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农历二月，各地都有人头攒动的赏花活动--花朝节。然而，这个名义上的传统节日实在是缺乏存在感，让人觉对熟悉又陌生。
说是熟悉，因为总能在相关报道中，看到一大串“自古以来”的文字介绍。
说是陌生，则是因为除新洲等个别地区，大部分能跳广场舞的老朋友们，都对这个节日闻所未闻。
扑朔迷离的自古以来
一般来说，人们往往引用《陶朱公书》“二月十二日为百花生日”，断定花朝节源于春秋时代。这就属于典型的望文生义。毕竟，《陶朱公书》就是《陶朱公致富奇书》的简称，实际上是到明朝才出现的托古著作。因为“坊间书商以有利可图，便不断变换书名，增添材料，托名于古人”，则是当时的市场通病。
另一种流行说法，来自南宋陈元靓的《事林广记》。其中的前集卷二《节序类·花朝》，引晋朝人周处《风土记》“浙间风俗，言春序正中，百花竟放，乃游赏之时”，称花朝节诞生于三国两晋。但根据今人考证，这本《风土记》实际出自宋人之手，所以假说无法成立。
即便在“花朝”一词满地走的大唐，也不能见得风就是雨。白居易《琵琶行》有“春江花朝秋月夜”。《旧唐书·罗弘信传附罗威传》“每花朝月夕”，都有“花朝”的字眼。但有“花朝”不等于它就是“节”。细心的读者或许会发现，原文中的“花朝”与“月夜”“月夕”对仗。明朝人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馀》卷二十《熙朝乐事》中提出，“花朝”在二月十五、“月夕”即八月十五中秋。但众所周知，每个农历月的十五都是月圆之夜。更何况中秋习俗的流行至少到了宋代才有确切记载，而唐人并无过中秋习俗。因此，文中的“花朝”仅仅是指鲜花盛开的早晨。连时令都谈不上，更无法称之为节日。
明朝历十年间的彭大翼，在《山堂肆考》卷二载“唐武则天花朝日游园，令宫女采百花和米捣碎蒸糕，以赐近臣”。相传，正是武后开创了花馔，并由此衍生出花朝节。但同样出自明朝的刘侗、于奕正所著《帝京景物略》卷二《春场》，有一段打脸的文字。根据其介绍，“花糕”就是我们今天所吃的重阳糕。重阳节与花朝节差了大半年。如果不是《熙朝乐事》以讹传讹，武后游园的那个“花朝日”，没准是个菊花盛开的早晨。
明朝人谢肇涮的《五杂俎》卷二《天部二》，分析了唐时二月的节日情况：唐德宗以前，世上巳、九日皆大宴集，而寒食多与上巳同时，欲以二月名节，自我作古。李泌请废正月晦，以二月朔为中和节。可见唐以前，正月晦寒食，皆作节也。夫晦为穷日，寒食禁烟，以之宴会，皆非礼之正。而二月十五，自有花朝节，足敌中秋，何邺侯不引此，而另作节名？宜其行之不久也。按道经，以二月一日为天正节，八日为芳春节，蜀中以二月二日为踏青节，则安得谓二月无节也？
由此可知，最迟至唐德宗即位，花朝节也不是重要节日。反而是新确立的中和节，有诸多与花朝节类似的风俗。例如花神崇拜、护花活动等重要的元素，也逐渐流行起来。
醒醒！该种田了！
不仅起源成谜，花朝节还经历过不明原因的没落。1911年，随着武昌起义的一声枪响，不仅“鞑虏”被成功“驱逐”，连看似无关传统节日也顺带没落。
有学者据此分析，此乃清末民初的帝国主义船坚炮利，导致文化入侵冲击本土传统节日。但这显然无法解释，为何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中秋、重阳、冬至、小年等一系列传统节日依旧坚挺地活到现在？唯独花朝淡出视野，连老一辈都丝毫没有相关童年记忆！
另有一种看起来相对靠谱的说法来自气候因素。明朝中后期，由于小冰河期到来，北方“料峭余寒”导致“寻香而扑蝶无期”。既然寒春让百花不再绽放，自然少去了许多花朝节的乐趣。
这一说法依旧存在明显的缺陷：即使气候相对转冷，也到不了鲜花大面积灭绝的程度。更何况在广大南方地区，特别是有着深厚花朝节文化基础的江浙一带，在这一时期依旧春暖花开。但这里的花朝节还是逃不了没落的命运。可见气候转冷只能是催命符，而非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致命剂。
此外，还有理论认为花朝节如寒食节一样，被清明节同化。至于为什么花朝节被清明同化，而不是相反？不妨看一看与之命运相同的寒食节，发现令人头痛的习俗本身才是最大问题！
比如强调忆苦思甜的寒食节，要求百姓只吃冷食，对习惯过节就下馆子的现代人而言无疑是一种痛苦。相比之下，清明节富含踏青的娱乐成分，虽然要寄托哀思但那也是自家亡人，故而给亡魂磕头烧香算不上吃苦受罪。近代前辈虽物质条件不如后世，但趋利避害的本性是相通的。寒食节遭人遗弃必然在情理之中。
花朝节看似充满诗与远方，实则同样有令人头疼的习俗--劝农。例如被用来论证花朝节起源的《风土记》，就提及，“宋制，守土官于花朝日出郊劝农”。除此以外，《梦梁录》卷一《二月望》《吴郡岁华纪丽》《东安县劝农文》等都记载有花朝劝农之事。
当然，劝农的历史远比花朝节更加久远。正所谓无粮不稳，只要是智商在线，大多数皇帝都会对关系统治根基的农业生产甚是关心。譬如明宣宗就曾作《花朝诗赐兵部尚书张本》，告诫官员要把握农时，督促老乡们认真完成生产工作。
正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与祭祀花神相对应，这一天也要祭祀土地神，给劝农活动增加仪式感。《淳安县志》卷一载：花朝二月二日，东西坊市为会务以华丽相高，其间有露台，甚奇巧，然亦观上人好尚而为之，乡间于是日祭里社。
但无论统治者如何包装，也改变不了其作为节日，竟公然鼓吹劳动人民应努力干活还领不到加班费的反动实质。试想一下，当屏幕前的您幻想花朝大好时光，约上三五好友一起踏春赏花，穿上汉服免费游园。突然耳边一个声音响起：×丝醒醒！该种田了！您还会喜欢这个节日吗？！
丧钟为谁而鸣
不过，帝国主义的船坚炮利并非毫无影响。由于社会近代化与经济工业化，瓦解了花朝节流行的阶级基础，使之赖以延续的习俗不复存在。厌恶它的农民阶级慢慢翻身，喜欢它的科举阶级也丧失了铁饭碗。
在朝廷统治下的古代农耕社会，广大劳动人民为了饭碗，只能每日撸起袖子裤腿下地。至于朝廷的文武百官，则可坐享其成感受节日愉快氛围。民间并非没有庆祝活动，但也仅限于文人雅士的饮酒赋诗，跟真正底层劳动人民无关。
必然衰败
我们回顾历史就不难发现：宋朝不仅科举制更为完善，官僚体系也更为庞大。从而壮大了在花朝节上赋诗的文人队伍，也提供了花朝当天劝农的严密制度。但到民国初年，不管是吟诗作对的科举文人，还是无孔不入的劝农官僚，都跟着清王朝一同成了历史名词。从中不难看出，花朝节的兴衰与科举-官僚制的兴衰有着正相关。
在众多走向没落的花朝节之外，武汉新洲花朝节是罕见的“活化石”。其作为特例的原因也很简单，这里的花朝节其实是大型庙会集市，与2010年后各地“复活”的花朝节不是一个画风。无独有偶，北京丰台和南京雨花台的花神庙曾是花朝节祭祀花神的场所，花朝节没落后，其旧址前同样有花农卖花。
以上关花闻名的大理，也在网络界传出有个“花潮节”，又称“朝花节”。如此奇葩的名称，本地的老奶阿爷们自然是不知所云，毕竟当地的此类节日，多以农历某月某日为名，或称“××会”。相关网文所引用的《大理县志》倒头来“出卖”了网文作者自己：县志原文中并未明言相关日期被本地人称为“花潮节”“朝花节”或“花朝节”，只言是“春会”或“太平会”，节日内容是陈列古玩跟盆景，同样与一般认知中的花朝节相去甚远。
而且，县志提及的“春会”或“太平会”流行地区非常局限，仅位于今大理市（注意不是大理州）的部分街区。而县志一并记载的、类似规模的其他庙会、集市等活动，也有数条之多。显然，“春会”或“太平会”并非当地的重大节日，也无关花朝节。
综上所述，凡此种种皆因顺应市场与社会而生，或随旧有的秩序而亡。一如曾经辉煌的云锦，也因帝制与等级制的消亡而走向衰落，而又借着市场化的东风重新占有一席之地。
一个节日乃至一种文化的兴衰，自有其背后的规律。理解其中历史演进的逻辑，不必为那些没落而“无可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