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简称黔或贵，地处西南腹地，北接四川、重庆，南临滇桂，东部与湖南接壤。贵州自明朝永乐年间设置布政使司，开始成为省级行政单位。自民国肇建，贵州长期为地方实力派掌控，一方面对中央政权长期保持半独立状态，另一方面为争夺控制权内争频仍。北洋政府时期，刘显世与戴堪之争，刘显世与王文华、王伯群之争，袁祖铭与王文华、王伯群之争接连发生。1926年，国民政府北伐，贵州实力派陆续加入国民革命军。其中彭汉章为第九军军长，王天培为第十军军长，袁祖铭为第十一军军长，李燊为暂编第七军军长，后改任第四十三军军长，周西成任第二十五军军长兼贵州省省长。
1928年底，周西成的桐梓系与受云南实力派支持的李燊为争夺贵州控制权而发生周李之争。1929年4月，李燊在龙云的支持下轻取盘县、普安，与周西成战于镇宁，周西成死于流弹。5月，李燊率部进驻贵阳，国民政府承认李燊为贵州省政府主席。6月，周西成旧部毛光翔、犹国才、王家烈联合向李燊发动进攻，迫使李燊退出贵阳，远走云南。周西成旧部驱李成功后，内部又为争夺贵州长期纷争不已。1932年以王家烈为一方，以犹国才、毛光翔、蒋在珍为另一方，爆发了激烈的王犹之争。
对于贵州内争，国民政府的态度有一个变化过程。国民政府最初积极介入贵州内争，姿态颇为高调。周西成与李燊之争爆发后，蒋介石基于稳定西南大局需要，出面调和，制止战争。蒋介石一面表彰贵州省政府主席周西成“治黔亦有成绩”，对于李燊借助龙云势力攻黔，“甚不谓然，黔已进入建设程序，不宜破坏”，而且编遣会议召开在即，“岂容一隅之争牵误大局”，要求李燊部“停止前进，听候解决”；一面令周西成每月接济李燊部伙食。当李燊部违背南京意志继续进攻后，蒋介石电令其限期撤离，“否则以抗令论罪”。国民政府一纸电令无力阻止地方实力派的自行其是，周李之争继续上演。
周李之争后，国民政府为改造贵州政局，试图以亲近南京的贵州籍文职人员担任省政府主席。国民政府最初拟以王伯群主政贵州，结果贵州“多有异议”。接着又以毛光翔主政与“编遣议决案”相违为由，计划以李仲公主政贵州。最终是毛光翔依据周西成确定的“群绍佩用”（毛光翔字群麟，王家烈字绍武，江国璠字佩舆，犹国才字用侬）顺序得以主政贵州。国民政府的中央政令对地处西南腹地的贵州并无有效约束。
1932年3月，国民党在洛阳召开四届二中全会，确认军人不得兼任政务官的基本原则。国民政府试图依据这一原则更换贵州省政府主席。何雪松保荐牟琳，张群推荐王伯群，蒋介石亦主张以王伯群为宜，但终因政局复杂，王伯群“改任滇黔视察专使，兼查察川康事宜”，对贵州“以维持原状为妥”。
国民政府无力阻止贵州周李之争，二度改造贵州省政未果，使国民政府深刻体认到在中央势力进入西南以前，即使在比较贫弱的贵州，亦难有所作为，只得接受现实，采取更为务实的策略。1932年底，当王家烈与犹国才之间发生军事冲突时，国民政府静观其变，并未轻易以中央命令行事，拒绝有关高调介入、彻底解决贵州纷争的建议。国民政府时期，蒋介石为同地方实力派保持沟通联络，也为搜集情报之需，常派联络员进驻相关省份。这种联络员多由该省黄埔学生担任。地方实力派为寻求南京中央的支持，亦常予接纳，但不授予核心或机密职务，并多有防范。
宋思一是南京方面派往贵州的联络员。宋思一（1894～1984），原名中浈，贵定县人。早年留学日本，1924年进入黄埔军校一期学习，毕业后在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任职。宋思一到贵州后，试图加强贵州与南京的关系。为此，宋思一与王家烈反复磋商，计划筹办军事教育团，终因与贵州利害攸关的桂系反对，王家烈反悔而未果。此外，宋思一积极联络西南各方，搜集情报。在贵州王犹之争问题上，宋思一建议将犹国才等人调离贵州以彻底解决。从理论上讲，这自然是制止贵州纷争的最理想方式。但在长期与地方实力派打交道的蒋介石看来，即使在素称贫弱的贵州，也不易为之，“犹（犹国才）驻近滇，蒋（蒋在珍）驻近川，岂易东调洪江？”“岂一纸电令而能责其听调耶？”要求宋思一“仍以因势利导，各驻现地，暂求相安为善”。
贵州王犹军事冲突的结束，也同山东类似，都是地方实力派实力较量之结果。随之国民政府羁縻默认地方实力派以武力所改变的地方政治格局，即“苟有能力以维持其地治安者，即予以名义，使得效命中央”。羁縻默认是国民政府对地方实力派采取的一种较为务实的政策，但实则颇多尴尬与无奈。蒋介石的智囊、政学系重要成员杨永泰就如何“熟察趋势”、羁縻默认地方实力派建议：
处置过早则趋势不明，诚恐不协机宜，徒损威信之虑；过迟则趋势已定，等于事后追认，无权操自上恩。中央驾驭边省，每因驾驭坐昧时机，先后失当。赏不怀德，罚不畏威，酿成不关痛痒之局。欲矫此失，则善后处置，固不宜失之过早，尤不宜失之过迟，是在熟察趋势，当机立断，使扶植者感恩，使失势者亦不敢抗命。
杨永泰“熟察趋势，当机立断”之论堪称机智。但地方实力派此起彼伏、此消彼长，所谓“熟察趋势”，“不宜失之过早”“不宜失之过迟”，实际操作上并非易事。1932年上半年，王家烈初步赢得贵州之争，取代毛光翔成为贵州省主席。南京中央在以王伯群主贵未果后，转而对王家烈予以支持。蒋介石致电王家烈称：“兄主贵州，地关重要，望兄力持正义，捍党卫国，凡有困难，无凡入告，中必尽力相助，不使兄独为难。”
然而王家烈并未完全掌控局面。1932年底，毛光翔、犹国才、蒋在珍等联合攻占贵阳，王家烈败走榕江。杨永泰“熟察趋势”，认为“黔事较为简单”，王家烈失败后，“实力亦多消衄”，“毛（毛光翔）犹（犹国才）统制黔局之形势已渐形成”，建议此后处置贵州政局以毛光翔、犹国才为重心，对王家烈“无可再事敷衍”，并断言据此即可消弭贵州长期混乱局面。国民政府遂承认毛光翔、犹国才控制贵州政局，以犹国才为贵州代主席，对毛光翔进行肯定、安抚，“吾兄谦逊和爱，安定黔局，令人佩慰不置”。但是，贵州政局变幻莫测，杨永泰者亦难以“熟察趋势”。
1933年初，王家烈率其所部又成功杀回贵阳，驱逐毛光翔与犹国才。2月5日，王家烈致电蒋介石称：“毛（毛光翔）犹（犹国才）蒋（蒋在珍）诸人已退出遵义，经松坎赴川。烈部侯副旅长之玺同日入城，并派队进驻桐梓、松坎等处，西路亦正收抚溃部，办理善后，全局不日即可安定。”国民政府旋即又承认王家烈继续主政贵州，“继续负责，免致省政中断”。
面对地方军事冲突，国民政府事前处置，“不协机宜，徒损威信”，事后追认，“无权操自上恩”，而更为机智的“熟察趋势”、把握时机、事中预判，在面对变化频仍的地方政局时，也同样难避尴尬和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