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祖国大地，全国经济建设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的同时，生产力极大提升，中国人民银行也在开足马力印刷纸币，助力经济复苏。
可以使用的纸币越来越多，看着一张张纸币，不少书法爱好者都在猜测纸币上的刚劲有力有力的“中国人民银行”汉字到底是出自哪位名人或者领导之手。
面对疑问，有记者采访了中国人民银行，但让人没想到的是，由于这几个字和“圆、角、分”是在第二套人民币发行时就出现，一直沿用下来，当时已相隔30多年，央行也不知道这几个字是出自何人之手。
由于官方无定论，民间书法领域开始有人不断考证，有人说是中国人民银行首任行长南汉宸题写的，有人说是中国人民银行印刷局综合科长陈邦达所书，有人说是美术家钟灵书写的。1983年3月1日，《山西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称，人民币上的汉字为山西籍经济学家冀朝鼎所书。由于冀朝鼎曾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董事长，书法上颇有造诣，所以这篇文章很有说服力。此文发出后，在全国引发了很多报纸转载，上海《新民晚报》也支持人民币的汉字是冀朝鼎书写的说法。
不过几天后，《山西日报》收到了一封来自山西省阳曲县的信，信中表示人民币上的汉字并非出自冀朝鼎，“而是我写的”。这个署名马文蔚的老人，在信中回顾了当年受南汉宸行长的委托写下“中国人民银行”等19个魏碑体汉字，如今看到各界在争论谁是这几个字的书写者，本着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站出来将事情说明白。至此，人民币上的汉字书写者，才正式露出真容。
那么，马文蔚是谁？他的字为什么会出现在人民币上？中国人民银行为什么当时也不知道这几个字的书写者是谁？央行最后是如何确定书写者就是马文蔚的？
带着这一连串的疑问，让我们走进这位“一字千金”的老人的一生。
金融界的书法爱好者
即便是墨宝已经印在了人民币上几十年，被别人奉承为书法大家，但终其一生，马文蔚都没有以书法家自居过。即便是他年轻时就对《张黑女墓志》等魏碑书法有过人的见解，对汉隶也有颇有研究，还访遍民国书法大家，收集了很多名家的佳作，但他一直到老都认为自己只是一个书法爱好者。
马文蔚
1904年，马文蔚出生于山西省阳曲县黄寨村一个殷实的家庭。聪明好学的他在读完小学后，便由父亲推荐到镇上的一家店铺做伙计，不过没干多久，他就用自己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积蓄，瞒着家里偷偷跑到太原报考了山西国民师范学校。等到录取后，家里人见他如此好学，也完全支持他继续求学。在学校里，马文蔚表现优异，深受校长赵丕廉的赏识。
1925年，师范学校毕业后的马文蔚，被师范附小聘为教师。之后被赵丕廉推荐到阎锡山创建的育才馆学习，但当老师并非马文蔚的理想，他不满足于只在山西学习，他想到更大的舞台上施展抱负。不久之后，马文蔚考上了南京国立中央大学经济系。那时候，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投入金融界，但一直苦于没有机会。
1930年，大学毕业的马文蔚到阎锡山驻南京的机构任主任科员，监察院秘书。此后，经傅作义介绍，他到国民党中央造币厂审查委员会任文书副主任，才算正式进入金融界。
抗日战争爆发后，马文蔚随国民政府一起搬迁到重庆，在当时由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组成的四联银行当视察员。在国民政府任职期间，马文蔚不仅工作认真负责，写了很多金融调研报告，也走访了各地古迹，拜访书法名家，收集了很多古人佳作。
自己的书法造诣，也在一天天提升，特别是对于魏碑和汉隶两种书法字体，马文蔚特别痴迷。
马文蔚书法
1942年，马文蔚被提拔为中央信托局人事司甄核科主任，但因为不愿与孔祥熙为首的“铭贤派”同流合污，只干了半年就被孔祥熙免职。虽然孔祥熙事后觉得愧对这位山西小老乡，邀请他到中央银行担任处长，但马文蔚已经看清了孔氏的真面目，婉言谢绝。
之后，马文蔚靠朋友和同学的帮忙，在北平金融行业，寻了个小差事，一直到新中国成立。
在百废待兴的1949年，马文蔚这样的金融人才，是十分难得的宝贝。他很快收到了北平军管会的邀请，希望他能为新中国的金融稳定做出贡献。
当他在1949年6月拿着介绍信，来到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办公室的时候，他还有些紧张，不知道新的上司是什么样的人，好不好相处。
但当他敲门进入后，一切的紧张都烟消云散了，因为当时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是他在重庆时的老相识，曾潜伏在国民政府金融系统中的我党隐秘战士南汉宸。
虽然两人以前工作交集不多，但因为是同乡，也都是爱好书法的人，所以算是熟人。南汉宸对于马文蔚拒绝孔祥熙拉拢一事赞不绝口，所以当看到马文蔚的介绍信后，没有任何犹豫，也不需要进行思想甄别，直接说道：“你明天就来上班吧，我们金融研究所很需要你这样的人！”
于是，马文蔚就这样成了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的研究员。
“写几个字来看看”
在央行上班后，马文蔚兢兢业业，将他之前对国民政府金融市场的观察及弊病，写成报告提交，并对新中国的金融业提出了很多良好建议。
在工作之余，马文蔚还没忘记老爱好，对书法的研究也没有落下。和马文蔚一样，南汉宸也是个书法爱好者，休息时两人偶尔也会切磋交流一下书法见解。
1950年1月的时候，南汉宸接到了一个中央交办的秘密任务——着手研究第二套人民币。在此前，南汉宸已经于1948年组建中国人民银行，并圆满完成中央交办的在解放区发行第一套人民币的任务。所以对于设计，研究发行新货币，南汉宸算是比较有经验了。
在第一套人民币上，“中国人民银行”的字样，是由南汉宸亲自邀请董必武先生题写的。但在第二套人民币上，是继续沿用董先生的字，还是重新找人写，这在决策层中存在分歧。
由于人民币的设计、发行都属于最高机密，所以不可能像国徽、国旗一样面向全国征集方案。自己对书法也颇有研究的南汉宸，找了当时好几位书法家题写这几个字，宣称是为了制作挂在央行门口的牌匾，但由于各个书法家擅长的字体不一，且放在国家货币上，得让所有识字的人都能看得懂，所以字体不能潦草，还得庄重大方。从这个角度来说，几位书法大师的字都不太合适。
就在南汉宸为此事大伤脑筋的时候，一天他在办公室窗子边见到楼下办事归来的马文蔚，突然一拍脑门，有了想法。因为之前一直想着用名人大家的书法，而遗忘了身边人。南汉宸知道，魏碑的厚重，汉隶的庄秀，马文蔚都是擅长的。
或许，可以让马文蔚写写试试？南汉宸马上就命人买来了上好的笔墨，并通知马文蔚来到行长办公室。
马文蔚来到办公室后，南汉宸并没有直接说出目的，若无其事地拿出毛笔给马文蔚鉴赏。马文蔚仔细一看，欣喜地说道：“行长，这可是支宫廷御笔啊！”
“好眼力，文蔚啊，今天我们比一比，看看谁的字进步快！”在得到南汉宸的许可后，马文蔚将新笔开笔后就写了几个字，但他感觉这支新笔用起来不太习惯，于是去取来了自己的毛笔。当马文蔚再次进入行长办公室，南汉宸已经准备好了一叠虎皮宣纸等着他，“就写咱们银行常用的几个字吧。”
按照南汉宸的意思，马文蔚在纸上写下了“中国人民银行”，随后又写了“壹、贰、叁、伍、拾、圆、角、分”等总共19个字。南汉宸边竖起大拇指，表示甘拜下风，边让马文蔚再写一遍。写完后，又逐字研究，将不满意的字重新写一遍。
南汉宸从始至终都没有说写这几个字的用途，这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筹备第二套人民币是国家机密，不可能泄露给别人。二是因为如果马文蔚知道了自己的字有可能会出现在人民币上，在压力之下就不可能轻松挥毫，字也不可能写得如此惬意。
对于这次办公室写字，马文蔚一直都以为只是跟行长做了一次书法切磋，并没有放在心上。
人民币上见到自己的字
尽管国家在1950年初就已经着手研究发行第二套人民币，但由于换发货币是一项庞大的工作，币值大小，货币总数，经济体量，换发流程以及货币的设计、发行等等众多工作，每一项都必须做好准备工作。
所以，即便是1950年就在筹备，但第二套人民币直到1955年3月1日，才正式换发流通。当时，马文蔚已经被调到中国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工作，当他看到新版人民币上的字体时，先是一愣，随即也明白了5年前南汉宸让他写那19个字的真正目的。
不过由于央行没有公布人民币上的字为何人所写，所以马文蔚也认为，这属于国家机密，他也就没有跟任何人提起过这事。
1957年，马文蔚被错划为右派，开除了公职，他带着妻子女儿回到了原籍山西阳曲自谋生活。即便是在最艰难的岁月，马文蔚也没有泄露人民币上的字是他写的这个秘密，以此要求国家给予照顾。
直到1978年，马文蔚才得到平反，当时他已经74岁，获得了退休待遇。
时间来到了1983年，依然保持着每天看报习惯的马文蔚，在3月初的一天，从《山西日报》上看到一篇文章，作者通过比对冀朝鼎的一些手迹，认为作为中国人民银行副董事长的他，应该就是如今人民币上汉字的书写者。
马文蔚瞬间如遭遇了晴天霹雳，他有些激动，又悲又喜。喜的是人民币上汉字的书写者，不再是国家秘密，可以拿到报纸上讨论了。悲的是自己作为书写者，如今只有自己一个人知道这个秘密，因为无论是南汉宸，还是冀朝鼎，都已经离世多年。
女儿马眉看到父亲的情绪变化如此之大，便问起原因。马文蔚这才将保留在心底30多年的秘密，讲给了女儿听。
老年的马文蔚
马眉刚开始听到，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但此后， 女儿认为此事不是她家的家事，应该要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向《山西日报》和中国人民银行公开真相。
在女儿的劝说下，马文蔚同意了。于是马眉代笔写下了两封申诉信件，马文蔚看完后签了名。这两封信，一封寄给了《山西日报》，一封寄给了央行。
央行总部收到信件后，觉得此事事关重大，因为他们此前也不知道这几个字到底是谁所写，也迫切希望能有定论。中国人民银行马上派出了由金融研究所陈溶和高级工艺美术师作为调查鉴定人员，带着总行的一份绝密文件，来到阳曲县，进行调查和鉴定。
在和调查人员的谈话中，马文蔚回顾了当时南汉宸让他写字的场景。调查人员问：“马老，您当时字是写在什么东西上？”
“是一叠虎皮宣纸！”马文蔚回答道。
“那您还记得您写了多少个字吗？”面对调查人员的问题，马文蔚回答得头头是道：“当时除了银行名称及货币单位，还写了年份，一共是19个字。”
在调查人员的要求下，马文蔚又在纸上当着众人的面，再次将这些字重写了一遍，尽管已经80岁，但马文蔚的字遒劲有力，跟人民币上的字笔锋十分相似。
两位调查员随后在众人面前，拿出从总部带来的机密文件，拆开后一看，果然如马文蔚所言，字是写在虎皮宣纸上，而且不多不少，一共19个字。
再次见到自己的字迹，马文蔚想起了故友南汉宸，有些忍不住落泪。
再度出手为人民币写字
中国人民银行的调查人员，将马文蔚现场写的字及见面问话的材料带回北京，经过笔迹专家的鉴定，以及多方深入调查，终于确定马文蔚就是人民币上汉字的书写者。
1984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正式签发一份名为“关于进一步给马文蔚同志落实政策”的公函给陕西省分行，其中明确提到：
“马文蔚同志是一位对银行建设事业有贡献的知识分子，一九五〇年受南汉宸行长的委托，为人民币题写了‘中国人民银行’等字。‘中国人民银行’六个字不仅用于新版人民币，而且广泛地被各级人民银行用于机构的门牌上……”
公函要求马文蔚原单位陕西省分行，会同居住地的山西省分行协调解决马文蔚退休待遇等问题。
这份盖有中国人民银行公章的公函，也彻底结束了民间关于人民币上汉字书写者的争论。
罗元贞教授从新闻中得知此事后，专门为马文蔚写了首打油诗：
人民宝币人人有，六字谁知出谁手。 古雅端庄一大家，新天新地同长久。 今日电台播佳音，荐才国初南汉宸。 始知阳曲马文老，正是当年执笔人。
在经过全国各级媒体的报道后，马文蔚成了远见闻名的“书法家”、“书法大师”。不过每当有人以“书法家”称呼他，他总是解释称：“我只是一个书法爱好者，我的字上了人民币，这体现了南汉宸行长等领导的魄力，人民币上的字是普通人民写的，这也符合我们的钱币名称。”
即便是马文蔚闭门不出，找他求字的人还是络绎不绝，不过马文蔚很少答应，基本都以年纪大无法握笔为由婉拒。
不过，当中国人民银行再次找他题字的时候，他却没有推辞。那是在1985年，当时央行正在筹备发行第四套人民币，马文蔚写的“中国人民银行”几个字已经确定继续沿用，但有人提出马老当时写的“国”和“银”都是繁体字，应该改为简体字。要改繁为简，最好的方法就是由原作者将这二字的简体写出，然后替换。
央行派人专门到马文蔚家里，向其说明了缘由，并希望他能再度为人民币贡献墨宝，马文蔚答应了。不过，由于当时他已经81岁高龄，再加上一些基础病，提笔已经不能再像30多年前那么稳。最重要的是，来人提前告知了字的用途，没有像当年南汉宸一样瞒着他，为他创造心无旁骛的书写环境，马文蔚书写了几次，都不甚满意。
“国”和“银”的简体字被送到央行总部后，大家也觉得，重写的两个简体字，虽然字体跟原来的差不多，但在气韵上不及原版。
最后的解决方案，是由印钞厂的工艺美术师，依据马文蔚手书的简体，临摹出“玉”和“钅”，然后替换掉繁体“國”的中间部分以及“銀”的左边偏旁。也就是说，“国”和“银”依然各有一半是马文蔚写的原版。
1988年3月29日，84岁的马文蔚在阳曲县人民医院去世。
如今，我们正在使用的第五套人民币上，依然还在沿用马文蔚先生书写的字体。70多年来，人民币的版式在变，颜色在变，购买力在变，国际影响力也在变，只有这几个苍劲有力的字，一直以一种古朴之姿，见证着中国的经济一轮又一轮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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