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夏，12岁的桑品载和大他三岁的哥哥俩人，在兵荒马乱中一路从舟山流落到台湾。
由于年龄太小，桑品载先是进了台北桃园的“少年队”，之后又于1951年改编为“幼年兵总队”，驻扎在台南三分子营区。
15岁的哥哥桑世载，谎报年龄后，进了驻在桃园的部队当兵。因为没有亲戚朋友，兄弟俩只得在部队里混生活。
那时候，国民党军开始全面整训，岛上部队训练很严，桑世载没法来看弟弟，桑品载也不能请假，两人只好常写信联络。
时间过了一年多，自从兄弟俩离家后，直到1952年才终于又见面了。
这回，是哥哥桑世载来台南，他长高了不少，变得更黑了。桑世载说，他因为表现优秀，上级给他三天“荣誉假”。
幸好，队长也准了桑品载的假，不过只是免去上操课，在营区陪哥哥到处走走。
许久未见的兄弟俩就在操场散步，走累了，席地坐下。瞧四周没人，哥哥告诉桑品载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他已经跟在舟山的父亲通上信了！
和大陆通信是犯法的，而且是大罪，军人必然坐牢。那他是凭什么本事通过封锁的？
事情是这样的：桑世载和住在台北的张老师联络上了，张老师当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所以他英文说得很流利。就因为有这个专长，他到台湾后在美军俱乐部工作。
有一次，张老师随着美军坐军机去香港，桑世载他们的舅舅乐黎明就住在香港，他也是张老师的好朋友，双方还常常通信。
张老师去香港后，跟舅舅乐黎明见了面。舅舅答应为他转信到大陆，方式是，张老师把家书写好寄到香港，舅舅换个信封，再写上大陆地址寄回去。
这种事，虽然形式上是台湾和香港民间的通信，但台湾有邮电检查，若被查出信件是转寄到大陆或从大陆转寄到台湾，一样有罪。
张老师因为帮美国人工作， 寄到香港的信是用美军公用信封，地址也用美军俱乐部的，因此这种信通常不会被检查。
台北距桃园很近，张老师回来后跟哥哥桑世载见了面，表示黎明舅舅知道他们在台湾，也愿意为他们转信。
张老师想到一个计策，叫桑世载先把家书写好，有机会见面时交给他，由他转寄到黎明舅舅家。
于是，桑世载就照着做了，过了二十多天，当他再和张老师在台北见面时，张老师把父亲的回信给了他。
这次，哥哥把信带来给桑品载看，里面居然还有两张照片，一张是爸爸的半身照，另一张是妈妈、两个妹妹和一个出生才几个月的弟弟合照。
妈妈穿着棉袍，两个妹妹各站一边，也穿棉袍，弟弟由妈妈抱着，站在凳子上。
信是爸爸写的，他识字不多，大概也不便多说什么，只说家人很好，叮嘱兄弟俩在外保重身体，并盼早日团圆。
看着照片，读着信，桑品载哭了。算算，离家快三年了，何时真能“团圆”？哥哥陪着弟弟哭，但还是怕被人看见，不敢哭出声。
从那以后，桑品载和哥哥都用这个方法，和家人保持通信。信的内容，用得最多的字是“平安”:“我们一切平安”,“愿家人平安”，最后祝福“平安”。
渐渐地，他们明白，检查信件的事不只台湾有，大陆也查。
所以，凡有可能会使双方不“平安”的字都不用，事也不讲，以至于家人一直不知道兄弟俩其实都在当兵。
家信原本是通过张老师寄出去的，后来渐渐觉得事情好像没那么严重，兄弟俩就直接寄给黎明舅舅，负责转信的是他女儿即表姐妙珠。
台湾负责邮检工作的是“警备总部”，在较大的邮局设有办公室，所以不可能查不到那些飞越海峡的家书。
然而，他们检查到的不过是亲人间浓浓的思念，这份感情，他们自己也有，便多半私自放行了。
在台湾，桑品载和哥哥始终分居南北，若与家人通信，就要先寄给哥哥，由他发出。
桑世载在桃园结识了一位民间朋友，妙珠来信便寄到那位朋友家，因为可以和外界通信的只限民间，军中依然不准。
大约是通信后的第二年冬天，读小学的小妹妹来信，说大雪天她走路上学还穿布鞋，冰水浸入鞋里，又冷又痛，以致得了冻疮，她问桑品载能不能买双雨鞋寄给她？
读信后，桑品载又难过又着急，因为一方面他的“财力”买不起雨鞋；另一方面，即使买了，也不知道怎样寄给她。
1952年，桑品载离开舟山后两年多，父亲又得一子，他为小儿取名“和平”。可见在父亲心中，他是多么希望“和平”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