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内最早向“太子擅权”发难的，是蒋介石败亡台湾后一度曾十分倚重的两员大将，一位是吴国桢，另一位是孙立人。

吴国桢、孙立人均是民国比较罕见的德才识俱佳的人才，吴国桢是普斯林顿学院的高才生，孙立人是弗吉尼亚军校的优秀毕业生，两人都比较西化，是国民党高层中亲美派的代表人物。蒋介石败逃到台湾后一度重用他们，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争取美国的支持和援助，但随着吴国桢在“台湾省主席兼保安司令”任上、孙立人在“陆军总司令兼保安司令”任上，声威日隆，很快，他们便与四处出击、肆意揽权的“太子”蒋经国发生了正面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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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国桢与蒋经国之间，早有嫌隙。

1948年，蒋经国在上海滩打虎，就曾遭到时任上海市长吴国桢的激烈反对。吴国桢认为用高压手段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经济问题，最后蒋经国果真“打虎”失败，落荒而逃。

对于这次惨败的经历，蒋经国没有从正面吸取教训，却把这笔账记在了吴国桢头上。

国民党败逃到台湾后，老蒋为了让小蒋接班，给他设计了一条“先掌握特务系统”的掌权之路，吴国桢对于蒋经国利用特务统治大搞白色恐怖，非常反感，他曾屡次向老蒋进言：“如钧座厚爱经国兄，则不应使其主持特务，盖无论其是否仗势越权，必将成为人民仇恨的焦点。”

然而，搞特务统治，历来是独裁政治下掌握生杀大权的一条捷径，所以吴国桢的铮言，自然难入老蒋耳朵，用吴国桢《上蒋总统书》中的话讲：“此后钧座对于经国兄更加信任，不独任其控制特务及军队，且使之操纵党部并主持青年团。”

见老蒋不但不听良言，反而变本加厉，吴国桢愤懑之下，只能以辞职相对。

老蒋对吴国桢，内心还是很欣赏的，但在任用贤良与爱子之间，他不可能伟大，只能选择后者。

吴国桢曾回忆说：“我辞职，他派黄伯度传话，只要我愿意和经国配合，愿当行政院长，可当行政院长，爱当主席兼院长，悉由我挑。可是，我一概谢绝了。”

吴国桢拒绝的理由是，“钧座爱子甚于爱民，爱党甚于爱国。”

蒋经国在许多方面比老蒋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