
1944年4月，在日军攻打大陆交通线战役时，文强率训练班的2000学生，负责炸毁国军撤退路线上的所有桥梁，文强出色完成这一任务，并且无一人伤亡。
1945年春，文强开始担任军统北方区区长，负责陕晋察冀豫鲁平津8省的情报工作，在此期间，文强和他手下的军统成员，成功策反了近百万汉奸部队，可谓劳苦功高。
抗日战争胜利后，文强去了东北，担任东北行轩督察处处长，隐藏任务是“防苏反苏反共, 为打内战出力, 对付北朝鲜、外蒙古亲苏的共产党势力的发展”。
这段时间，他这个军统特务，跟杜聿明成了朋友，因为杜聿明觉得文强不仅能力出众，而且光明磊落，不喜欢打小报告，于是，不断劝诫他别干特务了，正儿八经当军人算了。
1946年，戴笠坠亡，文强成了郑介民、毛人凤他们拉拢的对象，但此时的文强，早已厌烦了军统的尔虞我诈，于是，他开始逐渐脱离军统，在1948年8月，他通过程潜调回了湖南，担任绥靖公署第一处中将处长。
若是能在这个位置上安安稳稳的干，将来的文强，很可能就跟着程潜、陈明仁一起起义了，可惜，他的能力太强了，老蒋不愿意浪费人才，杜聿明也舍不得他这个好战友。
在他回到湖南仅仅1个来月，他便收到了蒋介石和杜聿明的来信，点名让他去徐州“剿总”担任副参谋长。
当时辽沈战役已经打响，而且国军已落下风，文强当然不想去啊，但可惜军令难违，他还是动身了。
在给他送别时，程潜心情有些沉重，调侃道：“你这次去，要准备当俘虏！”，谁料，一语成谶，1949年1月10日，他真的被俘虏了。
被解放军抓住后，文强的身份并未暴露，他谎称自己是上尉书记官李明，可在被俘虏后，一个炮兵少将看他冷，把呢子绑腿给他绑在了腿上，还有一个被俘的团长，在吃饭的时候给他递筷子。
解放军一看这架势，就知道他不简单，在经过调查后，发现他是个“大鱼”。
被俘后，文强开始在山东关押，直到1950年，才被送进了功德林监狱。
当时的文强，真的是心丧若死，因为他的上司杜聿明，才是个乙级战犯，但他却是甲级战犯，文强猜测，这可能跟他的复杂历史，以及军统高级特务身份有关。
感觉这辈子走不出高墙大院了，文强表现的十分硬气，他拒绝写悔过书，还对审讯人员说：
“毛主席是我表哥，朱老总是我上级，周总理是我老师和入党介绍人，林彪是我同学，这么多人和我在一起，我却成了国民党，要写悔过书，也是他们写，我不写！”。
在功德林，文强其他方面表现都挺好，但就是始终不肯写这个悔过书，因此，接连两批战犯特赦，都没有他。
要说文强不失落，那是不可能的，比如在1959年国庆节前夕，他就写道：“形势逼人焉再误, 喜情如醉耳边驰”。
从这句话，也足以看出，文强松动了，也已有悔过之心，可惜，此后接连几次释放战俘，名单里依旧没有他。
很快时间来到1966年，中国进入一个特殊时代，也不再释放战俘了。
福兮祸兮，因为在狱中，文强没有受到冲击，安安稳稳的度过了10年，在狱中，他还看到了不少“回炉”的狱友。
终于，在1975年，国家决定释放所有战俘，文强重见天日，这才有了文章开头，在医院见周总理的事情。
被放出来后，文强有三个选择，要么去美国，那里有他的弟弟和一个儿子，要么去海峡那头，要么待在大陆。
最终，文强选择留了下来，后来，有人跟他说，他在台湾存放着100万美金，这是20多年间，给他他的工资。
听说此事后，文强是哈哈一笑：“我要拿了这个钱，别人会说我这个人拿钱买的动，这有辱我的祖宗，有辱文天祥！”。
文强是个长寿之人，出狱后，他又活了26年，这26年间，他写了很多文字资料，也曾为两岸统一做出过努力。
2001年，文强离开人世，享年9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