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官方网站：
http://cjjc.ruc.edu.cn/
摘要
面对当下数字交往带来的普遍联结，社交媒体用户在不断扩张的公共空间中寻求对自我/私人空间的界限感。本研究关注青年群体的微博小号使用现象，考察其基于小号所构建的新关系情境与自我实践。研究发现，青年个体通过小号进行的情感工作有效调节了现实生活中的自我张力与情感冲突，在此过程中其自我、身份与认同在中国传统关系取向的交往法则与不断凸显的个体化进程的张力之间实现了流动与重构，其情境也从情境再分离走向新的现实情境创造；这种新型自我重组方式是以往网络中的分离自我和现实中的隐忍自我未能涵盖的，其现实的情境创造也赋予了现实角色与社会自我新的个体意义的活力，折射出当下青年群体主观个体化的创造性行动。
作者简介
张杰，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马一琨，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本研究系广州大学重点人才项目“内在对话视域下社交媒体时代自我传播的新进路研究”（项目编号：RZ2022005）与“媒介化视域下平台下沉对城乡沟通模式的变革研究”（项目编号：YJ2023010）的阶段性成果。
一
研究背景和研究问题
2023年10月31日，微博发布关于引导头部自媒体账号进行前台实名展示的公告，表示将于近期引导社会时事、军事、财经、法律、医疗等专业领域100万粉丝以上的自媒体账号填写实名信息，后续将逐步扩大到相关领域50万粉丝以上的自媒体账号1。随着互联网环境逐渐从前台匿名化走向实名化，社交媒体用户也在不断扩张的公共空间中持续寻求对自我/私人空间的界限感。根据笔者为期近三年的参与式观察发现，青年群体中很多微博用户都会创建使用不止一个微博账号，并以 “大号”“小号”的简称进行区别，“大号”一般指代用户公开个人真实身份信息的主账户，可见性较高；“小号”一般指代用户不公开个人身份信息所创建的匿名账户，隐私性较强。用户基于小号进行内心独白、与特定亲密关系进行互动，或发展出新的关系纽带，显示出强烈的真实自我表达意愿与多重自我构建趋势。青年个体为何在已有微博账号的基础上继续创建使用小号？他们基于小号开展了怎样的实践？这种特定实践又如何影响其线下生活？这些问题构成了本研究的起点。
随着社交媒体匹配各种交往场景，全方位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平台既为用户提供了不同种类的自我呈现和关系管理的满足感（Tandoc，Chen & Velyn， 2019），也将多样受众扁平化汇集一体带来了“情境崩溃”（context collapsed）问题（boyd，2014）。情境崩溃使自我/身份和真实性的概念变得复杂，随之产生一系列自我表达与身份焦虑的问题。“想象的受众”（imagined audience）（Marwick & boyd，2011）与“想象的监视”（imagined surveillance）（Duffy & Chan，2019）使得用户不断进行自我审查来更为谨慎地塑造自己的在线空间，进而带来社交媒体倦怠等问题（Bright，Kleiser & Grau，2015）。对此，在既有账号基础上根据需求创建差异化的其他账号成为用户应对情境崩溃的一种有效策略（Costa，2018）。例如在Instagram平台，青年用户中广泛兴起使用“Finstas”（具有私密特征的账号）作为他们“Rinstas”（表面上真正的主账号）的替代品（Kang & Wei，2020），来进行更为真实的自我呈现（Taber & Whittaker，2020），并创造出新的行为规范以作为对主流社交媒体环境的一种抵制（Christopher & Erin，2022）。
微博小号作为国内社交媒体用户多账号实践的活跃现象，近年来引发学者的不断关注，在现象层面予以描述（林升栋，余洁，2017；李亚伟，林升栋，普菲拉， 2019；程诗语，余来辉，2022；王丹娜，2022等），探究小号呈现的强隐私特征与重构社交空间的可能（王昀，刘思佳，2022；董书华，张雪宁，2023）。进一步地，研究者试图将微博实践与自我和社会的变化联系起来。随着社交媒体时代的到来，个体化范式在网络社区中也显示出更强的解释力，当下社会亦可称之为“网络个体化社会”（张杰，2016）。已有研究不同程度触及到青年个体化进程与平台媒介相遇后自我认同的变化，出现了网络社交的个体化存在（王阳，张攀，2018）、群己边界具有流变性（黄厚铭，曹家荣，2015）、自我需要持续在线（卞冬磊， 2019）等，对其自我呈现（邢海燕，2021）、网络话语实践（邢雅静，2021）等都做出了具体阐述，但相对缺乏对自我变化与个体化进程之间关联的深层次理论阐释，并多以批判视角看待青年个体化进程中的越轨行为与消极影响（盛芳，左其福，2017），忽视了中国个体化进程的本土特性。
中国个体化进程的本土特性是缺乏制度化的个体化，主要偏向于个体主观的个体化，也即消费主义和市场化催生的个体自主意识和自决意识；强调的是中国社会近年来自我与私人关系的变化、自我情感的不断增长（阎云翔，2012：369-371；2016：330-340）。遵循这一思路，本研究引入阿莉·拉塞尔·霍克希尔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的情感整饰（emotion management）理论视角，意在考察个体基于微博小号所开展的情感工作与自我实践。在霍氏的理论中，“情感（emotion）”同时包含商品和社会符号的双重属性：当情感劳动（emotional labor）是为某种报酬而出售时，具有商品属性；当人们在私人脉络中进行情感工作或情感整饰（emotion management）时，具有社会符号属性（霍克希尔德， 1983/2020：33）。目前相关研究多考察情感的商品属性，关注公共领域的劳动者情感商品化现象，对私人领域的情感工作关注不足。然而在中国关系取向的社会文化情境之中，情感的社会符号属性/情感工作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实则尤为重要。因此，本研究从情感的私人脉络出发，考察青年群体小号实践背后自我与私人关系的变化和行动框架的构建，落脚于其个体化进程中多重自我重组这一主观个体化面向，解释我国青年在社交媒体中的自我探索与认同建构实践，从而为解释媒介行动和社会变动之间的关联提供一个初步的尝试。
二
研究设计和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的质化研究方法，探索用户使用小号的具体情境。首先，在研究初期以公开招募的方式在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发布线上问卷，邀请18-35岁的青年群体参与调查。问卷主要围绕青年群体新浪微博小号账户使用情况（账号设置、使用动机、发布内容、互动情况、使用感受等）进行调查，最后回收有效问卷289份。根据问卷结果，创建使用微博小号的用户占到调查人群的57%，有95%的用户都选择将小号匿名化设置，并且66%的用户都会进行较高程度的匿名化不希望被别人看到，小号发布内容类型最多的是记录日常心情与宣泄负面情绪的内心独白。问卷结果为本研究的进一步开展提供了基础背景。
其次，研究采用半结构式访谈，访谈问题包括但不限于：一是使用微博小号的具体情境，触发使用小号的情境、使用小号过程中的情境、使用后的线下情境等；二是使用小号与其他社交媒体平台及现实生活中日常交流的差异化体验；三是使用小号给受访者个人情感关系、自我观念、身份认同等方面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受访者的选择一部分来自前期问卷调查中选择创建使用微博小号的初始受访者，另一部分来自研究者基于同辈青年群体所进行的异质性滚雪球抽样，最终依照质性方法的最大差异化原则，选取了35位使用微博小号的青年个体，这些受访者多数拥有 1-3个微博小号，最多者则拥有10个小号。其中男性11人，女性24人，年龄分布在 18-35岁，涵盖在校大学生、上班族及其他青年群体，从而使得受访者资料具有一定程度的代表性。所有访谈均在事先接触、交流基础上再通过面访或微信语音聊天进行，每位受访者访谈时长平均为60-120分钟，部分受访者进行了二次和三次访谈。涉及隐私的部分均遵循知情同意原则，予以技术处理。
同时为了更加贴合与理解微博小号用户的具体实践情境，研究者自2020年起进行了为期三年的参与式观察，一方面在部分受访者知情同意的情况下通过个人微博账号关注或浏览受访者的微博小号并进行互动，体验受访者微博小号所构建的具体情境；另一方面使用个人真实身份与受访者保持日常生活中的面对面交流与互动，以期通过参与式观察来理解受访者穿梭于微博小号与线下世界的动态面貌。
三
独白式自我呈现：自我间的真实对话
（一）微信朋友圈-大号-小号的媒介迁徙：从情境崩溃到情境再分离
聚焦中国的社交媒体使用实践，情境崩溃现象是普遍存在的。以微信朋友圈为例，朋友圈同时涵盖了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学缘关系、业缘关系等各种现实人际网络，用户面对混杂情境而难以确定情境定义和自我表演，继而引发一系列的交往困窘。面对微信朋友圈自我呈现的压力与身份焦虑，受访者试图迁徙至微博平台进行更为自由的自我呈现。相较于微信朋友圈，微博平台的人际关系网络更遵循用户的自主选择性，使得用户有更为自由的自我呈现体验。但微博平台“随时随地发现新鲜事”的技术架构为用户账号提供较高的可见性，如热搜、同城、话题及超话社区、算法推荐可能认识的人等，都可能干扰用户的真实自我呈现，正如10号受访者所描述的情形，“我发现总有现实生活中认识的人有意或无意找到我微博，这让我感觉没有隐私可言”（S10）。
由于微博平台的技术可供性，使得用户本想对朋友圈崩溃情境再分离的期待受到威胁，他人可以通过搜索、推荐等功能随时发现与浏览用户的个人主页，用户对预期受众的控制进一步减少，这就使得微博平台也成为一个复杂的多重关系并置的混合情境。用户迁徙至微博不仅没有实现逃离朋友圈崩溃情境的愿望，还不得不继续重复在朋友圈惯用的情境分离策略，比如设置微博内容的可见观众范围、设置微博的可见时间范围等，却依然无法避免“想象中的监视”带来的自我呈现负荷，以及可能引发的后续情境崩溃的风险。
此时，小号成为受访者应对情境崩溃与避免不必要的“社交监视”的有效策略。最多受访者表示，高度匿名化的小号是自己宣泄负面情绪的“自留地”，通过内心独白来呈现真实自我，“我很庆幸这个世界有一块我的自留地，在这里我感到完全放松，终于可以没有束缚的表达”（S2）。小号用户通过严格的隐私设置去辅助隐匿自己的个人身份线索，甚至创造新的身份，从而重新建立由自己掌控的单一情境，进一步划分所面对的观众的边界，实现了情境再分离，进而解决微博大号情境崩溃风险与自我呈现负荷的问题，恢复自我呈现的真实与自由。
（二）情感工作中的自我呈现：从隐忍自我到分离自我的情感转换
在霍克希尔德的情感整饰理论中，情感工作的两大策略是“表层扮演” （surface acting）和“深层扮演”（deep acting）：表层扮演注重调整情绪的外在表现，与内心的真实情感不一致；深层扮演是一种调整内心感受的尝试，个体通过先行情绪调节过程（antecedent-focused process），努力使其与所表露的情绪相一致并符合情境的要求（霍克希尔德，1983/2020：58）。
在本研究中，受访者在面对日常生活的交流冲突时，习惯性运用表层扮演策略来压抑自己的真实感受，呈现出符合关系预期的情绪表达与自我形象，具体案例既包括上下级关系中的代际矛盾（S2）、师生冲突（S17），也涵盖同辈群体交往中的情感冲突（S4等）。
这符合传统中国人对于自我的想法：真实自我很多时候需要隐忍、在很大程度上让步于社会自我。这种自我调整和情感工作的策略固然保证了当下的情境不会崩溃，但个体因此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情感倦怠与耗竭，小号便成为其抒发内心真实感情与宣泄真实自我的私密空间。
通过小号中真实自我与情感的释放，受访者对于表层扮演引发的情感失调进行了有效的调整：“在小号记录这件事的时候，也是自我开解的过程吧”（S4）、 “在小号吐槽完，会转念觉得自己是不是心态得调整”（S17）、“每次登录小号回看之前的记录，都会觉得上一次情绪崩溃的事情没那么严重，都会过去的，当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会很欣慰地觉得自己更成熟了”（S24）。通过进一步说服自己去接受现实生活中的角色，个体化解了现实角色（社会自我）与真实自我之间由于隐忍而出现的情感失调，完成了现实中深层扮演的过程。在本研究中，受访者私人情感系统中的深层扮演不仅不会导致情感耗竭，相反，它通过调动情感资源，对表层扮演带来的各种负面后果有一定的积极调节作用，进而创造出更富内涵与更积极的社会关系。同时，受访者从表层扮演到深层扮演的情感工作实践也延续了中国人传统文化心理内涵中对人际关系的维持意识。但和传统现实中，中国人内在地通过隐忍真实自我的做法不同，小号为真实自我提供了一个释放和呈现的空间，个体通过对小号中真实自我的观看和审视，通过内在的自我对话，也更容易进一步完成自我调适和情感调适。
相较于与真实社交高度重叠的其他社交平台所发生的情境崩溃、自我失调及情感失调，小号为用户提供了一个再分离的可以呈现真实自我的单一私密情境，成为一个不需要接受现实他人检视的自我独白空间。这种独白既宣泄了真实情感，也暂时释放了真实自我，现实自我始终处于与独白的真实自我的互动与对话中，从而使得个体在自我独白和情感宣泄之后，原有的认知失调和情感失调都得到了调整，情感从表层管理完成了向深层管理的转变，自我从对现实他人的部分不认同转变为对他人的认同，从而实现了现实自我的调试。在此意义上，小号并不仅仅是自我的独白（张放，尹雯婷，2012），而是一个内在的真实自我与现实自我之间的持续对话交流和相互成长的过程。
四
选择性自我披露：
自我与亲密关系的边界管理实践
（一）作为关系分离工具的小号：亲密关系边界的重新划分
在提及自己一开始使用小号时所处的现实情境，受访者会描述很多种情况：升学压力、工作焦虑、人际冲突、疾病等挫折困境，以及由此产生的负面情绪。部分受访者曾经向亲近的家人朋友主动诉说这些消极情绪以期得到缓解，却并未得到自己预期的回应，甚至还会出现与自己预期相反的情况，进一步加深了个人的消极情绪，“之前考研的时候压力很大就跟我爸打电话倾诉，结果我爸不以为然，还认为我不够努力，我心情更差了”（S5）。还有部分受访者，考虑到向亲密关系诉说负面情绪可能产生的不利后果，会直接保持缄默不再诉说，“朋友可能会觉得被当做情绪垃圾桶，万一影响到人家心情也不太好”（S19）。
“不能说”“不应该说”“说了也没用”是访谈中出现频率较高的表述，受访者通常会根据对交流后果的想象性预演，如果预判这些负面情绪的诉说会破坏关系中的角色期待便放弃现实中的交流，直接诉诸小号的特定亲密关系。“只和特别要好的朋友互关小号”是访谈中常见的情况，高程度的自我披露是这一情境中的主要内容，“在小号上会展现出自己内心真实但可能‘阴暗’的一面”（S7）。此时的小号作为个体重新划分亲密关系界限范围的工具，将个人的真实自我呈现严格限制在预期可以得到情感支持的亲密关系之中，在此意义上，小号强化了特定亲密关系为个体提供的安全感与在线情感支持。并且，有限度的“越轨”外群体规范的我、高程度的自我披露，本身就是对于可见微博小号的亲密关系的一种直接认可和情感实践。换言之，个体通过披露真实自我来与选择性亲密关系保持更紧密的连结，而在与选择性亲密关系的互动中也不断进行真实自我的探索。
有趣的是，有时候也会出现连小号好友都不能与之诉说的内容，个体始终在考虑权衡自我披露的尺度。同时亲密关系本身就处于动态变化过程中，在访谈中我们也经常听到小号互关好友又取关、取关后再关注的生动故事，当下的“亲密”不代表未来关系的“亲密”，而自我披露的基本规范是与亲密关系的动态变化紧密联系的，小号作为选择性真实自我披露的工具，动态反映和调整着个体与他人的关系亲疏。
（二）真实自我的探索与成长：自我肯认与情感支持
如前所述，在受访者与亲密关系互动的小号情境中，个体披露的自我是仅限于符合特定亲密关系的群体规范的自我，也可能是不同程度违反外部群体规范（也即社会我的角色范式）的自我。22号受访者在现实生活中是一位“别人都觉得我性格好，是个能与学生打成一片的模范辅导员”，他的社会角色规范要遵循师生关系中对辅导员角色的期待，即关爱学生、对学生尽责等；而他基于小号的自我则是摆脱了社会我的角色期待，会吐槽学生的不听话、难以管束甚至更负面的内容，而这种违反外部群体规范的自我会得到小号好友的理解与支持，“小号上的朋友绝对不会拿老师的标准要求我啊，他们还经常劝我看开点少生气，别气坏了自己”（S22）。
与之类似，35号受访者也谈到：“在家gap了快两年，我爸妈天天让我接送我弟上学放学、做饭、辅导功课，家长会都是我去开的，谁见了不得夸我一句‘好姐姐’‘真是给爸妈省心了’，但我真的受够了在二十多岁的年纪过着家庭主妇的生活，会把这些负面情绪发泄在小号”。由于暂未升学留滞在家，35号受访者社会我的角色便是家庭中能承担起家务与照顾弟弟的“长女/姐姐”身份，她也对应这种身份在日常生活中付出颇多家务与情感工作，而她基于小号的自我摆脱了“长女/姐姐” 的角色，而呈现出从真实自我出发、为自我谋划的一面，“会在小号上跟朋友交流怎么‘躲避’我弟的各种琐事，她们也都盼着我早点上岸不在家耗着了”（S35）。这种仅限于特定亲密关系呈现的自我，可以说是个体部分真实的自我。部分真实自我一方面违反社会我的角色规范与期待，令现实中的他人无法接受或难以接受，但另一方面又是可以被在线的亲密关系所理解和接纳的，即符合特定亲密关系的内部群体规范。个体正是在基于微博小号与亲密关系互动的过程中，获得了部分真实自我得以宣泄与披露的机会，也获得了特定亲密关系中的重要他人的共鸣与支持。
正是在与特定亲密关系互动的小号情境中，个体释放了被社会我的角色模式所束缚的部分真实自我，缓释了现实角色扮演所带来的情感失调，获得了亲密关系给予的情感支持。而这种积极的情感资源也使得个体进而获得新的自我认同，个体基于小号的互动实践依然是自我探索的一部分，使得自我得以被共鸣、肯认以及进一步的成长。这种私人情境中的情感工作，是霍克希尔德的情感理论未曾进一步讨论的领域，而本研究对青年群体基于小号的情感工作探索恰恰发现了，情感工作的法则是如何在私人领域中被运用的。
五
开放式自我探索：自我的
重组与再嵌
（一）作为纯粹陌生人交往情境的小号：异质性与理想自我的成长
还有受访者表示，他们使用小号是为了开拓新的交往空间，与现实生活之外的陌生人进行交往，常见于粉丝创建小号以更方便地加入自己所属的亚文化社群， “因为我生活中的朋友对追星并不感兴趣，用大号频繁发追星内容怕打扰别人也没人互动，用小号会更方便加入圈子去追星，饭圈里不是有句话叫圈地自萌吗” （S1）。当现实生活中的交往群体不能接纳个体自我发展的更丰富面向时，线上开拓新的交往空间与发展新的人际关系就开始重要起来。
8号受访者是一位研究农业水利方向的女博士，“我的日常经常是和一帮糙汉（师门基本都是男同学）踩着胶鞋在实验田里采数据，灰头土脸的日子里心里经常会幻想自己像《穿着Prada的女王》女主角那样的都市丽人走在路上”（S8）。此处 8号受访者提及的理想自我并不是一个负面意义的自我，但由于预期到这个自我呈现与所身处的参考群体（农工科博士）的期待相违背，2在她现实生活中比较同质化的社交群体中，这种理想自我获得认同、得以生长的可能性基本是不存在的，因此她在现实中暂且搁置了这种理想自我。而小号上纯粹陌生人交往情境的陌生性和异质性则为她提供呈现理想自我的机会，陌生人成为其新的参考群体，“我在小号上分享穿搭日记，会带上#ootd#、#氛围感穿搭#这样的话题，对这些感兴趣的姐妹会通过话题看到我的内容和我互动，平时在学校都没有人和我聊这些”（S8）。
26号受访者曾是学校乐队主唱，就业后受限于所处参考群体（银行职工）的期待，“工作场合中感觉大家都走商务成熟路线，也不认为乐队主唱是什么可以加分的履历，所以平时在单位从来没想过展示这一面”（S26）。而在小号的陌生人情境中，26号受访者积极地发布自己之前乐队演出的视频，试图在网上招募具有共同音乐志趣的乐手组建新的乐队，坚持自己乐队梦想的理想自我也得以成长。根据访谈，受访者首先经历了现实生活中参考群体的同质化所引发的理想自我无法得以表露与生长，小号才成为个体探索与发展理想自我的特定情境；也是在此情境中，新的纯粹意义的陌生人由于其异质性与匿名性成为其参考群体，并提供情感支持，为个体自我多面性的探索与发展提供了可能。
（二）自我实践与情境创造性：网络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的重组可能
当谈及为何在小号去发展理想自我，受访者会提到两方面的考量：一方面由于现实角色和参考群体的束缚，他们的理想自我并没有得到可以充分施展与发展的空间；更重要的是，由于这部分的理想自我也尚未发展成熟，因此他们更倾向于在一个分离现实熟人情境的新私人情境（即小号）中进行没有压力的自我探索。8号受访者在小号上分享穿搭日记过程中，先是“扭扭捏捏，没人互动会很尬”，收到 “互联网姐妹”陌生网友的积极反馈与支持后，“在这个过程中感觉自己对穿搭也越来越得心应手，对时尚也更有自己的心得”（S8）。26号受访者通过小号招募乐手组建新乐队的计划在有序推进，“因缘际会认识到本地不少优秀乐手，大家在一起玩音乐就是最快乐的”（S26），在小号用户的自我实践过程中，原先并不是成熟意义的理想自我，通过与网络陌生人群体的互动与展演，得到了人际互动与支持，有了施展与丰富自我的可能，这正是小号纯粹陌生人群体的异质性给个体自我实践所带来的新的体验与机遇。
在此基础上，部分个体也开展了将小号理想自我注入现实自我的尝试。8号受访者开始有勇气把本来只发表在小号中的穿搭“穿着出门”、“去学院也这么穿”，积极呈现出“非典型工科女博士”的面貌，“连师兄还会来问我参加会议适合穿什么”。26号受访者在部门团建中无意展示出自己的音乐特长，却意外得到领导与同事们的肯定与夸赞，开始感到乐队主唱的理想自我也可以与银行职工的现实自我有效重组，成为彰显自己个性、拓展职场人际关系的自我组合。还有现实职业为程序员的14号受访者通过小号免费约拍积累经验，直到成为某机构签约摄影师， “斜杠青年”这一理想自我最终整合入现实自我……青年个体在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重组的过程中，对重组后的新型复合自我的认同也从陌生逐渐变为熟悉，继而成为其现实自我的一部分，指导其现实生活与社会化过程。
这种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的有效重组，其前提条件正是青年对现实互动情境定义的创造。8号受访者对工科博士与穿搭博主的身份重组，通过女性这一角色期待实现了角色间的有效桥接和新的互动情境中的情境定义创造和角色创造。14号受访者则是利用工作时间和闲暇时间的有效分隔，实现了在不同情境定义中角色的有限融合，这也是建立在对现实情境的创造性定义基础上的。而26号受访者运用了相似的情境定义创造手段，通过对职业时间的员工和有个性有特长的同事这两种角色的创造性融合，使得同事们对这一新情境定义中的融合角色予以接受。正是这种自我间的现实融合和重组，以及对相应情境定义的创造，使得青年个体的自我具有了击穿现实框架（frame）的能力，从而呈现出个体化的趋势与面貌。
但理想自我融入现实的情境创造并非总是成功的。13号受访者提供了一个较为特别的案例，作为LGBT群体的一员，他并不会在现实生活中公开自己的真实性向，高度匿名化的小号为其提供了一个可以脱离于现实角色规范的空间，小号中的自我与现实自我仍然是保持高度分离的状态。而这种网络自我与现实自我之间保持分离的情况也是社交媒体自我实践中的常见现象，正是因为现实自我的角色规范给个体带来的压力，使得个体转至网络空间进行更自由的自我探索与呈现，而这部分网络自我通常是现实框架所不允许、不认同的。从访谈中可以发现，部分受访者基于小号构建的自我都会习惯性地与现实自我保持距离，而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继续处于对角色框架的默认与妥协中去。这种自我妥协其实也是中国人传统的自我实践路径，即强调社会角色的扮演，而非真实自我的呈现。在中国本土的语境中，个体的社会自我与真实自我之间的张力是始终存在的，个体也习惯了通过传统文化路径来对这种张力予以化解，比如自我说服和自我隐忍。但无论是网络自我与现实自我保持分离，还是在网络自我与现实自我之间不断游移，这种多重自我间的重组可能与冲突张力都是当下青年群体普遍经历的情感体验。
六
从情境再分离到情境创造性：
现实自我重组的探索
（一）自我冲突、自我分离与自我重组：中国青年群体自我实践的新动态
为化解现实生活中的自我张力与角色冲突，青年群体已然习惯在网络中呈现与探索更为自由与丰富面向的自我，基于不同网络平台构建的自我也会有所不同；通常情况下，这些网络自我都与现实自我保持着不同程度的分离状态。而本研究发现，青年群体所构建的网络自我也正发生着重新注入回现实自我的尝试与努力。
如图所示，青年群体的自我重组实践有三个基本阶段：第一阶段是首先经历现实生活中的自我冲突，社会自我与真实自我之间的张力、社交情感与私人情感之间的张力驱动青年群体选择转移至网络空间进行更为自由的自我呈现。第二阶段是完成多重自我的分离，即个体摆脱现实自我并在网络中构建新的自我，从而完成网络自我与现实自我的分离。第三阶段是进行多重自我的重组，即网络自我与现实自我的整合实践，根据整合结果产生两种情况：一是网络自我与现实自我重组成功，并成为青年个体现实自我的一部分，指导其现实生活与社会化过程。二是网络自我与现实自我重组失败，即青年个体的网络自我与现实自我依然保持着分离状态。此时个体的自我实践便可以退回到前面两个阶段，继续处于现实框架之中进行自我妥协，即强调社会角色的扮演，而非真实自我的呈现；强调关系自我的重要性，而非真实独立自我的重要性。
图1：自我重组的三个阶段
在既往的自我研究中，研究者比较关注的是前两个阶段；而恰恰是第三个阶段，即网络自我是如何注入到现实自我中去、并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的现象，是以往没有怎么讨论过的自我实践类型，这也构成了本研究的一个重要发现：当下确实存在一部分青年群体，在主观个体化的引导之下，开始努力地将网络中丰富和发展的真实自我注入到现实的角色扮演中来，并且扩展了现实角色框架的定义和情境定义，从而在某种意义上创造出了新的自我与情境。当我们将这种新的自我实践放置于中国个体化进程中去观察时发现，这正体现了中国人自我的一些变化：当个体网络自我注入到现实自我时，也就赋予了中国人传统社会自我新的个体意义的活力，从而也就蕴藏着可以改变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意义上的社会框架的可能性。戈夫曼预设了我们在表演中首先是有框架的。当个体的网络自我成功注入到现实自我的时候，其实就意味着个体的框架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所以才使得个体自我的整合得以成功。
但在这种自我变化中，个体对文化的路径依赖依然存在。一旦个体的网络自我注入现实自我时遭遇困难，个体便随时可以退回到中国人传统的自我路径（强调社会角色与关系自我），也可以退回到网络自我的路径中去（保持与现实自我的分离状态），因此在中国本土语境中，个体的自我张力始终存在，而网络自我与现实自我重组成功的实践则反映出当下青年群体处理社会自我与真实自我的动态策略。
（二）情境崩溃、情境分离与情境创造性：基于小号深思熟虑的行动框架
为了在不同关系面前展现恰当的情感与行为，个体会面临一系列由于自我克制和关系权衡引发的情感冲突，这就是霍克希尔德情感工作中讨论的重点：浅层扮演和深层扮演的张力。然而，霍克希尔德相对忽略的是，情感冲突管理的背后依然是戈夫曼意义的自我间的冲突。在正式自我（客我）与表演自我（主我）处于矛盾与冲突的张力时，“作为人的个体认同”（personal identity）就会浮现（Goffman， 1968：320）。深层扮演在现实中往往不成功（主我无法与客我完全一致），而浅层扮演所蕴藏的自我分离在个体化背景下随着人际距离进一步增加，真实自我也即戈夫曼所说的个体认同就越来越处于孤独的状态而难以言说，这就使得行动者产生认同焦虑和情感焦虑。在此背景下，青年个体基于微博小号构建了一种新关系情境：通过自我与角色的分离、自我与他人关系边界的分离来创造新的情境定义。个体在此或是进行对空言说意义的内心独白式披露和撒播，或是与特定亲密关系互动以获得情感支持，或是与异质性的陌生人群体互动以弥补现实交往的不足，从而有效纾解了社交情感与私人情感之间张力带来的情感冲突与交流困境。
更为重要的是，个体的自我重组实践之所以有成功的可能，正是源于情境中互动的另一方对个体重组后自我的接纳与体认。情境定义是互动中双方双向建构的结果，因而，当青年个体试图注入现实自我的网络自我可以被现实情境中的互动对象一定程度地接受时，网络自我与现实自我方有重组成功的可能。如果将青年个体把真实自我注入现实角色扮演中的努力视为一种对原有框架和情境定义的“调音” （keying），那么其是否被现实情境中互动另一方所接受，则取决于这种调音是否脱离框架和情境定义本身的“基调”（key）。纵观本研究的具体案例，在网络自我与现实自我重组成功的类型中，其重组后的自我依然处于现实情境对个体所预期的角色框架之中，即基调本身没有受到根本的挑战与反叛，相反是对基调的丰富和复杂化，调音也引导情境中的参与者对新的情境定义达成了共识。在此意义上，所有自我重组能否成功都依赖于情境，依赖于情境中的创造性行动与互动对情境定义的重新协商。正如Joas Hans所指出的，“情境是行动理论的第一根本范畴”（Joas， 1992/1996 ：235）；“一切知觉过程和认识过程、计划和目标的规划，都是在各个行动情境中形成的，并且一旦出现了新的情境诠释，这一切都会改动甚至重新提出”（约阿斯，克伯诺，2004/2021：713）；“只有在具体的行动情境中，我们才能找出来什么可以满足我们的渴望、是什么符合我们的价值，这都是创造性的结果”（Joas，1992/1996 ：239）。约阿斯对于行动和情境创造性的强调，恰恰和青年个体将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的重组实践相吻合，也正因如此，青年个体的自我重组实践得以获得成功的可能，新的情境定义得以被创造与体认，从情境再分离到情境创造的实践过程也得以完成。
（三）脱嵌、再嵌与主观个体化：中国青年群体自我重组实践的深层动力机制
青年群体主观个体化的意志与行动是青年群体自我重组实践的深层动力机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2002/2011：7） 认为，个体的制度化抽离和再嵌入是个体化进程中的一项基本特征。脱嵌（disembedded）指向个体的社会认同从阶级、阶层中逐渐脱离，而与个体、个体筹划紧密相连（Beck，1992：92-93），再嵌入是指在这个过程中个人必须自己生产、上演和聚拢自己的生活经历。
在本研究中，青年群体基于微博小号探寻、构建与重组自我的过程，首先实现了对现实框架的暂时脱嵌。记录于微博小号的个人生活碎片与心路历程描绘出青年个体在日常社交媒体实践中重新界定与反思自我、找寻身份认同的方式与路径，现实中国社会中的“为他人而活”的自我得以在微博小号中脱嵌，个体也得以从暗含冲突的日常交往情境中脱嵌，避免人际交往中的情境崩溃。由此构建出的“为自己而活”的新型自我也获得再嵌入现实生活中“为他人而活”自我的可能，不同程度地实现了当下自我的重组和再社会化过程，对于现实中的交流与人际关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种新型自我文化是对中国人传统关系取向的自我所进行的创造性实践，也进一步说明我国青年群体对现实生活的脱嵌与社交媒体的再嵌入是一个同时性的过程，其自我身份/认同处于不断建构的持续状态。而这种新型自我文化得以被接受，也归功于个体化引发的社会总体认知框架的变化，伴随中国社会近四十年的个体化发展进程，社会总体认知框架对于青年个体的独特性也在不断提升包容度，即承认与尊重青年个体的独特性、创造性与新的自我文化的可能。
同时，个体化不仅意味着未知自我的成长以及自我与角色的分离，恰恰是个体化，使得虚拟世界中生成的自我，可以也被接受进入到真实的世界和自我中来，为现实角色注入个性化和丰富改变的可能。如果说过去个性化的动力来自于主我，来自于现实的自我的话，今天的个性化动力源泉同样来自于虚拟世界中成长出来的新型自我。这种虚拟自我的自我成长和现实注入为中国个体化进程提供了新的动力，使得中国青年的个体化进程得以加速，为化解自我呈现中的情感工作困境从个体情感和自我成长角度提供了新的可能。而这种新现象是在以往的网络自我研究中未曾触及与讨论的，也是中国人关系取向的自我策略、霍克希尔德的情感工作、或者戈夫曼意义的自我呈现都无法予以妥帖解释的。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新现象也脱离了情境崩溃和情境分离所讨论的重点，而恰恰构成了约阿斯所讨论的行动与情境的创造性的动力因素：渴望和价值。正是个体化，使得青年个体渴望将理想自我与个体独特性重组于现实自我，重新定义现实互动的情境，从而使得现实的情境定义和自我都得以丰富、发展、改变，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行动与情境的创造性。
研究限制方面，首先受限于研究视角，对于不同类型的微博小号使用现象未能逐一关照，比如本研究主要关注小号的私人化使用现象，对于职业博主的商业化小号实践、网络意见领袖的政治化小号实践等类别未能予以考察，这也为未来研究提供了进一步拓展的可能。其次，中国个体化进程中的核心要素是如何转化为社会总体认知框架的，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重要问题，也确实不是本研究作为一项经验研究可以直接解决的。未来研究可以据此为起点，继续挖掘与展现当代青年群体在中国个体化进程中的生动面貌。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3年第12期。
封面图片来源于网络
本期执编/九九
订阅信息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国际新闻界》，国内邮发代号：82-849，欢迎您订阅！
您也可通过下方二维码或网址https://weidian.com/?userid=1185747182，进入国际新闻界微店，购买当期杂志和过刊。
您还可访问《国际新闻界》官方网站 http://cjjc.ruc.edu.cn/ ，免费获取往期pdf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