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时任副总理的陈永贵主动找到邓公，以相当犀利的言语发起质问，质疑邓公的工作路线。这不是他第一次反对邓公，也不是两人最后一次产生如此激烈的矛盾冲突。1986年陈永贵离世，邓公给他较高的定调，两人多年的矛盾烟消云散。那么这两位领导人之间究竟有什么隔阂？发生冲突之后，两人又各自会做些什么？
1976年，四人帮被彻底打倒，拨乱反正的工作以平稳的节奏推进下去，从中央到地方，大家都沉浸在灾难结束的喜悦当中。但是，以叶剑英和李先念等人为代表的一群老同志，心中却一直惦记着一个人，只有这个人出来工作，他们才能彻彻底底放下心来。
在一次会议上，叶剑英明确提出，建议邓公重新出来工作，我们在座的人不会害他，他恢复了工作也不会跟我们挑剔。
听到这话，华老并不意外，因为早在几天之前，叶帅就当着他的面提出过这个想法，并且言语之间很是坚定。看得出来，他们这群老同志对邓公的为人秉性，与工作能力都相当信任，况且在国家经济建设这一领域，邓公的确是一把好手。
很快，李先念同志就响应叶帅的倡议，表示自己也同意让邓公尽快恢复工作。这两位都是在中央分量极重的领导干部，他们说的话不能不让华老引起重视。
但此时此刻，华老给出的反应却并不积极，有两个原因让他产生一些犹豫的心理。
其一，邓公的事情牵涉太多，很多问题需要调查清楚之后才能下结论，贸然恢复他的工作节奏进行得太快，恐怕会进行逆反情绪，这并不符合华老的期待。
其二，并不是所有中央干部都支持邓公复出，还是有人对叶帅等人的提议，明确提出了反对意见，并多次在华老面前阐述观点，比如副总理陈永贵，他就是一个典型。
邓公复出前夕，陈永贵主动找到华老，非常直率地说，中央决定不能解放邓公，否则他们的做法会被诟病为对伟人时代的背叛。
在对于伟人的感情这一点上，华老和陈永贵是很有共鸣的，他们都时刻铭记着伟人对自己的知遇之恩，因此也非常排斥那些与伟人有过不同观点的人。
其实，对一件事情产生不同的看法，这是非常正常的情况。理越辩越明，出现分歧，求同存异，彼此充分沟通，总能解决问题。
可惜陈永贵不明白这个道理，他主张阻止邓公复出，这也并不是因为两个人有什么私怨。相反，平时生活中，他对邓公并没有任何负面看法，他的阻止实际上是时代局限和思想局限滞后的产物。
陈永贵是个思想观念较为保守和死板的人，他担心邓公步子迈得太大，也担心社会会变成自己不认识、不适应的模样，思想的局限性注定了他终将被时代所淘汰，邓公的付出已成大势所趋，他改变不了这个结果。
在此之前，他还和邓公见过面，并且两人之间也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1977年7月，中央正式通过了邓公复出的决议，为他恢复所有职务。事情已经成为定局，陈永贵当然也只能接受。会议召开之前，他特意找到邓公，两人也有了一次相当特别的促膝长谈。陈永贵率先开口告诉邓公，以后不要在工作中犯错误，要牢牢记住伟人的思想指示，按照正确的规则规范办事情。
邓公如此聪慧，怎么可能听不出他的弦外之音？不过，邓公没有顺着他的话说，而是向他请教，伟人的思想中最重要的两点内容是什么？这个问题难住了陈永贵。
说实话，要论理论知识，他差得不是一星半点。陈永贵是个农民，也是农民中唯一一个中央领导人，堪称前无古人。
大寨是他打造出来的一张成功名片，50年代，全国农村学大寨蔚然成风。搞农业，陈永贵当然非常专业，如果他一直留在基层农业管理岗，想必能有一番建树，可他被提拔到了中央领导人的位置，一个需要理论知识做铺垫的不适合他的位置。
他拼尽全力研究伟人的思想理论，想要进步，想要提升，但因为基础有限，因此他能见到的世界总归是有限的，所以他回答不出邓公的提问，自己也极为尴尬。
当然，邓公没让气氛沉默太久，转而自己接话回答，伟人思想最根本的两条路线，就是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是他在用巧妙的语言艺术，为自己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打预防针。
他也以前所未有的严肃姿态告诫陈永贵，并不是会被一两句伟人的语录，会片面地讲几句话，就叫做理解了伟人思想内涵，真正高举指导思想大旗的正确做法，就是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坚持到群众中展开工作。
此次交谈以陈永贵的失败而结束，随后召开的会议中，中央正式宣布了邓公复出的决定。
1978年，陈永贵引以为豪的大寨就出了问题。随着拨乱反正工作在全国范围内的进一步实施，不少人开始通过发表文章，或是给中央写信的方式，揭露大寨在农村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大寨曾经的确是最辉煌的中国农村，但是现在陈永贵固守的那套旧方法，已经不再适合时代的需求，人们开始摘掉对大寨的滤镜，用寻找问题的眼光来评判大寨。
一时之间，风光无限的农民活动家开始逐步走向低谷。那两年，走进大寨学习、参观的人越来越少，陈永贵本人也相当忌讳在公众场合发表意见，此番做法为他引来了争议。面对突如其来的误解甚至是抹黑，陈永贵终于明白了什么叫百口莫辩，可是他毕竟还是领导人，还不会那么轻易承认自己被时代淘汰。
所以在退场之前，他和主政的邓公之间，必然还会爆发一次激烈的冲突。
1980年1月，中央召开了一次集体会，陈永贵再次找到邓公，请他和自己一起进休息室，示意自己有话要说。邓公接过建设重任以来，新的观念和思路一个接着一个被提出来，这让陈永贵觉得应接不暇。他的思维没有那么灵活，无法与时代巨变和解，所以他只能抱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守在原地，等着别人的解释。
但很显然，没有人会主动对他解释什么，大家都在按部就班地完成自己的任务，他实在是忍不住想了又想，这才决定找邓公谈一谈。
说是谈话，其实这是一场他早已经准备好的质问。他要求邓公正面回答之后，国家还要不要继续坚持伟人的路线？要不要继续无产阶级路线？
已经过了两三年，他还能问出这样的问题，邓公也来了脾气，对他说，陈永贵同志，你认为现在是什么时代？提的问题像孩子一样幼稚，要说思想理论，我比你更有发言权，在问我之前，还是先按照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来检查自己吧。
说完这句话，邓公提起公文包就离开了休息室，没给陈永贵继续下去的机会。
邓公所坚持的核心就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时代在改变，国家的政策路线绝对不可能照搬过去，在原则范围内灵活地变，这才是对马列主义、伟人思想的合理运用。
然而，陈永贵自认为的坚持思想，就只是抱着一套旧模板躺在过去的记忆中不肯出来。
用了3年多的时间，他终于接受了一个事实，自己已经没有余地可以发挥了。
所以同年他让秘书代替自己写了辞职报告，主动从领导人位置上退了下去。
邓公和他只有意见分歧，对他本人并无成见，所以在他离开北京之前，主动给他吃了一颗定心丸。
中央相信陈永贵与坏人没有瓜葛，也知道他在过去做了许多工作，有过贡献，只是在自我检查的地方，他还是应该检讨，反省犯下的错误才能进步。
在离开之前，他的心中至少多了一丝安慰，至于保密要求，他一定严格遵守。因为他的问题在于工作思想。
陈永贵辞职以后，党中央给他的正常的待遇，让他得以平平静静地生活。
1986年，创造了农民传奇的陈永贵离世，华老亲自前去送了他一程。邓公对他的定调让他得到了公正的对待，两人多年的矛盾至此终于烟消云散。
时代在进步，不肯进步的人终究会被时代留在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