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郝景芳」还只知道雨果奖的话，我这几年不是白做了吗？”
前不久，郝景芳在 AI 家庭教育主题的直播中说道。
稍 微了解一点郝景芳的人都知道，她的身份横跨多个领域，事业庞杂且跳跃。 本硕清华物理，博士跨界到经济学，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前项目主任、“童行书院”创始人、教育公众号主笔…… 她特别像学生时代身兼数职、大杀四方的校 园风云人物，永远满怀理想、不知疲惫地朝理想奔赴。
科幻作家，的确只是郝景芳的一个切面。
公益教育和写作，像是贯穿郝景芳生命的两条河流。但如果你读过她的著作，感受那“金色夕阳”一般诗意文字传达出的思想，就会明白上述两者，其实是殊途同归的。
童行书院的孩子们
2021年，拿下 雨 果奖后的第5 年，郝景芳迎来人生中的至暗时刻。
“双减”之下，她创办的公益教育项目“童行书院”陷入重重困境；而在网络空间的另一端， 一篇无心写就的剧评，更使得她遭受了来自某流量明星粉丝长达数月的网暴和构陷。
被禁言之后，身心俱疲的郝景芳选择出走，在离开工作和网络的那段时光，她重新找回了自我疗愈的秘籍。
郝景芳曾说，“如果未来有可能，我想写一本《不平等的历史》。”如今，激流消退，郝景芳正朝着终点奋力游去。
1984年，郝景芳出生于天津的一户书香门第。父母对她的教育很宽松，阅读于郝景芳而言，是一件自由又自然而然的事。
5、6岁时，她通过阅读去理解和想象周遭世界，“内心的需求就是想象：世界很神奇，我是神奇世界的小小公主。”
9岁时，有的孩子还在幻想城堡内的故事，郝景芳已经将世界的边界推向太空。
她读《十万个为什么》，反复思考《天文卷》章节，“中子星上面一立方厘米的物质要用一万艘万吨巨轮才拉得动”，她对此感到不可思议，“中子星是什么？怎么会这么重？”
这些疑问在郝景芳的脑海里炸开了香甜的爆米花，既让她着迷于探寻，又让她沉醉于想象。
少年时期的郝景芳
郝景芳出生的80年代，写出《激荡三十年》的吴晓波将其称为“中国的少年时期”。那个时代里，思想如何解放？经济如何改革？我们走向何方？成了盘桓在人们心头的疑云。
多年后，在清华大学经济史课堂上，郝景芳听曾任财政部长的楼继伟教授讲述那个时代的重大经济决策。恍惚之间，教科书上一个个冰冷的名词背后，郝景芳看到了无数被改变的命运的个体在蠕动。她开始用一种更为宏观的视域去回溯她的童年。
郝景芳的父母是那个年代少有通过高考上了大学的高材生。但她的大姨、舅舅们就没有那么幸运，他们以知青身份下乡，之后艰难回城，进入工厂做工人，然后再下岗。
时代的洪流推着一母同胞走向不同的命运。童年的郝景芳不仅通过阅读了解宇宙，也在80年代社会的沉浮中，读出个体命运的参差与悲欢，读出世间的人生百态。
郝景芳
年幼时的郝景芳只观察或阅读，但不愿意写作。
她曾认为书写是一种倾诉，但她想要的是丰富的人生经历，比如和小伙伴扮演小姐丫鬟或游击队，“彼此听故事，上演故事，但从不书写”。
上初中后，年轻的语文老师很温柔，带着大家读诗猜谜，讲俄罗斯文学，让他们写周记，然后在扉页后写上诗意的评语。
郝景芳在老师的带动下开始了“写”，并在写作里昂扬起生命的主体性：她第一次主动地想让自己向某个方向转变，而不是一味做“别人眼中的完美小孩”。
高中时，郝景芳会翘掉很多课，跑到图书馆阅读心爱的科幻小说，但老师们拿这个“永远的年级第一”没有办法。
卡尔·萨根所写的“暗淡蓝点”、约翰·格里宾笔下的“薛定谔之猫”让她如痴如醉。但影响郝景芳最深远的当属物理学家埃尔温· 薛定谔的著作，在读到《吠檀多哲学与现代科学思想》，她“傻了，头皮发麻”。
薛定谔对人脑思维运作的书写，在郝景芳生命里播下兴趣的火种。
2002年，郝景芳和郭敬明一起获得第四届新概念文学大赛一等奖。但她放弃了奖项带来的“北大中文系”保送机会，把奖牌收进抽屉。
9岁读《十万个为什么》时的兴奋和想象燃烧了很多年，她要为“成为科学家”的梦想奋力一搏。
高考后，郝景芳如愿进入清华学习物理，却在一次次打击中意识到“科学家梦想”遥不可及。
大二考数学物理方法，考完就哭了。她在助教那里看到同班同学的满分卷子，“干净整洁，写满了云淡风轻的潇洒”。
专业课上，她偶尔鼓起勇气找班里的大牛问一道怎么都做不出的题。大牛很实诚地说：“这道题我觉得比较简单，就没做，你看看讲义吧。”
这样的碾压和差距一度让郝景芳找不到努力的意义。
但生活里也有一些事闪着微光，比如写作。相比难度极高的题目和飘忽不定的分数，写作是少数能够把握的、并为她带来快乐的事物。
郝景芳也会把写好的小说投递出去，她的科幻小说处女作《谷神的飞翔》，获得了首届九州奖暨第二届“原创之星”征文大赛一等奖。
之后，她创作的《祖母家的夏天》发表于《科幻世界》，并获得2007年《科幻世界》科幻小说银河奖读者提名奖。
本科结束后，郝景芳创作出《流浪玛厄斯》，在书中构建了两百年后火星与地球的两个世界：
火星以集权为特征，资源高度共享，成员是教育程度较高的知识生产者。另一端的地球则完全相反，实行民主政策和市场化原则，有国家、民族、宗教和打卡拿薪的“打工人”，与我们身处的现实世界无异。
小说的主角是来自火星的少女洛盈和来自地球的少年伊格，他们在两个世界之间穿梭逡巡，在冲击中思考不同社会的利弊。
郝景芳认为这种“穿梭”同样发生在“80”后的身上，她在科幻小说中对于无尽星寰的书写，实则是现实生活人们的生存镜像。
“小时候生长和居住的社会体系和现在完全不一样，小时候无论是分配方式还是人的思维方式，都是传统的、保守的、固定的，而我们长大后，进入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模式，就是商业社会。”
为了写《流浪玛厄斯》，郝景芳曾广泛地阅读了很多社会制度史、国家史、经济相关的书籍。书写的流向也是兴趣的流向，这或许暗示了她后来人生轨迹的改变。
不过科幻与现实对照下的恢弘意象，要想写好非常考验笔力。在一次《科幻世界》杂志笔会上，郝景芳带去《流浪玛厄斯》几乎无人关注，那种备受冷落的窘迫感，一度让她怀疑自己把一个科幻题材“写得像篇儿女情长的校园小说”。
直到几周后，她收到一封电邮：
“你创造的世界是绝无仅有的，你的小说中有一种别的科幻作家没有的色彩，就像消失很久的金色夕阳又回来了”。
郝景芳喜极而泣，因为邮件的发件人赫然写着：刘慈欣。
此后，两位科幻作家成为了朋友，“我们时常发邮件交流，一年几个回合”。
彼时，他们还不是家喻户晓的中国“雨果奖”双杰。
读博阶段，郝景芳下定决心转系，从天体物理“大跨越”到经济学，她想从经济学中搞懂不平等的根源。
在物理系时，郝景芳试图用黑体分布或波尔兹曼分布去拟合美国收入分配曲线，“我想知道，这样一条曲线来源于什么，它是不是意味着某种普适性，某种像粒子能量分布一样自然，自然得令人绝望的普适性。”
这份志趣也早在她的小说文字中埋藏多年，草灰蛇线，伏脉千里，终于被郝景芳抓住。
但跨专业的学习始终还是艰难，读博时身上背负的沉重毕业压力，让郝景芳觉得“和自己的关系、和世界的关系，都搞不好了”。
她患得患失、辗转反侧地想着，“生活这就要来了吗？还没来得及自我实现，生活这就要把我淹没了吗？”
写作再一次成为郝景芳生活的救赎。
读博期间，郝景芳的构思了一篇叫做《遗迹守护者》小说，故事里假想了一个人类毁灭之后仅存的人，在孤独的土地上照看历史遗迹。
她觉得那是一个让自己很有代入感的意象。
“我早上迎着太阳奔跑，看山崖下奔腾的流云，看天空从赤橙变青白；我白天飞跃冷松和白桦林,看一望无际的草场，看荒无人烟的平原上石柱耸立......我守护遗迹用尽了一生。”
在另一本小说《回到卡戎》里，郝景芳用“云”来描摹伙伴之间的关系，云中小水滴在空气中隔绝得非常遥远，各自自由行走，但是由于它们能散射同样的光，因而看上去就像一个整体。
“关心现实空间，却表达虚拟空间。以现实中不存在的因素，讲述与现实息息相关的事情，不关心虚拟世界中的强弱胜败，以某种不同于现实的形式探索现实的某种可能。”
郝景芳守护着自己的文字、志趣和好奇心，为此她读书、跨专业考学、奔走调研、搜集大量资料、穷尽想象描绘无尽的寰宇，像是不知疲倦地捡拾柴薪，供养心中的篝火。笔下的文字也在守护着她，是她在漫漫长夜里唯一确切把握的火种。
写博士论文时，郝景芳最终放弃研究财富分配模型，转而去做中国和180多个国家双边贸易的数据分析，“看汇率、政策、加入各种地区性组织等等这些分别产生了什么影响”。
她意识到大多数在学术场域时，需要用《流浪玛厄斯》里的地球法则，求实用、看市场需要，确保应用广泛。
多元专业的扎实积累，让郝景芳看待文学的视角更为独特。
“我们在学习物理时，描述的是粒子，坐标系和粒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在学习经济学时，只是将粒子换成了个体，把坐标系换成了环境，把相互作用换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郝景芳觉得文学也是在做相似的描摹，但文学的独特之处在于“并非置身事外冷眼旁观，而是需要将个人情感带入其中，有切身入世的态度”。
真正让郝景芳走入大众视野的，当属石破天惊的《北京折叠》。
2016年8月20日晚，在美国堪萨斯城举行的第74届雨果奖颁奖典礼上，这本小说打败斯蒂芬·金，摘得最佳中短篇小说奖的桂冠。
第74届雨果奖最佳中短篇小说奖得主 郝景芳
刘慈欣是《北京折叠》的雨果奖入围推荐人，获奖之际也是两位科幻作家相识的第10年。
不同的是，10年时间里，郝景芳已从备受冷落的科幻作家跻身为圈内新贵。
不变的是，她仍然热衷于写社会制度、揭露和探寻背后的不平等。
《北京折叠》讲述的就是一个以“不平等”为基底的故事：
在不知年月的北京里，空间被划分为三部分，分别住着不同等级、命运各异的人们。第一空间的的“上流阶层”享有完整的一天24小时；第二空间的白领和中产占据白天的14小时，在夜晚“所有人回楼，世界蛰伏”；第三空间的人们身处底层，只有夜晚的10小时。
主人公老刀来自第三空间，从事垃圾处理的工作。他为了多挣钱给捡来的女儿上幼儿园，铤而走险跨越阶层通道给人送信，从第三空间来到第二空间又进入第一空间，最后带着第一空间的信回去。读者跟随老刀的视角，得以观察三个空间的社会切面，看到种种“不公”是如何无声无息在世界上运作的。
科幻作家宝树评价，郝景芳笔下的北京城除了能“像变形金刚一样折起来”，“几乎就是一个现实主义”。
一名“北漂”读者在网上刷完这部小说后，开玩笑地说了一句：“这（真实感这么强）也能算是科幻吗？”
实际上，郝景芳的写作灵感的确来自于自己在北京生活的真实经历。
2011年，她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驻北京办公室实习，每天踩着小高跟进出万象繁华的国贸CBD，一边布置钓鱼台国宾馆的高层峰会，一边跟“GDP、绿色经济、循环经济”这样的大词打交道。
下班后，她回到位于城乡结合部的家，经过摇摇欲坠的棚户区、年久失修的吊车、平房外支撑的小摊、外来工人和他们无处可去的孩子。
郝景芳深刻地意识到，不同的人在面对着截然不同的北京。
完成博士论文后，她花3天时间完成这部小说，并把它贴到了“水木社区”的“科幻文学”版。
5年后，站在雨果奖颁奖台上，郝景芳说道：“我个人不希望我的小说成真，我真诚地希望未来会更加光明。”
郝景芳在颁奖典礼现场发表获奖感言
那一年，她还是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项目主任，要组织会议、研究课题、预测财政税收。
拿到雨果奖之后，一家外国车企联系她，提出愿意赞助100万元人民币，用于她想做已久的公益项目“童行书院”，使教育资源惠及更多贫困孩子。她应邀为《北京折叠》写写作感言的同时，还正在加班计算来年的财政收入预测。
但郝景芳由衷喜欢这些作家之外的工作，她形容基金会是“能触摸第一空间，却为第三空间摇旗呐喊的小小团体”。
2017年，郝景芳“童行书院”正式成立。在各路流量、资源的加持下迅速扩张，规模最大时，团队成员超过百人。
当年年底，创始人郝景芳组建首支“驻站教师”队伍，在“具备旅行资源的贫困山区”开设教学点，以营地教育收入支持公益教育；
2019年，“童行书院”推出通识教育课程体系；
2020年，“童行书院”又开始在全国开展乡村教师培训。将科学、人文、艺术PBL课程体系免费赠与农村学校；
“为什么不能成立一个企业，以自身的商业收入，支持自己做社会公益事业呢？”
“舍得智慧人物”郝景芳采访
从一开始，郝景芳希望把它做成一家“商业”和“公益”结合起来的商业公司。
初衷很好，但在不确定的市场环境下，一家企业想要独善其身都难，何谈兼顾“公益”？
“童行书院”的结局或许从一开始就已埋下伏笔。
2021年7月，这年“双减”政策正式出台，给教育市场丢了一颗重磅炸弹。虽然郝景芳的“童行书院”的业务重心不在“双减”范围之内，但由此带来的市场颤动，一度让“童行书院”无法线上开店、投流，业务几近全面停滞。
这无疑是压垮“童行书院”的最后一根稻草。
早在一年之前，“童行书院”就陆续经历了裁员、欠薪、合伙人出走的一系列风波，当然，这背后都有一个极为现实的指向，因为账面上没钱了。
“早年市场一片大好的时候，大把LP砸钱过来”，但疫情来了，“双减”来了，投资人跑了。迫不得已，郝景芳只能和员工协商“欠薪”，“有时候也打一下折，或者只发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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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乐于看到充满戏剧性的现实反差，当 “知名科幻作家”和“欠薪”两个词条缠在一起时， 媒体暧昧拱火，网友无脑跟进……一时之间，5年前那个站在中国科幻巅峰的女性，已然被贴上“资本家”“虚伪商人”标签。
但如果郝景芳没有成名，没有“雨果奖首位亚洲女性得主”那样显赫的头衔，这大概只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创业折戟的故事。
至少远不至于让郝景芳遭受人品、道德上的攻讦。
毕竟，“童行书院”融资处处碰壁的那两年，郝景芳拿出了全部版税和商务收入来维持公司运转。
在“欠薪”争议发酵两月之前，郝景芳还曾被动卷入另一场争端。
事件缘起是她随手发布的一篇题为“谈教育内卷，看《小舍得》不如看《山河令》”的文章。在文章中，郝景芳对《山河令》不吝赞词，甚至称要为两位主演写一部小说，并交由《山河令》编剧改编。
然而，郝景芳对两位主演评价的不同措辞，却引发粉丝暴怒。
她称另一位主演“是上海戏剧学院音乐剧专业毕业、出道十余年的资深专业演员，演技扎实，唱歌水平是专业级别中的高手。”“但是俊除了面容出众、身材无可挑剔，其他才艺天赋能力均一般”。
此类表述被该明星粉丝质疑“拉踩”。
随后郝景芳只能回应，称自己不懂粉圈黑话，也不是粉圈的人。但回应里多次提及“童行书院”，又被质疑有“打广告”之嫌。
郝景芳对微博发文的回应
或许除了当事明星粉丝会去逐句解读，理解出“拉踩”的意思之外，更多看过那篇文章及后续回应的读者，只记住了郝景芳对主演和剧作本身的喜爱。
但事件引起的风波并未因为郝景芳的删文道歉而结束，此后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郝景芳不得已要忍受各种私信谩骂和无端举报。
当一个作家被推向公共视野之后，被误解、被放大似乎是他们难逃的宿命。流量垒起来的修罗场上，受伤的又何止郝景芳一人。
回头来看，易中天如此，莫言亦是如此。
但即便如此，多年来郝景芳从未根据身份限制自身公共表达的话题和范围。她可以是剧粉、是公益项目的老板、女儿的妈妈、清华的博士，尽管她最出名的身份是科幻作家。
在面对“自己哪一个身份最重要”的采访问题时，郝景芳说：
“看参加什么活动，如果跟科幻有关的话我就会说是科幻小说家。在教育论坛，我会强调我是童行计划的发起人，如果是一个经济论坛我就会强调我是一个经济研究员，这些对我来说也不是说单一、固定的。”
郝景芳
纷争之外，郝景芳仍在坚持科幻写作，近些年出版了《中国前沿》《宇宙跃迁者》，还在规划《宇宙科幻六部曲》。
她把写作形容为“我的饮食、我的空气”，认为自己离不开它，“但我无法把吃饭呼吸作为职业”。
曾经，基金会工作和童行计划几乎占据了郝景芳全部时间，她把写作挪到凌晨4点。“死亡日程表”让郝景芳早已学会在任何场景屏蔽外界，抓住一切碎片化时间写作，哪怕在高铁候车厅里，她都能安然打开笔记本。
运行“童行书院”计划时，郝景芳带队去全国各地考察和支教，为梦想“当个修车工”的留守儿童设计动手类项目，教贵州山区的孩子们探究水循环，到土地里去看植物生长。
“其实现在的不平等，主要是体现在孩子上，是代际方面的不平等”，郝景芳坦然说出自己的理解，所以她要去做教育。
童行书院的孩子们
卷到不行，忙到昏天暗地，但郝景芳知道，这些还是不够的。毕竟她想要实现的，在这个时代还有太多要做。
正如郝景芳所说，“这嘲讽与犬儒交错的浮华世上，再绚丽的烟火也片刻消逝，只有行动的脚步，带来改变的希望。”
所幸，即便希望晦暗，她也未曾停下脚步。
本期作者：笑风生
编辑丨排版：立 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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