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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如此相似,胡同志终究还是快了一步。

1980 年,胡温两位同志相聚兰州,且都是处级干部,恰逢人生重要机遇的发端。

说起来,胡温的“神同步”不少,他们同年出生,南在泰州,北在天津。 同年,他们去甘肃做技术人员,一个做水利,一个做地质。

他们升到省级,离开甘肃回到北京,在一个又一个重要的职位上工作。

当他们刚开始工作时,他们做的事情都差不多。

温同志进山前不但会烧锅炉,还会挑河筑渠,扛着几十斤土都能跑。

胡同志落户刘家峡水电站房屋施工队,一直到盐锅峡,体力活也不少。

他们还有其他的共同点。

比较能吃。

后来,胡同志前往贵州工作,他向记者提起这个故事时, 自信的说:

“我在这些建筑工地工作,有一顿饭吃了八个大馒头。”

刘家峡距离兰州仅七八十公里

温同志在酒泉市的地质队距离兰州七百、八百公里。

胡同志起步较早,1980年,曾在省建委设计管理处当过几年副处长。

1979年底,他从酒泉调到兰州,任省地质局地质矿产处副处长。

胡同志上任时,一个特殊的十年即将结束,还有一些工作要做,但在改革开放的历史大背景下,用处不大。

1976年春节刚过,胡同志就随省组织的“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小组”到兰州近郊永登县调研学习。

胡同志兼任该组副主任,主任是武天才老同志,当时已退休6年,近70岁,是回来发挥余热的。

胡同志给武同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位年轻的干部在一些看似简单甚至枯燥的工作中非常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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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每天跑遍农村,做详细的调查,不是走过场,而是回来认真写报告、起草文件。

然后胡同志自己把每份做好的材料油印了五六百份。做一两天可能不算什么,但胡同志天天如此,累得病了,回兰州出差的时候顺便开上中药煎好,开了十多份中药,回县城边干边喝。

老武同志经历和目睹了许多工作,对胡同志赞不绝口。

胡同志不会想到,连“基本路线”也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围绕这条基本路线所做的工作很快就会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

温同志当处级干部的经历比较曲折。 省地质局局长、副局长两次到酒泉的高山荒漠,才找到37岁的温同志,将已经在高山沙漠里工作10年的温同志,调到兰州。

前三个月,习惯于在野外奔跑的温同志很不适应机关的工作。

他坐在三楼的办公室里,以45度角望着窗外的曾经工作的高山,那里新的建筑和工厂正在修建,噪音日夜不停。

“在过去的三个月里,温同志几乎一半的时间都在外出开会,剩下的时间主要用于处理日常事务。 温同志称一点进步都没有:我每天都参加一些会议,审阅一些文件,或者坐在那里阅读和环顾四周。

人们称赞他30多岁就当上了处长。 温同志对自己的成绩也很满意。 但当他思考工作和生活的意义时,他又变得消沉,甚至认为这是浪费精力和生命。 “这样度过一生是多么可怕和可悲啊!”温同志沉思了一段时间,总结说:“有信仰的人会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天,甚至把它当作度过的最后一天。”

后来他将每天的日程排得满满的,精神状态有了完全不同。“通过努力工作,温同志很快就赢得了工作上的主动权和同事的信任。”

工作的意义,要自己去赋予。有标准,有节奏,充实而忙碌,能感受到瞬间的成就。

胡同志写材料不走形式。温同志爬一两个小时的山,不像别人那样划“飞点”。他们都在赋予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意义。

1968年,胡、温两同志初到甘肃时,他们的前任江同志也做过类似的事情,江同志已成为武汉热工学院局级干部。

当时,全国一片繁荣,同志们都出去运动,不能正常工作,江同志的情况更糟。他以“抓革命、促生产”为指导思想,在办公室开设了外语班。两节英语课和一节日语课。熟悉两国语言的江同志,对这个“非本职工作”是很认真的。他派人到北京买教科书,上课教“学生”和“老师”的发音。

新华书店的店员,被这个“奇怪”的要求吓了一跳,觉得他们很厉害。店员知道什么是有价值的,店里的书不够,专门跑到仓库去提货,把它们凑在一起。

当一个人老了,回首过去。还会有多少人,依然为当年的风光志得意满?又有多少人,能为没有随波逐流、虚度光阴而感到丰富和满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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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胡同志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与武警部队读书小分队座谈

1980年,胡温两人在兰州相遇。他们对彼此的了解程度以及他们与对方打交道的次数都是未知的。

兰州的处级干部既不年轻也不年老,除了年轻、帅气,他们似乎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事实上,如果不是选拔标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邓公对年轻干部非常需求。

特别是近十年来对知识精英的态度,以及胡、温两位同志的家庭背景。他们在甘肃默默无闻,一生安稳,是一个大概率的幸运结局。

现在他们都去机关了,办公室的格局、风格都很统一,每个人的学历都扁平化了。其他同志读同样的文件,做同样的事情,很难说谁比谁更突出,更显眼。要想从人群中脱颖而出,必须具备真正的本领。

1985年,温同志时任地矿部副部长在盘锦金矿

胡温两同志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对现实世界着迷。

胡同志在团队中如此努力地学习,光是有标准、有要求,甚至意志力肯定是不够的。

如果对农村和农民不感兴趣,就不可能如此投入。

温同志常年在野外做地质工作,离现实世界还有一点距离。但在他的地质学笔记中,他详细地记录了对一个牧民家的拜访。问牧人回家后有多远,牧人说:在那............边。当地人所说的距离是指“that”这个词的发音长度。和温同志的画比起来,这不是很科学。

牧民帮他们搬行李、搭帐篷,他们吃人家的糌粑、奶茶,作为回报的馒头和糖......记录非常细致生动,与其他文章的情感风格有很大的不同。

至于为什么要把它写下来,它跟工作一点关系都没有?温同志肯定的认为这很重要。

到北京来工作的时候,温同志还是喜欢到郊区的农民家里去,这是他的爱好。

现实世界是一个复杂而迷人的善与恶的混合体,它比书本要复杂得多。人们如何进入和退出,他们学了什么和做了什么,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

温同志和老领导孙大光

1980年开始,胡、温两同志的进步突增。他们都是“千里马”,需要“伯乐”才能出类拔萃。

温同志的伯乐是孙大光,时任地矿部部长。当温同志还在酒泉的时候,就让来视察的局长和副局长眼前一亮。温同志三言两语就把团队的情况和方向讲清楚了。

1980年,孙同志去甘肃调研,温同志回天津开会,错过了第一次重要会议。然而,他还是成为了同事口中的“传奇”。“干部群众对温同志的积极评价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年后,温同志升到副局级,陪孙同志到基层流动研究,才有机会见到这位伯乐。

到了北京地矿部,这位“温同志”给孙同志写了一份报告,就地矿部管理体制改革提出了六条建议。“他觉得这份报告‘所提出的问题都非常值得重视。”

胡同志的伯乐叫宋平,是抗战时期担任周总理秘书的老同志,在甘肃工作近十年。

老领导在甘肃省建委开座谈会时,发现报告内容简略,资料清晰,不平凡的胡副主任。老宋忍不住跟他聊了几个更有方向性的问题,胡的观点让他——佩服。

“胡同志是理工出身,工作勤奋,经常实地考察,了解基层的实际情况。”胡同志领先一步。担任了两年副局级后,他去北京参加了第十二届全国代表大会。作为39名年轻的(候补)中央委员中的一员,率先见到邓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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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中国知识型和技术型“新政治家”登场,赵义,《南风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