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研究是催生颠覆性技术的源头活水，是孕育未来产业的摇篮。历次科技革命的兴起，通常源于基础研究的重大突破。近年来，美日欧等国家和地区着力强化基础研究投入，基础研究已经成为提升一国综合实力和竞争力的根基。我国基础研究也呈现新的特点和发展趋势：一是基础研究投入快速增长；二是极限化研究手段、建制化研究力量成为新的科研组织方式；三是目标导向基础研究成为重要内容；四是部分企业已经成为基础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2023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加强应用基础研究和前沿研究，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如何推动基础研究，成为我们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重要议题。
《科技中国》近期特邀活跃在科研一线的相关专家，从不同视角研判基础研究发展的新趋势，分析我国推进基础研究面临的突出问题，并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希望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提供一点参考。三思派特此转载，以供读者参阅。
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我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关键组成部分，应当承担起基础研究和重大科技突破的使命。随着我国产业“卡脖子”技术背后的基础理论和技术原理问题凸显，高校应加强与科技领军企业协同合作，从经济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中找准科学问题，布局基础研究，并加以解决。产学深度合作的基础研究应成为我国高校重要的基础科研模式之一。然而，我国在产学合作基础研究方面仍面临诸多挑战。为此，本文分析了挑战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我国产学合作基础研究现状的综合研判
近年来，产学研一体化、创新联合体等有组织科研方式逐渐兴起，通过构建产学研紧密合作机制，强化了高校与产业界之间的互动关联。我国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鼓励企业参与基础研究，如2022年的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税收优惠政策。这些政策有效地引导了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开展基础研究合作。以华为为例，该公司每年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基础理论研究，并与高校深度合作，共同探索科学边界。华为与清华大学联合创立研究院，实施“大颗粒”项目，围绕战略导向型基础研究展开产学研深度合作，设立“创新基金”，激励高校教师自由探索。产学合作成为推动我国基础研究及加速高校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关键驱动力，促进了科研成果的转化与应用，提高了科技创新的效率及效益。例如，中核集团、中国华能与清华大学协同攻坚，联合一批大型企业，助力我国高温气冷堆从“样品”向“产品”迈进。
尽管我国产学合作基础研究取得了诸多成果，但仍存在一定的短板。一是企业基础研究投入不足。我国企业在研发投入及执行比例上接近80%，但企业基础研究支出在全国基础研究支出中的占比始终较低。2010年至2015年期间，该比例基本保持在1.5%，2019年约为3%。OECD数据库的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企业研发支出中用于基础研究的比例仅约为0.3%，仅为美法日韩等国家的1/10至1/20。与美欧日韩等国家或地区相比，存在显著差距，仅为这些国家或地区的1/20至1/30，且近年来差距仍有扩大趋势。二是我国企业对高校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尚显不足。我国高校绝大多数基础研究的经费依赖于中央财政，而来自企业自主资金及其他渠道的投入占比不足5%，这与世界一流名校的水平存在较大差距。三是产学合作研究的成果转化不畅。我国高校科研与产业存在明显脱节，科研成果难以转化为先进生产力。根据《2022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虽然2022年我国发明专利产业化率有所提高，但高校成果转化率仍然较低，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以美国为例，其高校专利转化率高达50%，而我国仅为3.9%。
二、产学合作基础研究所面临问题成因分析
第一，企业资助产学合作基础研究的内生动力不足。
一是高校和企业在目标追求上存在较大差异。高校重视科学问题和理论突破，而企业则注重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实际产品和服务。目前，调和这一差异的分工与协同机制尚不完善，例如缺乏接力攻关机制，可能导致科技经济“两张皮”现象。二是企业投入产学合作基础研究的激励机制尚不健全。基础研究成本高、周期长、风险大、回报低，企业需要持续投入，但基础研究成果具有显著的公共性，企业又无法获取全部收益。虽然我国政府鼓励企业资助基础研究的力度持续加大，但方式单一，不能帮助企业有效应对基础研究中的风险、人才和开放合作等挑战，从而削弱了其参与产学合作基础研究的内在积极性。
第二，产学合作基础研究的协同能力亟待提升。
一是高校与产业之间的科研合作模式较为单一。合作多以委托项目为主，侧重解决临时性技术问题，且仅有“资金联合”，必要的“人才联合”与“研发联合”仍存在欠缺。二是高校与企业共同凝练基础科学问题的机制尚不完善。企业提出的技术指标需求未能充分反映科学问题，挖掘其背后原理问题和转换为科学问题的中间“编译”机制和组织不足，影响高校依托企业项目进行基础研究的效果。三是高校与企业间的科研资源共享水平仍较低。高校科研平台开放程度不高，企业参与基础研究门槛和成本高。数据信息流通存在瓶颈，缺乏统一标准和技术接口，增加了产学合作基础研究的复杂性和难度。企业也缺乏渠道获取财政经费支持的科研项目数据和成果。
第三，围绕产学合作基础研究的科研资源配给模式亟须优化。
一是企业资助高校科研活动的模式过于单一，主要基于现实应用需求，倾向于短期科研合同项目，缺乏后续支持和资源投入，稳定性较低，不利于开展需要长期投入的基础研究。这导致在关键技术领域难以实现持续的联合研究和人才培养，影响对企业相关技术领域的长期跟踪和研究，难以解决产业发展的基础问题和重大技术问题。二是缺乏产业发展与基础科学研究的良性循环机制。目前，我国产学研的成果共享主要是单次转让，未能充分评估成果未来价值，也未有效反哺高校基础研究。这忽视了高校在后续技术迭代中的贡献，低估了基础研究的长期价值。这也影响了高校参与产学合作基础研究的积极性和稳定性。三是企业资助项目在高校人才评价体系中的权重较低。科研人员对企业资助项目的需求不足，且重视程度不够，抑制了企业增加资助的热情。
第四，产学合作人才培养机制待优化。
一是青年战略科学家队伍培育需加强。当前，我国青年战略科学家队伍梯队和培养体系尚不明晰，缺乏对从事基础研究的青年科学家的长期稳定资金支持，且对深耕基础研究的青年人才宣传不足，缺乏对社会公众认知的引导。二是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与高校教学模式需平衡。目前，高校研究生教育过于强调市场应用导向，导致知识体系性不足、质量下降等问题，需平衡市场导向与人才长期发展潜力，探索高校教学模式创新。三是基础研究高端人才引进不足。目前，国家及地方人才引进计划重点突出解决“卡脖子”和工程开发问题，对基础研究人才则重视不足。
三、加强我国产学合作基础研究的政策建议
第一，加强顶层统一谋划，打造产学基础研究支撑体系。
为有效引导企业投入基础研究，实现产学研基础研究的深度融合，可在中央科技委员会的统筹领导下，建立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教育部、财政部等相关部门参加的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共同制定高校与企业合作基础研究的战略规划。在若干有实力的高校建立先行先导、试点示范，构建起以产业重大需求为牵引，由高等院校和企业广泛参与，从事前瞻性、战略性、系统性基础研究攻关的高水平支撑平台，探索实现产学基础研究投入资源优化分配、项目精准对接和绩效准确考核的目标。建立多领域高层次专家参与的战略咨询委员会，做好产学基础研究的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工作。
第二，加强协同创新攻关，提升产学基础研究整体效能。
一是完善“出题”机制，强化科学立项。针对符合国家战略需求的长周期产学合作基础研究计划，地方主管部门可组织大型国企、央企、行业龙头企业、创新型领军企业结合实际难点、堵点提出需求，并由相关领域科学家帮助凝练研究背后的科学问题，再由战略咨询委员会审议，为产学合作基础研究立项提供决策参考。可优先考虑对产业共性应用基础问题进行有组织的产学合作研究。同时，高校与企业可互派高职级专员共建基础研究工作组，共同决定研究方向与计划。二是促进校企融通协作，提升共同“答题”的能力。鼓励双方依托研究中心互派人员参与研究，探索接力研发攻关机制，形成重大原始创新。三是为企业基础研究提供科研基础设施保障，包括对大科学装置、科研仪器设备平台、科学数据中心等科研基础设施进行共享评价考核，并加大企业利用科技基础设施的补贴力度。四是强化技术及价值共享，加速推进财政资金支持形成的科技成果的汇集、分类分级管理，在确保科技安全的前提下，推动科技成果的开放共享。
第三，采取多元化资助模式，探索构建可持续的产学研反哺机制。
一是完善企业资助基础研究的政策体系，鼓励企业将部分收益投入长期基础研究和多元技术探索，强化产学研协同。例如，设立校企长周期横向合作项目，利用滚动资助模式，汇聚多位专家开展长期合作；设立创新基金，针对企业技术挑战，配对高校教师的新颖思路，进行探索性基础研究，为企业提供未来技术储备；聚焦产业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采取政府资金后补助方式支持企业与大学联合开展科技攻关项目。二是要重点扭转高校轻视与企业合作的现象，重视来自企业的科研经费，提升企业在产学合作基础研究中的地位。比如，可通过提高企业支持课题在高校评价制度体系中的权重，以产出成果而非经费来源评价科学家能力，激发高校科研力量亲近企业资助的动力。三是鼓励多元化社会投入，完善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和社会力量设立基金会资助基础研究，并制定针对性的税收优惠政策；对科研人员所获得知名社会科技奖励实行个税减免，支持科学家专注基础研究。
第四，优化人才培育机制，围绕产学合作基础研究，构建复合型科技创新人才高地。
一是建立高校战略科学家协同平台，完善成长梯队。稳定资助青年科学家，宣传高校人才基础科研先进事迹，建立重视基础研究的评价体系。二是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共同培养基础研究和高精尖人才。结合世界级难题、业界挑战和产业需求，通过企业专家授课、暑期学校和高年级本科研究员等方式，探索拔尖人才培养的校企合作机制。通过合作设置挑战性研究课题、建立实践教学基地、设立资助金等途径，持续深化合作，共同培养拔尖创新科技人才。三是支持高校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和其他关键领域设立多学科融合性学院或书院，完善企业与高校“双导师”制，开展产学研一体化人才“订单式”培养试点，建立全链条培养机制。四是加强基础研究高端人才引进。在现有海外人才引进计划中，根据国家战略和产业发展需求明确基础研究重点支持领域，优先引进相关高端人才。
文章转载自“科技中国”公众号，原文刊载于《科技中国》2024年第2期。本专题执行主编：曲婉，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创新驱动发展中心研究员。本文作者：周源、高雨辰、苗仲桢、王昭星、蒋振、孙朋飞，清华大学中国工程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文章观点不代表主办机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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