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丹是新中国36位军事家之一，也是陕北红军的重要代表人物，他曾经自己拉起了部队，让革命力量在陕北开枝散叶。
并且他发展出的势力让国民政府极为惶恐，国民党在报纸上都刊登了其部“拥有正规军五万余人，游击队、赤卫军和少先队二十余万人”。
恰恰是这则消息，给长征中处于迷茫状态的中央红军提供了方向，接着就有了红十五军团和红一方面军的会师。
按道理来说，这样一位功勋卓著的革命者，应该会得到重用，然而现实是刘志丹在中央抵达前长期被猜忌，甚至被关押。
好不容易重获自由，那些打击他的人依然没有转变态度，只给他一些游击队，最终导致他近乎“以死明志”的牺牲。
刘志丹的老部下贺晋年就带有不解地询问过：为什么不把78师、81师抽出来让刘志丹做军长呢？如果这样，也许他今天还不会死掉。
说起来刘志丹的革命道路其实并不算顺利，早年曾经跟另一位陕北红军的重要人物谢子长都产生过矛盾，爆发了“三嘉塬缴枪事件”。
但刘志丹对革命的信念始终坚定，他的能力和忠诚还是感动到了谢子长。
当组织决定成立西北军事委员会时，负伤病重的谢子长坚决支持刘志丹：“这个军委主席要你来担任。”英雄，是惺惺相惜的。
不过，即便获得了很高的军事指挥权，刘志丹也没有一帆风顺，因为在组织结构上，他还属于“特派员”的下级。
那个时期中央的“特派员”权力很大，如果手腕够硬，往往能逐步成为该地区的最高领导。
徐向前元帅在回忆录中就说过，张国焘被中央派到鄂豫皖后，苏区的同志都觉得这是中央派来的人、又曾在苏联学习过，因此都很尊敬他。没想到的是，后来张国焘会那么凶狠。
而陕北这边造成大危害的特派员名为朱理治，促成他到来的是陕北红军总指挥部政委郭洪涛。
1934年11月，郭洪涛向中共北方局报告，认定红26军存在“右倾取消主义”，希望北方局能派人过来整肃。
主持北方局工作的孔原偏听偏信，就决定让组织部部长朱理治去担任北方局驻西北代表团。临行前，孔原还指示：必须无情地反对右倾取消主义，反对暗藏的右倾分子。
于是，朱理治带着偏见，于1935年7月到达陕北，他先找到郭洪涛了解情况，得到的反馈让这种偏见进一步加深。
朱理治一开始也没有立即动手，就集中力量整顿陕甘红军、扩红、推进土改等工作，然而得到的结果不太好。
他没有往陕甘地区人烟稀少、群众基础不好等方面去想，只认为地方党组织和红军中混进了右派或敌特，正好红25军又转战到了陕北，朱理治认为已有武装力量支持。
随即，朱理治联合上海临时中央特派员聂洪钧、红25军戴季英等人展开了一场“肃反”。刘志丹、张秀山、高岗等大批陕北红军领导人和重要干部均被污为\"右派\"，蒙冤下狱。
这些做法，引起当地群众极大的不满，包括“肃反”的始作俑者郭洪涛听后都很惊讶：逮捕张秀山同志是错误的。杀了我的头，我也不相信刘、高是反革命。
而当时国民党正在对陕北展开第三次“围剿”，尽管红15军团取得了劳山大捷，但敌人的兵力在十倍左右，内忧外患之下根据地岌岌可危。幸好，中央的到来改善了处境。
说起来中央那边也很惨，草地分兵后，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只带着原红一军团、原红三军团北上，身心俱疲。
1935年9月的俄界会议后，中央红军还没能确定落脚点，毛主席甚至打算长期进行无根据地的游击战。不过在向哈达铺进发时，毛主席从报纸上看到一则信息：
陕北刘志丹‘匪’部已占领六座县城，拥有正规军五万余人，游击队、赤卫军和少先队二十余万人，窥视晋西北，随时有东渡黄河的危险性，并可能与徐海东部会合。
该内容，让毛主席心里有了一个初步的方向。抵达哈达铺后，毛主席又从报纸上看到刘志丹与徐海东会合、发展出大片革命根据地的消息，内心大为振奋，决定向陕北进发。
中央的到来，救了刘志丹等人的命，有个一同被关押的人后来回忆：如果毛主席晚到4天，就没有我们了。然而，这也仅限于没有性命危险，原陕北红军的干部仍没得到信任。
交给刘志丹的只有游击队，高岗也被派到内蒙古去带一支只有十余人的骑兵团。高岗在《我的反省》里就明说：
“当时认为自己是流放去了，是苏武牧羊，迟早会被郭洪涛害死，不如出家去当和尚。”
为何刘志丹他们仍受到这样的对待呢？主要在于郭洪涛和朱理治等人依然采取了压制措施，安排不当。
中央抵达陕北后，毛主席立即叫停“肃反”，要求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但是正值国民党大军压境，主席很快率部去一线作战，遂委托张闻天解决“肃反”事宜。
张闻天进驻瓦窑堡后，成了一个由王首道、董必武、张云逸、李维汉、郭洪涛五人组成的领导小组来审查、时任国家保卫局副局长王首道去接管西北保卫局的工作。
王首道在回忆录写道：“我们一到瓦窑堡，他（西北保卫局局长戴季英）就拿出许多案卷，作为刘志丹等同志是‘右派’、‘反革命’的‘证据’。”
在王首道等人提出质询后，戴季英仍顽固地坚持“有案卷、口供为据”。由此可见，即使在中央来到陕北，对事情做出明确结论之后，阻力还是很大。
这些不实的指责，让刘志丹非常难过，东征前夕他对张秀山说：我们到底是不是右派反革命，在战场上让他们看。党中央毛主席总有一天会把这些事情搞清楚的。
此时，刘志丹其实已存了以死明志的心思，后来在三交镇面对数倍的敌军，他亲上前线指挥作战，最终不幸牺牲，年仅34岁。
他的死，对陕北红军打击很大，许多从中走出的人对此耿耿于怀。1942年11月的西北局高干会议上，贺晋年就愤怒地说：
“刘志丹出来后（指被释放后），为什么只给他一点游击队？为什么不把81师、78师抽出来给他当军长呢？如果给了他，也许今天还不会死掉。
这个，郭洪涛同志要负完全的责任，因为刘志丹死时，他的鉴定表上还是那样的鉴定。这一点是蒙蔽了中央，蒙上欺下，刘志丹是因为这样蒙蔽下而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