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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死亡让肉体消亡，而媒介却保留了用户的行为痕迹，引发了逝者在场与生存媒介等新议题。本研究通过对15位丧亲者的深度访谈，对比分析了数码物与实体物对于记忆存储、情感唤起的影响，并探讨媒介连接逝者、沟通生死的“数字巫觋”意义。研究发现，数字痕迹具有遍在性、流动性、链接性，当其与平台逻辑、算法技术相结合，能够塑造“静态辉光”与“闯入式”的死亡文化，丧亲者将不可避免地偶遇逝者信息、触发回忆。数字痕迹还呈现出“脆弱”与“不朽”的矛盾性，当其脱离原生设备、被转移或存储至云端时，记忆的本真性也随之消失。在数字时代，是否保留逝者的数字痕迹成为关乎数字生命与情感联结的重要决策。
作者简介
宋美杰，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
陈元朔，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媒介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人机传播中的技术与情感互动研究”（项目编号：22FXWB019）的阶段性成果。
“帏屏无髣髴，翰墨有余迹。流芳未及歇，遗挂犹在壁。怅恍如或存，回遑忡惊惕。”一千多年前，西晋文学家潘岳的《悼亡诗》描述了古人怀念逝者的场景：帷屏之间亡妻的身影已经消失，但墨迹尚存、衣服上的余香还在，恍惚间妻子似乎只是出了趟远门，并未离自己而去。一千多年后，我们同样需要经历亲友消逝所带来的孤独与创伤，不同之处在于，逝者在网络空间的行动痕迹承担了“遗挂犹在壁”的角色，成为了唤起回忆、触发哀痛的媒介物。面对停止更新的社交媒体、不再回复消息的对话框、电子相册和软件里留存的影音与聊天记录，在世之人在删除与保存信息之间悱恻徘徊。屏幕背后千亿比特的信息是否比纸墨和衣物更能触及逝者的气息？数字媒介如何承担了存储记忆、沟通生死的作用？日常生活的数字化对中国传统的死亡文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人固有一死，如何看待数码物的情感表征意义，如何处理逝者的数字痕迹，成为媒介化时代每个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
一
电子“幽灵”：
逝者在场与生死沟通
自古以来，“想象逝者存在”就是人类应对死亡的一种心理安慰方式。在中国的生死文化中，死亡只是肉体的消逝，而人的精神会化作鬼魂与人世分离，只有借助特殊的仪式才能召唤其现身。人们希望借助中介之物来触及逝者，生死沟通的媒介变迁，媒介与灵媒（medium）的词源学关系都指向一个共同问题：对个人生存痕迹的存储、呈现以及逝者在场感的营造。在场（presence）与缺席（absence）的概念对于生死沟通研究十分关键，这也是为何死亡与媒介有如此深刻的关联（Lagerkvist，2016）。本文谈论的在场和缺席状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媒介所牵涉物质环境的在场/缺席可能性；二是这种物质环境所造成的生者现象性感知的在场与缺席状态。
媒介提供了一种“失去物质的真实”和“去身体化的交流”，通过为虚无的灵魂提供“技术肉体”使精神与物质世界重新勾连在一起。因此，生死沟通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制造逝者的“幻影”。杰弗瑞·斯昆斯（Jeffrey Sconce）（2000：59-91）在《闹鬼的媒介：从电报到电视里的电子精灵》（Haunted Media: Electronic Presence From Telegraphy to Television）中梳理了19世纪至20世纪电报、无线电、网络广播和电视等媒介带来的逝者在场与生死沟通的想象。电报在远距离传输过程中经常受到无规律杂波的扰动，人们将其视为一种“现代灵媒”（modern spiritualist）并引发了美国19世纪中叶的“现代招魂术”（modem spiritualism）运动。精神主义者/唯灵论者相信，媒介可以接收到来自死者的信息，因此生死沟通如同向大洋彼岸发送电报一样，是一种依托于现实物质关系的联系。1862年，美国著名的“灵异摄影师”威廉·穆勒（William Mumler）也尝试通过技术手段，让照片影像背后呈现出一个或多个模糊的“幽灵”影像，并宣传此为与逝去亲人的“合照”。尽管最终被指控造假，但他的灵异照片实现了再现逝者的心愿，安慰了那些因内战失去亲人的客户（Garber，2015）。
不同时期的媒介都尝试通过信号、声音或图像塑造一种身体缺席的在场，这意味着一系列不同技艺围绕精神的型构：原始部落里的巫师、火焰与祭坛、中世纪的塑像、石碑和20世纪的电磁波、模拟信号。上述研究展现了电子时代，信号如何因传递、翻译而被“误读”，从而实现了人们与逝者交流的幻想。数字媒介能够将个体思想和行为发生的过程保存下来，算法能动性和机器主体性让逝者在0/1空间中实现了数字永生（digital immortality）（宋美杰，曲美伊，2023）。逝者不仅能以数字化的形式永存，剥离肉身后的灵魂/意向性依然具有“可互动性”，甚至可以继续生长，因此生死沟通正向“后自我”（post-self）或“续存的数字自我”（persistent digital-self）迈进（Kasket，2012）。本研究则试图探索数字媒介为逝者在场、生死沟通提供了哪些不同于以往的机缘。
二
数字痕迹：
记忆存储与情感联结
拉塞尔·贝尔克（Russell Belk）（1988）指出，当物因其特定原因被视为人的一部分时，与之交互的行为便体现了其主体性。以往死亡文化研究中，这种“睹物思人”的情感研究仅涉及家具、纪念品、书籍、衣服、信件等实体物。然而，现今我们身处“后互联网时代”（post-internet world），数字媒介“不仅是记录者（recorder），还是我们的记忆、表达和行动的重新编码者（recoder）”（Jones，2014）。数字时代的记忆与回忆由算法驱动，算法也赋予记忆脱离主体、自动化运行的能力。广泛普及的数字设备、高速的网络连接，以及社交平台中的图像、声音和视频都为我们提供了建构“外在记忆”的新途径。此外，通过将“过去不被看作记忆的对象”纳入进来，数字时代记忆的边界也被拓宽（Jones，2014）。
个体死亡以后留下的数字痕迹被称为数字遗存物（digital remains），不同于法律意义上“数字遗产”（digital legacy/inheritance）的概念，数字痕迹所涵盖的范围更为宽泛：朋友圈中的留言、订单地址、网页地址栏中的搜索历史、智能音箱的听歌记录、电子游戏中的游戏存档……个体在互联网空间中的生活印记都可以被归类为数字痕迹。但追寻逝者的数字通道并不是永远开启的，数据格式的兼容性、机器架构的暂时性（impermanence）或媒介技术的更新，都会影响数字痕迹的存续，而数字痕迹的稳定性、易读性和可理解性又影响了数字生命和生者逝者持续联结的持续（Kasket，2019：39-42；Klass，2006）。媒介化时代，人的主体性、生存与死亡的边界问题变得更为复杂，逝者数据的删除与留存、数字遗产的授权与收益也需要在道德、情感、法律之间权衡。
综上所述，本研究所涉及的数字遗存物是一种日常媒介互动中产生并以主动或被动方式存留于软件或硬件中的数码物。数字痕迹虽不似数字遗产般具备经济价值，但却如“小轩窗，正梳妆”一般映射了逝者日常生活中的细节，具备更鲜明的情感性。传播学视角下数字痕迹更是将人、记忆和媒介关联在一起，创造了一种数字时代的生死沟通关系，为理解数据代码的物质性和情感性提供了契机。
三
研究问题与方法
“死亡”的概念不仅涵盖了物质层面上生命的终止，同时也包括心理层面上他者对逝者的离世事实予以认同和接受的过程。“望庐思其人，入室想所历”，这句悼念亡妻的诗句揭示了人们在悲痛中无法释怀的依恋之情。这种恍若同在、情感联结的感受在多数情况下都因受到与逝者记忆相关物品的刺激而产生，如逝者的遗物（Scholtes & Browne，2015）、故地重游甚至熟悉的气味（周蜜，贾晓明，2021）。对于生者而言，这意味着他们需要付出更多的行动来尽可能地留住与逝者相关的信息。死亡与媒介技术的交融使得生者与逝者在网络空间中共同存在。无需“望庐”“入室”或清明祭奠，打开微信或浏览照片时的一瞥即可唤起回忆，这拓展了悲痛、哀悼、丧亲的经验范畴。
因此，本体论的矛盾使得“亲属代为处理遗物”的过程，转变为涉及数字生命存续的决断。逝者在网络空间中的生活印记犹如“房间里的大象”，推动研究者打破死亡的禁忌，从媒介技术与“死亡”的关联出发，展开一场生存哲学与媒介物质性的对话。数字痕迹是一个将生者与逝者、媒介与记忆、物质性与情感关联在一起的纽结。因此，本研究采用社会现象学的路径，深入到数字空间的物质性操作与情感活动中，以重新理解数字时代人类的存在与死亡方式。一是，何种技术特性赋予了数字痕迹向生者叙述、展示和交互的能力？二是，计算机和互联网构建了一个非物质性的、扁平的拓扑结构，数字痕迹亦是一种由0/1组成的代码，那么个体是如何借由数字痕迹体会到“我们与对方同在”（Kleinman，2017）的感受？三是，互联网经过了三十年的高速发展，以往由祭拜、遗物、烧纸、头七等纪念所组成的文化技术，在多大程度上仍会被编织进新一代数字原住民的情动中？是否已经形成了一种不同于中国传统丧葬文化的民间数字哀悼文化？
生死沟通与逝者在场感取决于个体与逝者的具体关系、媒介使用情境等诸多具体情形。为挖掘其中深邃和细微的价值，本研究采用深度访谈的方法，通过互联网招募和滚雪球抽样的方式选取了15位访谈对象（11位女性，4位男性）。受访者的年龄介于24至27岁之间，皆曾经历亲属或朋友离世。本研究尊重受访者的意愿，采用面对面访谈与电话访谈两种形式，每位受访者的平均访谈时间长约为50分钟。在研究伦理方面，所有访谈均在签署了知情同意书、提前阅读了访谈提纲后进行。研究者查看了其与逝者的交流页面、聊天记录、通话记录以及图像资料，并对访谈者及其资料进行了匿名处理。
本研究选取的研究对象较为年轻，但这与本研究的问题指向一致。出生于2000年前后的Z世代成长历程与数字设备、网络媒介的发展同步，形成了网络空间与现实社会高度重合的生活模式。他们更擅长用数字设备记录日常生活、与家人亲友互动，因此存留了更多的数字痕迹。此外，这一年龄段的个体大多刚刚经历祖父母辈的离世（6位访谈对象的直系亲属于近年内离世）。青年一代关于死亡、哀悼的情感经验既与数字文化紧密结合，又受长辈、地域风俗、传统习俗的影响，这让本研究得以于冲突中窥见数码物与实体物在记忆存储与情感唤起中的区别，探寻数字时代死亡观念的肇端。
四
生死沟通：
无交流的交流界面
（一）作为私人祭奠空间的媒介：数字哀悼的去仪式化
在我国的死亡文化中，超度、出殡、清明祭奠等仪式性行动是生者表达对逝者思念的重要方式。正如《礼记·丧服小记》中所载：“亲亲，尊尊，长长，男女之有别，人道之大者也。”（郑玄，孔颖达，2008：993）这些群体性、公开性的哀悼活动承载着文化习俗与仪式性意义，目的在于明确亲疏、长幼、内外的亲族关系。在此背景下，个体往往作为身份符号出现，成为仪式道具的一部分。访谈发现，多数青年受访者对这种仪式化的祭奠方式较为排斥，转而将数字空间视为一种替代性的“个人祭奠场所”。
维克托·特纳（1969/2006：6-9）的“阈限”理论将“仪式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分离（disaggregation）、阈限（liminality）和聚合（reaggregation）。葬礼和祭拜旨在借助仪式过程将生与死分离。例如，在潮汕地区，传统的丧后祭拜有“拜头七、拜三旬、拜百日、拜对年和拜三年”五个环节，拜完三年后逝者香炉才能归入祖宗香炉（陈爱丽，陈坚伟，2012）。“祭拜”这一系列繁复的仪式将家人的哀思升华为对“祖先”的象征性崇敬。因此仪式本质上是一种心理学意义上隔断和割舍。数字媒介的移动性与私密性则帮助新一代年轻人构建了一个纯粹的情感空间。“我觉得这样一种中介形式能够让他介入到我的日常生活中去，我能够在刷空间、整理云盘或者看相册的时候，可以翻到，或者说，我想看的时候就可以看到。”（S4，2022年2月25日）这种去仪式化、数字化的哀悼的方式反而导致生者与逝者间的联结感增强。
学者Metcalf和Huntington（1991：5-6）指出，传统的葬礼实践和一般可辨性（general recognizability）并不能完全地减轻个人的悲伤、失落和情感冲突感。受访者S7（2022年3月12日）也谈到“在特定的节日里悼念，其实更多成了一种形式。就是形式大于我们的思念……在日常生活中我拥有更多的自主性，我想想念的时候我就想……我可以看到（手机中的信息）的时候想。”在网络空间中，哀悼者身体的情动体验与内心的真情实感更容易实现同频共振（周裕琼，张梦园，2023）。
受访者S2和S4在同事/同学离世都选择用社交媒体表达哀思：“她离开之后我们给她的微信账号发了送别的信息……因为她当时手术、康复都是在H城，我们没有办法过去做遗体告别，可能那（给她微信发送别）也是我们告别的一种方式。”（S2，2022年1月13日）“我们一些同学私下给她发了告别的信息，因为以前接触过突然走了真的很可惜，给她发了‘走好’之类的话。”（S4，2022年2月25日）在被访者S13的班长病离世当天，她的姐姐接管了QQ账号并在空间里公布了她去世的消息：“X去了她最向往的天堂了，这一路走来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与鼓励。”讣告沿着账号的好友列表扩散，她的QQ空间也随之变成了班级内部的纪念空间。年轻人更习惯借助媒介在虚拟的信息空间中表达自己，这一习惯也在哀悼与送别中得以延续，而社交媒体成为与逝者告别的主要途径。
数据或“0/1”代码不在中国传统阴阳五行的范围之内，却在现实与虚拟两个空间中转换轮回。逝者的数字痕迹以一种在场的方式提示了“身体的终极性缺席”，这是数字哀悼“分离与阈限”的独特性所在。
（二）作为“数字火焰”的界面：生死沟通的技术化
与逝者交流是人类普遍的体验，相关研究也发现，此举能带来慰藉，甚至具备类似心理治疗的效果。生者向逝者生前使用的物件诉说哀思或分享近期生活变化，是一种典型的生死沟通方式。访谈发现，数字媒介通过暗示“无回复的正常性”促使生者与逝者展开对话。
即时通信工具和社交媒体促成了时空异步性的沟通，手机短信和QQ的普及已有20余年，微信也已上线十余年，人们已习惯了对话者处在“当下”和“此地”的交流方式。由于“彼处”接受者状态的不确定性，对话者的缺席和“对方未及时查看信息”导致“信息未回复”成为当代人际交流常态。这一“延迟回复”的计算机中介传播特性成为了社交媒体时代生死沟通的技术可供性。因为“不太想在外人面前表现出太多的矫情”，S10在祖父去世后一段时间后曾尝试给他的手机发送短信。“觉得比起去坟前或者遗照前说话，更有私密感，也更能抒发自己的感情。”通过发信息的方式S10获得了被亲人庇佑的感觉，“虽然知道没有人回应但和自说自话还是不一样。感觉就像拜拜，有人在监督，在注视，在保护你”（S10，2022年5月22日）而“无回复”恰恰成为维持这种期待的要素。数字媒介允许对象缺席的交流，这一特性在与亡者沟通的过程中营造出“逝者犹在”的幻象。
另一方面受访者也担心“无回复”状态消失，因为这意味着账号被接管、重新分配或关停，从而彻底失去对死者言说的可能。S12想要给逝去的友人拨打微信语音聊天，但又担忧打扰接管者：“本想打个电话，但最终没有。担心那时候他妈妈可能在用他的微信，不想给她添麻烦。”（S12，2022年4月2日）类似地，S10在怀念逝去的亲人时曾试图拨打对方的手机号码，得知号码停用后感到伤心，但又希望“最好不要有人接听”。从情感联结视角看，这种错觉有助于个体找到一个可以持续互动的对象，以便重建依恋、获得慰藉。
我国死生文化中“劳作”是本真（authentic）和初始价值的来源。研究发现，“生死沟通”这一特殊传播模式中，媒介即信息。“媒介操作行为”本身即是一场夙愿实现的情感仪式。发送信息追求的是一种“技术上的真实”感：对话框、输入界面、打字与声音提供了“发送成功”的体验。“操作真实”的意义远超对回复的需求，这与中国特有的祭奠仪式——烧纸有着相似的意涵。
美国人类学家柏桦（C. Fred Blake）（2017/2019：157-160）对我国人民“烧纸钱”祭奠习俗进行田野观察，发现“通过手来折叠、触摸、按压和抚摸纸钱的操作对于丧亲者而言有着独特的物质精神（material spirit）。”人工技艺（artifice）的劳作增强了纸钱的感官价值，将其从可购买的物品转变为具有精神价值的媒介。传统的哀悼仪式中，“火”是可见与不可见之间的转化中介。因此，“烧纸”不仅是仪式性操作，也是现实世界与往生世界间的价值转换媒介。在生存媒介的视角下，“媒介操作”也被认可为一种具有价值的劳动。受访者不仅将“发信息的操作过程”视为“诉说”，还在触摸媒介、编辑信息的过程完成了“信息劳作”，获得了类似亲手折叠纸钱般的安慰感。从“叠纸钱”到“发信息”，物质性劳动对象的变化也映射了数字时代的价值观念变革。因此数字设备具备了可以沟通生死的精神价值，而“界面”则承担了与“火”相似的作用。火以“物品表面形式上的消失”实现信息传送，而“对话框”则通过技术化神秘过程成为生死沟通中的“数字火焰”。
（三）作为回忆载体的数码物：数字遗物的遍在性
死亡仪式化的意义在于“分离”，象征并昭示着生者与逝者的永别。手机作为进入虚拟世界的接口，也成为通往逝者数字过往的渡船。受访者S3表示，依照她故乡的风俗，逝者的衣物应在葬礼后焚烧，她希望能保留亲属的部分衣物，但遭到长辈的反对，“但是网络上的东西就没有这些规则，就是我个人想留着它就可以。”（S3，2022年2月23日）销毁逝者衣物、使用过的器皿和照片的风俗在中国许多地区都存在。2022年某学术会议上，一位嘉宾分享了他的经历，“长辈过世后，家人按照本地的习俗需要烧掉她的所有照片。一段时间后，妈妈突然发现我的手机中还留存了照片，她要求我删掉它”。共同回忆往往附着在具体的物品之上，是引发回忆以及情感联结感的媒介。因此，民俗对衣服、照片的销毁也蕴含着遗忘过去、重新开始的朴素心理学智慧。与占据物理空间的遗物不同，手机中的数字痕迹更为隐秘、私人化，且无法被彻底删除。
逝者的数字遗物成为一种可隐藏、可携带、可复制的对象，在与各种应用结合后，以意想不到的方式被唤醒。受访者S1日常使用微信运动分享步数，无论步数有多少，她的长辈都会为她点赞。当长辈离世后，缺席“点赞”每天都会提醒她亲人的消逝。她选择关闭微信运动功能“我就不想去看这个事情，觉得只要不看她还在。”（S1，2022年1月7日）“移动性”是媒介生存性得以开展的关键要素。空间与场景的嵌入成为理解现代生活如何被媒介再组织和结构化的关键视角。传感器这类“移动性”监测设备加剧了日常生活的媒介化，种种原本被我们忽视的信息与行为也成为生者与逝者之间的纽带。
遗物有明确的物权归属性，但数字痕迹的主导权却不在所有者手中。平台、程序、算法按照各自的运行逻辑支配数据痕迹，这种“不可控性”意味着人们会在毫无准备的情境下被唤起回忆、触发悲伤。如受访者S5提到，尽管她没有刻意浏览手机相册里亲人的照片，但网盘还是根据存储图像附带的“时间戳”自动推送了同一日期的照片。“我的相册有同步百度网盘，它首页‘那年今日’功能，每次打开网盘的时候刚好会跳出来。”（S5，2022年3月2日）一方面，在软件、应用程序、算法“可见性”“连接性”的指引下，数字痕迹以一种积极的方式督促用户“回忆过去”。另一方面，数字物“推送”（feed）和“关联”（association）的特性还会造成逝者再现（represent）的错觉（Kasket，2020）。受访者S9（2022年4月3日）提到支付宝“推送好友账号”的功能给他带来了困惑：“我每天都会偷能量种树，突然有一天支付宝提醒我添加他为好友。那一刻，其实我是有点懵的。”如果焚烧遗物可以帮助在世之人斩断思念，那么网络世界中以数字方式存在的彼此又能以何种方式隔绝/断联？
“主动回避”构成了数字时代缓解悲痛的关键手段，经历离别的哀悼者可以通过停用功能、软件来停止接触特定信息。“就像我外祖父的遗物，母亲专门买了一个箱子把它收纳在柜子里。”（S2，2022年1月13日）现实世界中的遗物需要亲属采取主动、刻意的行动才能被掩藏。数字痕迹作为一种勾连回忆的媒介遍布于网络空间的各处，用户也需要刻意采取行动，才能减少在数字空间中“与逝者偶遇”（bump into the dead）的可能性，获得一个情感缓冲空间。随着悲痛的减弱，个体也会重新访问这些存储空间，S3（2022年2月23日）提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她逐渐不再介意提起最初“有点不敢去看”的相册。从躲避到逐渐接纳，技术与个体的关系也随情感状态的变化而渐趋平和。
五
数字记忆的物质性：
铭刻、遗忘与衰败
对数字痕迹的物质性的反思，可追溯到麦克卢汉“媒介即信息”的隐喻——即使个体在物理世界的肉身已消逝，其存留于网络空间的数据仍保持着传播的可能性。这些呈现在屏幕上或隐藏于电脑程序后端的数码，其实质是由受特定结构或方案管理的数据与元数据所构成（许煜，2019：1-5）。因此，这些看似可以永久保存、无限复制、跨媒介存储的数码物也是极为脆弱的。
（一）数码物的时间性痕迹：覆盖、更新与再生产
尼古拉·尼葛洛庞蒂（Nicholas Negroponte，1996/1997：24-27）在《数字化生存》（Being Digital）中指出，由“原子”组成的实体物（solid object）会实时损耗直至湮灭，而以“比特”为本体的数码物则可以永存。然而，对于既非实体设备，也不同于模拟信号的数字代码而言，软件更新、格式变化、容量限制等因素都可能导致数字衰败（digital decay）。S9原本手机里保存着与朋友在雪中一起打闹的视频，但是这段记忆随着载体的弃用而消逝，“这些视频和照片我没有故意去删除，但是随着之前手机报废，这些视频和照片也找不回来了。”（S9，2022年4月3日）当设备、软件因技术更迭而被弃用时，其所承载的记忆也一起随之消失，这构成了移动互联网普及之前数字媒介的主要遗忘机制。
作为人类意向与技术物的统一体，数字媒介不仅仅是信息的容器，更是人类情感与记忆的载体。我们不仅通过数字媒介存储信息和数据，更通过日常的媒介使用技艺和身体惯习联结着与亲友之间的回忆。例如，一个简单的手机按键顺序，可能承载着对某个亲人的深深思念。S10在家中对祖父感情最深，对祖父的手机号码也记得最清楚。“由于当时使用的手机拨打电话时要按下实体按键，久而久之拨打祖父号码按下的键位形成了一种肌肉记忆，甚至可以在墙上准确地敲击出来。”（S10，2022年5月22日）在祖父离世后一段时间，S10还会习惯性地做这个动作，关于祖父的回忆在使用手机时常被唤起。“为了回避和祖父有关的所有事情，会刻意压制它，就连通讯录里的号码也不敢去看”“现在的手机都有通讯录，确实不会再输入谁的手机号，也没有肌肉记忆了，都是直接搜通讯录拨打，也没有记号码的习惯了。”（S10，2022年5月22日）
在以往的媒介记忆研究中，研究者更偏重于媒介文本，即人类意向性的研究，但却忽视了意向必须以物作为支撑（易前良，2022）。数字痕迹是流动的、暂时性的，很难像照片或视频那样被锁定在一个恒定状态。对于一些用户而言，即使是一个简单的聊天记录，也可能成为他们情感寄托的唯一途径。“我们俩的（文字）聊天很少，就基本上是她给我打的视频……但是我还是舍不得删。她的头像没有暗淡，我就觉得她依然在我的世界里，虽然会伤心但也是给自己的一种想象。如果我把那些（记录）删掉了，就好像痕迹被抹掉了，就真的没了。”（S1，2022年1月7日）随着新的媒介使用记录不断叠加覆盖在数字记忆之上，逝者的数字痕迹逐渐隐退，“信息就会慢慢被后来的数据堆积掉。”（S2，2022年1月13日）这些痕迹逐渐消失也是他接纳逝者离开的过程，“该走的就走了，该散的就散了吧”（S9，2022年4月3日）。
技术不仅影响了我们如何保存和回忆逝者，也影响了我们如何与逝者在数字世界中保持联系。当代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处于“连接文化”（culture of connectivity）的主宰之下（Van Dijck，2013：18），这种“连接文化”与数字媒介的结合，让数字痕迹始终处于再生产（regeneration）和共同生产（co-produced）的过程之中。逝者数字痕迹分布式地存储于数字媒介之中，在世之人在数字媒介上留下的每一条信息、每一次互动，都可能成为“逝者-访问者”关系的再一次绑定，成为某个时刻唤起回忆的触发点。算法和平台则利用这些行为数据，为人们定制一个个与逝者“偶遇”的可能。例如，逝者的一段经历可能在话题标签中被提到，甚至如通讯列表、日程、文件夹等以往不被看作个人回忆的对象，也可能瞬间将我们拉入与他人的回忆（Tian & Belk，2005）。这种数据的循环再生，使得逝者的数字痕迹仿佛成为了“数字幽灵”。
（二）云端存储的物性剥夺：记忆与情感的媒介依赖
由于数字痕迹具有多样态性，人们可以通过不同的数码物产生不同的恒久性感知。“比如说像素的变更，像素越低，看得就越不清楚，记忆也更模糊；像素越高，看得就越清晰，就会觉得记忆也更清晰。”（S7，2022年3月12日）手机摄影技术的发展让人们可以更好地记录生活中的珍贵瞬间，但是那些早期的、像素较低的照片，在现代智能手机的屏幕上已经难以清晰展现，限制了人们对逝者的回忆和想象。除了技术更新的问题，系统或网站的压缩算法也会导致图片在多次转存后变得模糊。所谓的“电子包浆”，即借用实体物由于时间演替造成的化学或物理痕迹变化这一物质隐喻，把低像素、分辨率以及水印等视为时间性痕迹（章戈浩，章倩砺，2022）。这恰恰体现出数字痕迹无法独立于存储设备，以及其与系统和软件程序相互依存的分布式物质性（distributed materiality）特征。
数字化革命推动了“云端”存储空间的不断扩容，这种前所未有的复制和备份能力使得大量的图片得以长期保存且不会变质。各类在线存储空间犹如一个可无限存放“外部记忆”的硬盘，并通过诸如“自动备份相册”和“生成年度故事”等功能，鼓励用户以个性化的方式记录已故亲友的信息，这使得数字媒介真正具备了“铭刻媒介”的属性。随着自动化上传、备份与云存储技术的广泛应用，图片与视频在新旧设备之间的迁移变得愈发便捷。S2（2022年1月13日）有在特定的时间整理手机相册并存储到云平台的习惯。当云存储空间被占满的时，她需要再次翻看筛选，把重要的照片留下：“我会（把她的照片）存在各种云端，比如在百度云、华为云存着。我希望换手机的时候它可以直接拷贝过来，我就还能知道（这张照片拍摄时）是哪一天发生的事情……我会清理一些照片，因为云端有时候也实在存不下，（所以）一段时间会整理，留下重要的照片。”然而，这种“便捷”的备份方式亦引发了受访者对数据安全的担忧。“云空间的保存总觉得不太安全，可能一个按钮就能把所有东西重置了。但实体的东西，比如老老实实放在一个盒子里的东西，它会一直都在那儿。”（S7，2022年3月12日）
物之不存，哀思何寄？在数字时代，记忆的丢失与情感的断联往往源于技术问题，应用程序、软件架构、基础设施的变革与更新都可能导致数据的丢失或损坏。可以说，技术不仅杀死了技术，技术也让逝者再次死亡。大量的软件都要求自动更新，如果不更新则无法继续使用这些功能，这导致一些数字痕迹不得不随着软件升级而改变、迁移、删除。数字痕迹的“可复制”和“可传输”特性，给数据原真性的保存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多数受访者会尽量保持数据原有的形式以保留其意义，只有在数据超载或设备损坏时才被迫将数据转移至新设备或上传云端。“我会让它保存生成时候的样子……换成其他东西它原本被赋予的意义一定是会丢失的。”（S2，2022年1月13日）然而，当信息脱离了生成其自身的终端设备，被复制、转移、上传到云端时，数字记忆的本真性也随之被抹除。正如章戈浩和章倩砺（2022）所说，任何一个数码物在经历上传、下载、复制、粘贴等操作之后，就已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其本身了。
数字媒介具有象征性和物质性的双重属性，既是文化的物质，也是物质的文化。数据痕迹与存储媒介、具身操作的相互嵌入，决定了意义与装置不能分开讨论。在数字世界中，数字痕迹真正的记忆价值来自数据生成时的人、物、情、境。S2（2022年1月13日）谈到，“这种回忆承载在什么媒介之上，我在接受这个东西本身的时候，就已经包含它的形式了。”手机、电脑等硬件设备、占据物质微粒而存在的电子文本和图片，以及持有或操作手机的动作姿态，无不渗透着其独特物质属性（章戈浩，张磊，2019）。因此，我们不应简单地将记忆与遗忘、联结与断联视为生物自我在数字网络中的重建过程，而更应关注人们如何通过媒介技术与世界建立联系。
六
结论与讨论：
“数字永生”还是“静态辉光”？
中国古代社会丧、葬、祭形构成了一套基本且受公共秩序认可的礼仪。这三个阶段各有其功能：丧礼旨在引导死者走向往生，葬礼是为了妥善处理死者的遗体，而祭祀则是生者试图与死者交流的活动（程国斌，2018）。这三个阶段共同塑造了传统社会对“死亡”的理解：“魂身隔离、人鬼殊途”。人们在遵循儒家丧葬仪式规范的同时，也融入了道教、佛教灵肉二元哲学、轮回往生信仰，确保死者进入祖先永恒世界。这一套严谨而复杂的仪式需要专事人员（如灵媒、大神、巫觋或萨满）依赖其所掌握的技术作为生死、人鬼之间的媒介。人类学家张光直甚至以这类在两界间进行沟通的人物——萨满式文明（shamanistic）——用于指称中国古代文明，凸显了沟通生死媒介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地位（郭于华，1992：91）。
新世纪以来，随着现代丧葬方式的普及、宗族制度的解体以及个体社会的形成，丧葬礼仪与祭奠仪式逐渐简化。然而，人们在遭遇死亡时的悲痛感和与死者沟通的渴望却并未改变。本研究以死生相隔这一“最遥远距离”的媒介化经验为对象，发掘了媒介生死沟通实践中一个个具体而细微的个人经验故事。研究发现数字痕迹作为生死沟通的媒介具备物质性与情感性的双重属性，可以提供与逝者共在的联结感。与传统遗物相比，逝者的数字痕迹具有遍在性、闯入性、脆弱性的特征。基于数字痕迹产生的沟通性、联结感是否可以帮助在世之人走出悲伤，本文暂无定论，但“沟通逝者”已不再是宗教人员的特权，数字设备成为了逝者记忆地图的中心和私人化的哀悼场所。由社交媒体所扮演的“数字巫觋”也正在随之取代“萨满式文明”成为数字世界的新灵媒。
在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中，死亡还是一种禁忌，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人们借用“归天”“驾崩”“圆寂”“仙去”“夭折”“正寝”“遇难”等讳语、隐语回避死亡。与逝者相关的信息随血缘、业缘关系逐层传递，从近亲属、亲友、同事最终到一般性的熟人，这一过程是私人的，在小群体内部协商讨论。只有具有新闻价值的死亡或公众人物的死亡才能进入社会视野（黄顺铭，李红涛，2017；闫岩，邹文雪，2018）。然而数字媒介的“可见性”打破了传统文化的死亡禁忌，让普通人的死亡与名公钜人一般进入公共或半公共视野。社交媒体网站中的帖子或状态缔结成一个半开放性的信息网络，亲密度也随之被“信息提示”所取代，一整组好友得以同步知晓列表成员的离世信息。纪念账号、在线哀悼、社交媒体的力量打破了公私界限，让普通人的死亡超越亲缘范畴，进入了公共话语空间。
人类对彼此的记忆在生前就已经与媒介交融，这导致记忆在不同媒介中物化。此外，计算机和软件程序具有可寻址性（address ability），记忆不再局限于特定的地点，也不再依赖传统的助记符号获取，只需具备一个地址即可访问数据（Andrejevic，2019：12）。数字记忆因而超越了肉身的局限，人类主体正在借由信息主体实现不朽。因此，数字时代的死亡意味着“魂魄”（数字痕迹）从身体中独立出来，在“天地间”（代码世界）里游荡，如同《庄子·列御寇》中所说的“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赍送。”（庄子，孙海通，2007：365）因此即便斯人虽已逝，但其遗留的社交账号依旧能让在世之人感受到持续的、内在的联结关系，这似乎暗示了一种“数字永生”。
独立于身体的数据不会随肉体消失，也不无法像其他遗物那样通过焚烧、埋葬等仪式与生者世界隔离（宋美杰，曲美伊，2023），这使得在世者时刻处于可能触发回忆、遭遇悲伤的情境之中。数字痕迹具有“流动性”和“链接性”，个体使用媒介时逝者的相关信息往往会猝不及防的“闯入”进来，在毫无防备下激发悲痛、唤醒回忆。这种情况的屡次发生逼迫在世之人要在“数据的删除与存储、功能的使用与停用、软件的保持与更新”之间进行两难的抉择。用户也会通过主动停用特定设备/功能的方式来避免自动化驱动的“与逝者偶遇”以缓解悲伤。但是“停用”也意味着人们需要“克服”媒介依赖与身体惯习，这反而造成了一种“欲言又止”的提醒。此外，数据痕迹具备“遍在性”与社交账号、纪念账号和网络哀悼相比更难以刻意回避。
罗西·布拉伊多蒂（Rosi Braidotti）将数据在与其相关人物离世后仍长时间活跃于网络中的现象，称为死亡用户的“静态辉光”（static glow）（Staunæs & Thomsen，2019）。数字媒介中的记忆是离散的，以数字垃圾、自我记述、具有过往感的数字线索等形式存在（Belk，2014）。因此，数字痕迹既无法完整呈现个人生活，也无法按照时间顺序组成档案（顾佳绮，2023）。“静态辉光”精准地概括了前数字时代的“不朽”（immortality）如何退化为数字时代信息主体无法湮灭的“不死”（eternity）。这种流动的、片段性的存在方式，将数字痕迹纳入到一个更大的，模糊了生物、社会、文化边界的循环之中。在“不朽”与“不死”，“数据永生”与“数据脆弱性”的争论中，本研究于具体的媒介实践中发现，可寻址性、超链接、共同生产、算法的能动性与平台的商业属性正共同创造一种使用导向下的“闯入式”死亡文化。
未知死，焉知生？所谓向死而生，“探讨死”其实是另一种“探讨生”的思维取向。个体在媒介中的生存与死亡经验虽大相径庭，但本研究却窥见了数字世界中渐趋成型的死亡文化的吉光片羽。对于死生沟通而言，焚烧所产生的袅袅而上的青烟、化为灰烬的纸钱与0/1的数字流动、信号基站之间的连接，都是一种技术操作。这是人们从依赖物质的外在联结转向内在心灵自我和解的必经过程。当人们意识到自己的一切数字痕迹都被记录、保存并在死后继续对他人言说时，从媒介化生存维度，这有助于我们更清醒地认知数字世界中的在世及与世之在；从日常媒介实践维度，这提醒我们在处理自身或他人数字痕迹时应再深思一步。
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3年第12期。
封面图片来源于网络
本期执编/王子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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