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周恩来总理在办公时收到了一封特殊的信件，读完信后的他第一时间找到了时任公安部部长的罗瑞卿，并交代一项重要的任务。
怎么回事呢？原来，在前不久，一名“特务”被上海警方捕获，在审讯的过程中，这名“特务”不光亮明了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还表示曾经抚养照顾过毛岸英和毛岸青。
“特务”慢慢讲述起着他曾经的革命事迹，上海警方倍感震撼，他们对此拿不定主意，便将此事汇报给了上级。
经过逐层汇报，周总理才得知了此事，并交代罗瑞卿一定要重视起来，妥善处理。
那么问题来了，这名“特务”是谁呢？在他身上又有哪些传奇经历呢？
地下党员董健吾
上世纪60年代，毛泽东主席曾说过这样一句话：
“党内有两个奇人，一个做过和尚，一个当过牧师。”
“和尚”指的是曾有着“大刀团长”威名的开国上将许世友，“牧师”则指的是号称“红色牧师”的中共地下党员董健吾。
许世友将军的大名相信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提到董健吾，恐怕知道的朋友少之又少。
毛主席为什么说董健吾是个“奇人”呢？因为他不光有国共两党都认可的身份，还参与促成了影响深远的大事。
董健吾，1892年出生在基督教世家，因为家族文化的影响，年少时的他就入了基督教。
基督教圣公会在上海创办了圣约翰大学，董健吾就是这所大学的学生，专攻神学。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近现代外交家顾维钧还是他的同学。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爱国主义思想在风靡全国，董健吾也了解到了进步思想。
“五卅惨案”时期，在圣约翰大学的董健吾带头将美国国旗降下，升起中国国旗，导致被学校开除。
离校后，董健吾在中共地下党员浦化人的带领下，在冯玉祥处担任秘书兼英文教师。
好景不长，在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叛变革命，董健吾深受影响，被列入了“清党”名单。
不过，此时的董健吾并不是共产党员，他十分疑惑地表示：
“我又不是共产党，他们为什么要清我？真是岂有此理！我要是共产党就好了。”
浦化人得知董健吾有这样的想法后，随即透露了自己地下党员的身份，并介绍董健吾在1928年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8年11月份，董健吾回上海，中央一开始是想让他在互济会任职，但是，负责政治保卫工作的陈赓却希望他能够参与到中央特科的工作中来。
原来，陈赓是看中了董健吾的牧师身份，利用这层特殊身份做掩护，有利于特科工作的开展。
最终，董健吾接受了陈赓的邀请，从此，董健吾便开始了他传奇的地下工作生涯。
国共合作的“秘使”
中央特科是政治保卫机关，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总负责人是周恩来，董健吾1929年加入，他的第一位直接领导是陈赓，后来是潘汉年。
董健吾主要负责情报工作，在陈赓的指示下，董健吾巧妙地把圣彼得教堂改造成了我党的地下联络处，教堂里包括佣人和花匠在内的工作人员都是我党派的人。
值得一提的是，周恩来、瞿秋白等人都在这里开过会，淮海战役时起义的张克侠将军就是在这所教堂里，通过董健吾的关系与我党取得联系的。
董健吾的贡献远远不止这些，在国共合作方面，他还是两党之间的“牵头人”。
1931年9月18日，日军铁蹄踏入中国东北，中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可当时的蒋介石却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持续“围剿”红军。
1935年，中央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掀起了国内抗日的热潮，蒋介石倍感压力，不得不重新把“国共二次合作”提上日程。
而这时候距离国共第一次合作已经过去了近10年之久，这10年里，两党势如水火，想要重新建立联系可不是一件容易事。
蒋介石第一个想到了宋庆龄，因为她和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比较熟悉。
宋庆龄对蒋介石的想法表示支持，不过，她不方便去陕北，而是派了一名“使者”董健吾。
1936年1月，宋庆龄与董健吾见了面，宋庆龄开门见山地表示：
“国民党愿与中共商谈合作抗日之事……想请先生辛苦一趟，到陕北给中共领导人送信。”
能担当起如此重任，董健吾甚是激动。
第二天，宋庆龄把一封写给毛泽东、周恩来的信以及财政部部长孔祥熙签发的委任状交到了董健吾手里。
临行前，宋庆龄又交代了两件事，一是行动需要保密，最好改名换姓，二是路途危险，如果有需要可以找张学良帮助。
当时的张学良虽然担任着西北“剿总”副总司令一职，行使着总司令的职权，但只要是有益于抗日的事情，他一定是在所不辞，这一点，在后来的“西安事变”上就深有体现。
拿到信后的董健吾先是给中共上海局做了汇报，而后便开启了“西北之旅”。
从上海一路到达西安，途中还算是顺利。
在这时候，陕北苏区被蒋介石重兵围困，只有张学良签发的特别通行证才能放行，而且是只认证，不认人。
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董健吾托人与张学良取得了联系。
两人之间没有寒暄，也没有客套话，董健吾直截了当地表示“要通过副总司令的防区去瓦窑堡”。
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就位于瓦窑堡。
而张学良的反应让现场的气氛瞬间紧张了起来……
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
听了董健吾的话，张学良一惊，说出了这样做的严重后果“枪毙”。
对此，董健吾并没有慌乱，而是笑着文问道：
“难道对日本人有杀父夺地之仇的张副司令，要杀一个为抗日而奔走的人吗？”
这句话给了张学良“当头一棒”，他的情绪也缓和了不少。
不过，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张学良跟南京方面通了密电，确认了董健吾秘使的身份，另外，张学良还与瓦窑堡方面取得了联系，那边同样表示“确有此人”。
国民党和共产党都认可董健吾，张学良不得不对他刮目相待。
1936年2月21日，在张学良的安排下，董健吾乘飞机来到了延安，在去往瓦窑堡的路上，张学良派出的骑兵连也是一路守护。
2月27日，董健吾一行人终于来到了瓦窑堡，博古、林伯渠等人热情接待了他，并把信送到了还在前线的毛泽东和周恩来。
3月7日，董健吾带着中共中央的密电回到了上海，宋庆龄看过密电后激动地说道：
“先生是名副其实的架起国共两党再度合作桥梁的信使！”
再来说一说董健吾照顾毛主席的孩子一事。
1930年年底，董健吾以“互济会”的名义在上海创立了“大同幼稚园”。
毛泽东的三个孩子岸英、岸青和岸龙都在受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的这个幼稚园生活学习。
后来，岸龙不幸夭折，上海的环境又十分危险，董健吾就计划把岸英和岸青送到苏联。
到了1936年，董健吾和张学良有了交情，在董健吾的请求下，张学良答应为岸英和岸青赴苏一事奔走。
1936年7月，在董健吾、张学良和吉林抗日自卫军司令李杜的努力下，岸英、岸青、和董健吾的孩子寿琪三人成功办理了出国手续，途径巴黎去往了莫斯科。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上海被日寇侵占，上海公共租界里的我党地下机关又相继遭到了破坏，好在董健吾没有暴露身份。
但是，在不久后，跟董健吾单线联系的领导人潘汉年离开了上海，董健吾与地下党失去了联系。
他孤身奋战在敌伪统治之下，利用职务之便继续为我党争取利益。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董健吾过上了“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的生活，他没有邀功请赏，而是做起了推拿医生。
在1955年，因为一场误会，董健吾被当成了“特务”逮了起来，但是他并没有因此丧失对党的信心，就像他曾说过的一句话：
“我的前半生已经献给了党，后半生不能因为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和挫折就半途而废，既然是党的人，就要从一而终。”
1961年2月7日，曾是董健吾上级的陈赓接见了他，再次的见面两人格外激动，聊起革命征程时内心更是感慨万千。
上海政府本来是安排董健吾享受国家11级干部待遇，并额外安排一处楼房。
不过，董健吾接受了待遇，但并没要房子，而是居住在原来的那间小屋子里，他唯一的愿望，就是能为党和国家多做点事。
1970年12月12日，董健吾病故上海，享年79岁，董老是赤胆忠心的无名英雄，他的一生值得我们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