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男子去世医院拒开死亡证明，遗体存放17年殡仪馆：20万火化

2019年1月3日上午，历时17年的等待后，胡月琴终于拿到了儿子李奇乐的死亡证明，这让殡仪馆内被保管了17年的李奇乐，终于可以像一具正常的遗体一样进行火化，但随之而来的20万遗体管理费用，让这件事情变得扑朔迷离起来。

不愿开具死亡证明的医院

李奇乐住院53天后，最终还是因病去世，胡月琴怎么也没想到，入院时确诊的是重症急性胰腺炎，最终成了送走儿子生命的“罪魁祸首”。

2003年4月3日，在同济大学读书的李奇乐并没有急着回家，因为学校离自家住的地方只有一条马路的距离，生活的便捷让李奇乐选择在每天放学后，到学校的操场上踢会球。

在距今20年前的上海，李奇乐的家境还算得上可以。

上海本地人，同济大学的高材生，父母是双职工有退休工资，拥有本地住房，家就在学校附近……

这些条件让李奇乐领先了同龄人一大截，如果不出意外，生活可以富足地走下去，李奇乐也可以在大学毕业后，和大多数人一样，找份工作安安稳稳的过着优渥的生活，这些本该计划好的事情，却因为一次突发疾病而被打破。

这天和往常一样，李奇乐在踢好球后穿着浑身汗渍的衣服回到家，初春的四月并不显得寒冷，但近海的湿冷的天气还是让上海的空气中充满着凉意。

回到家中，胡月琴准备好了饭菜，等着儿子一起吃饭，一番洗漱后，李奇乐坐到了饭桌上，可当饭菜还没吃两口，就因为突然的肚子痛而拿不起筷子。

胡月琴和丈夫见儿子撕心裂肺的疼痛模样，饭也不吃的将儿子送到医院。

到了医院急诊科后，医生经过初步的判断，猜测李奇乐的突发肚子痛是阑尾炎，但在经过一番体检和化验后，发现并不是像阑尾炎那么简单的突发性疾病，而是更严重的“重症急性胰腺炎”。

重症急性胰腺炎和普通的胰腺炎疾病并不相同，这是一种病情险恶，并发症多的急腹症，是一种因胆道结石，和酗酒及暴饮暴食引起的一种疾病。

患者在患病初期，会产生伴有全身及局部的一些并发症，这种症状占整个急性胰腺炎的10％至20％，整体的死亡率高达17％。

随着医学进步，今天的重症急性胰腺炎的救治率得到了提高，但在李奇乐患病的时候，对于这种病的医治还是比较棘手的一件事情。

医院在对李奇乐的病情进行确诊后，一刻也不敢怠慢地成立了专家组展开会诊，并安排医生进行手术和治疗。

因为病情严重，医院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及医疗物资对李奇乐进行抢救性治疗，经过53天与死神的拉锯战后，李奇乐最终还是因为病情严重，抢救无效后死亡。

在李奇乐去世的背后，是医生的回天乏术，和胡月琴的耗尽家财。

2003年5月25日，在李奇乐入院第53天以后，医院宣告抢救无效，患者死亡。

对于儿子李奇乐去世的这件事，胡月琴和丈夫除了悲痛外，也只好接受现实，开始着手为儿子处理一些身后事。

在亲人去世后，一些必要手续办理是“死亡证明，注销户口，火化，安葬等一系列操作”。

胡月琴先是将儿子李奇乐的尸体送到离医院最近的殡仪馆，接着跑到医院请求开具死亡证明，但得到的回复却是医院的拒绝。

原来在李奇乐去世后，李奇乐的医疗账户上还有124925.37的治疗费用没有缴清，按照常理，医院不可能在患者的医疗账户欠费后，依然进行治疗。

但因为胡月琴向医院的领导写信，要求暂缓医疗费的缴纳，并承诺后续的治疗费自己一定会支付后，医院才答应了胡月琴延期付款的请求，此时的胡月琴为儿子的病已经花了40万。

或许胡月琴当时的确是想在儿子康复后一点点偿还欠下的医疗款，但儿子的去世，让胡月琴拒绝支付这笔不菲的医疗费用，并以医院治疗不当为由，要求院方对儿子的死承担责任。

面对胡月琴的出尔反尔和倒打一耙，医院态度强硬地声称：

“除非胡月琴将十二万余元的医疗欠款付清，否则坚决不会开具李奇乐的死亡证明书”。

眼见着事态陷入僵局，胡月琴选择了报警。

十七年未火化的遗体

接到报警后，警察来到医院了解情况。

胡月琴承认自己的确欠了医院的钱，但欠钱是有原因的，因为医院的收费不合理，短短两个月不到的时间，自己已经花了40多万，而且还倒欠医院12万多的欠款，这是让胡月琴无法接受的。

要知道，在2003年的时候，以上海浦东为例，房价才五千多元，当时的市区卢湾区均价破万，而上海最贵的房子，陆家嘴滨江地区的房价接近两万。

按照胡月琴当时的购买力，40万完全可以在浦东全款买一套80平的住房，虽然现在浦东的房子均价是六万多接近七万，但在当时，胡月琴的家境还算得上不错。

面对胡月琴的质疑，医院方面拿出了详细的费用清单，并再次向胡月琴耐心地解释，用来治疗李奇乐的医疗物资很多都是进口的，而且抢救期间，很多医生为李奇乐的病情治疗忙到焦头烂额……

医生说的这些，都是当时胡月琴看到并且认可的事情，可沉浸在失去儿子痛苦中的胡月琴，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

警察在听了双方各执一词的说法后，经过初步的判断，认为医院的收费合理合法，不存在乱收费和治疗不当的错误，于是敦促胡月琴尽快补足欠下的医疗欠款，好让儿子入土为安。

面对这一说法，胡月琴当然不愿意，继续据理力争地说着院方的责任与过失。

警察对于这种情况束手无策，只好在安慰一番后，让胡月琴好好拿出更有力的证据来证明，否则法律意义上没办法做出对与错的分辨。

拿不到死亡证明的胡月琴心急如焚，悲伤和焦躁，以及对院方的愤怒充斥着内心，她急需一个情绪的宣泄口。

胡月琴觉得，医院不愿意开具死亡证明，不仅仅是自己欠了十二万元的医疗费用那么简单，而是有更深层次的含义，儿子住院时的点点滴滴，开始在胡月琴脑海中一一浮现。

她认为儿子从小到大身体一直都很好，没有得过什么大病，平时也会锻炼，怎么可能突然就得了胰腺炎？而且还是重症急性胰腺炎？

胡月琴和丈夫开始分头寻找医生询问病情的解释，并查看医学典籍，准备彻底了解儿子的病情及死因。

随着发现一点点深入，慢慢地，胡月琴觉得医院在救治儿子的一些行为上，都有很多蹊跷的地方，表现出来的一些行为很可疑，经不起推敲。

比如儿子在入院后的第一时间，并没有安排手术，在宣布确诊重症急性胰腺炎后，不让他们转院，在治疗李奇乐期间，不允许胡月琴拿走病历去别的医院咨询等。

在线索的推移和胡月琴对医院的不满下，她开始产生了一个比较大胆的想法，医院的治疗程序有问题，在救助的时候没有尽到本分，院方存在过失杀人。

想法一旦产生，便难以遏制的愈演愈烈。

胡月琴将自己的想法写成信件，以举报信的形式投递给相关部门反映情况，不仅如此，胡月琴还和丈夫去警察局报案，声称自己的儿子被医院谋杀，要求警察立案侦查李奇乐的死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