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9月15日，日军在长春签订所谓的《日满议定书》，正式承认“伪满洲国”。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对日本这一侵略中国领土主权的强盗行径向日方提出强烈抗议，并照会九国公约当事国及致“国际联盟”电，请作有效处置。
10月2日，国联理事会英美法德意五国，纠集一批长期从事殖民侵略活动的官员，组成了东北调查团，在经过一番所谓的调查之后，发表了一篇荒谬绝伦的国际共管东北的国联调查报告书，其中有承认“满洲自治”，要求国民政府公开承认东三省为中华民国的一个自治区，国联理事会成员国及日本可派军队驻扎监督等赤裸裸的偏向日方，让国民政府放弃在东北领土主权的谬论。
面对这一不平等条约，奉行不抵抗政策的蒋介石原则上同意，但因为怕背负卖国的骂名，却也不敢公开表明态度。
就在这时候，胡适作为“马前卒”登场了。
10月9日，胡适在《独立评论》上抛出《一个代表世界公论的报告》，对以李顿为首的调查团这个事先征得日方同意而进行的调查报告表示感谢，称道他们为国际谋和平的热心，对东北问题作出了“公平的判断”。
胡适说，对于这一“报告书”，我们认为最公道，是丝毫没有疑义的。如果承认日本在满洲的条约上的利益，和承认满洲的自治权，可以取消“满洲国”，可以使中国的主权与行政权重新使于东三省，我以为这种条件是我们可以考虑的。
为了表示诚意，胡适还进一步表示，对于“满洲自治”这一条，我看不出有什么反对的理由，并表示赞成东三省解除武装。
此论一出，舆论哗然。
以郑螺生、方之桢、林有壬为首的爱国者抨击胡适，东三省有二十万士兵不能守土，是处于所谓最高司令长官之命令，而非全体将士之公意，更不是那广大民众之意。而今日抗日将领马占山正在浴血奋战，若让他们放弃武装反抗，就等于是让他们一致维护日本人卵翼下的伪满洲国。
更有人严重怀疑胡适的本质，并借此揭开了他的癞疮疤——“闻先生与溥仪交厚，溥仪被逐出宫，先生为鸣不平，此番维护调查团，并歌颂其所拟设东三省自治政府等办法，意或别有用心，故意为此曲说，甚至以小己冒多数。”
遗憾的是，面对国人的炮轰，胡适不以为然，执迷不悟，又连续发表卖国文章，继续鼓吹国联调查报告。
1933年2月初，日军侵占热河。
3月13日，胡适来到保定，晋见北来解决华北危急的蒋介石。
会面时，蒋介石向胡适解释说，他自己不料日本攻热河能如此神速。他估计日本须用六个师团的人，故国内与台湾均须动员。我每日有情报，知道日本没有动员，故料日本所传攻热河不过虚声吓人而已。不料日本知道汤玉麟、张学良的军队比我们知道清楚的多多。
听到这里，胡适问蒋介石：能抵抗否？
蒋介石答：须有三个月的预备。
胡适又问：三个月之后能打吗？
蒋介石说：近代式的战争是不可能的。只能在几处地方用精兵死守，不许一个人生存而退却。这样子也许可以叫世界人知道我们不是怕死的。
胡适听明白了蒋介石此话的内涵，附和一句：这就是说，我们不能抵抗。
说完，胡适又问：那么能交涉吗？能表示在取消“满洲国”的条件之下与日本开始交涉吗？
蒋介石肯定地回答：我曾对日本人这样说过，但那是无效的，日本决不肯放弃“满洲国”。
保定之行，胡适摸清了蒋介石的底牌，回到北平之后，他便开始连续发表有失人格、丧失信心的“卖国言论”。
在《全国震惊以后》中，胡适“痛心疾首”地劝导国人：“我们今天的最大教训是要认清我们的地位，要学到‘能弱’，要承认我们今日不中用，要打倒一切虚骄夸大的狂妄心理，要养成虚怀愿学的雅量，要准备使这个民族低头苦志做三十年的小学生。这才不辜负这十八个月（也许还更长）的惨痛的教训。”
在《日本人应该醒醒了》中，胡适为日本人“出谋划策”：“即令日本的暴力更推进一步乃至千万步，即令日本在半年一年之内侵略到整个的华北，即令推进到全海岸线，甚至于深入长江流域的内地——我们还可以断言：中国民族还是不会屈服的。······日本决不能用暴力征服中国。日本只有一个法子可以征服中国，就是悬崖勒马，彻底的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
当时的外交部长罗文干素来深知胡适的德性，为阻止胡适进一步发表悲观言论，他曾以赌博为例，劝导胡适不可因此时北方危急，外交上的挫折而埋怨人，责怪政府，更不要因北方一时的失败而丧失信心，千万不可自动认输。
罗文干说：赌钱全靠气。输钱的时候，千万不要说你的伙计如何打错牌，尤不可说庄家牌太好我打不过，垂头丧气；更不可说我输不了，请庄家减免赌债。也不可于输钱的时候请朋友可怜。
说完这些，罗文干还觉不够，又告诫胡适：进赌场千万不可认输，即便是输了也不可做出寒碜样子，因为寒碜之后，庄家永远吃住我这一门，朋友将不捧场下我的门注，赌友皆看我不起。此后翻本永远无望。
历史的事实证明，胡适没有听进这些话。
瞿秋白因此，斥其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
鲁迅则直接怒骂，这是他出卖灵魂的唯一秘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