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乾是现代著名作家、翻译家，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驰骋西欧战场、实录二战风云的极少数中国战地记者之一，有着传奇色彩的辉煌记者生涯。
萧乾研究专家傅光明这样说：
萧乾总能不失睿智地取材，有本事把最平凡的故事用最不平凡的意象糅合堆积起来，随手铺陈，又随手收敛，收放自如，自然飘逸里带着极诚恳的热情，使读者看到壮烈惨痛处不禁怦然心动，却又酣然若醉。他那晶莹的笔墨使人心眼明朗，直像夏日饮冰、冬日拥炉般恬爽妥帖。
《萧乾的二战之路》记述了二战东西战场的真实细节，萧乾的文学写生能力在这本书中展现得淋漓尽致。他用明快的笔调论事说理、白描人物，读来犹如陪坐在风驰电掣的吉普车里，左顾右盼，来不及流连小驻。
仿佛能看到他一路走、一路写，马不停蹄地构思，匆匆忙忙写完一篇稿子，又风尘仆仆赶往下一个地方。直面残酷战争，依然坚韧乐观，用轻松的娓娓清谈、和谐清新的幽默描摹人物、摄取典型场景，以小画面折射大时代，以小人物表现大题材，以小事件阐释大主题。他的文字是沉静的第三视角，是摄影机的长焦镜头。
萧乾1939年10月作为《大公报》驻英特派员抵达伦敦，直到1946年回国，旅欧七载。其间，他密切注意着战争进展，随时把自己的观察、感受、见解、分析传达给国内读者，写下了《驰骋西线》、《从滇缅路到欧洲战场》、《纽伦堡访狱》等一系列反映欧洲朝野动态和百姓生活的特写报道。这些文章都收录在《萧乾的二战之路》这本书中。
即使身处被日夜不停轰炸的伦敦，依然能从字里行间看到萧乾的幽默：
领取随军记者证后，我去置办军服了。生平第一次穿上棕黄色的军装，自是十分兴奋。我来回在长镜里照，边照边摆弄着那个绣了“中国：战地记者”字样的肩章，怎么也从自己身上看不出一点点英俊气概。翻开战地记者证，看到那句“此记者如被俘获，须按国际红十字会规定，给以少校待遇”时，心里还砰砰直跳，幻想着耷拉着脑袋走在俘虏队伍中的情景。
他甚至细细描写了置办了战地记者的军服之后，因为不知道军衣裤口袋的作用而询问店员。店员一面打量他，一面回答：“长官，是为装地图用的。”从那声“长官”里，他感到一种讽刺，身为“长官”居然连这点常识也不具备呢！
为了追上美军第七军进攻的步伐，萧乾坐火车、坐舰艇、搭吉普车、搭装满炸药的军车，一路风餐露宿。在纽黑文港横渡海峡去法国迪埃普港的路途中，萧乾坐在营救艇的角落里，居然“紧靠着一颗反潜艇炸弹”！
采访波茨坦会议，萧乾写到：
如果以为到了波茨坦就可以探访到三巨头会议的一点消息，那是妄想。新闻联络官不像是在协助采访工作，倒更像哄着我们这五十几名记者，确保我们不越雷池一步。
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是这么说的：“昨天杜鲁门总统与斯大林元帅共进晚餐。菜单是：冷荤、甲鱼汤、炸牛排……”就好像这三巨头是到波茨坦来欢度周末似的。
在欧美各大报和通讯社大批记者的包围中，单枪匹马的萧乾感觉到抢不到什么“头条新闻”，于是他把重头戏放在对社会生活、人民情绪的深入观察上。
波茨坦会议期间，他采访了困在德国六七年的中国留学生们，估计此时国内在柏林有亲人者最关心的莫过于他们的安危。于是他给报社发了一则满是人名的电讯，最后只写了句“以上各位都见到了，安好无恙。”电讯在重庆刊出后，不少读者致函报社表示赞赏和感谢。
沈从文曾在《益世报·文学周刊》上发表文章盛赞萧乾的纪实报道：
《大公报》记者萧乾，算是中国记者从欧洲战场讨经验供给国人以消息的第一人。他明白大事件有英美新闻处不惜工本的专电，和军事新闻影片，再不用他操心。所以他写伦敦轰炸，就专写小事。如作水彩画，在设计和用色上都十分细心，使它作成一幅幅明朗生动的速写。写英国人民于钢铁崩裂、房屋坍塌、生命存亡莫卜情景中，接受分定上各种挫折时，如何永远不失去其从容和幽默，以及对战争好转的信心。写人性的美德，与社会习惯所训练成的责任，花草和猫犬的偏爱，即不幸到死亡，仿佛从死亡中也还可见出生机！这种通讯寄回中国不久，恰恰就是重庆昆明二市，受日机疲劳轰炸最严重，而一切表现，也正为同盟国记者用钦佩和同情态度给其本国作报道时，从萧乾作品中看来，自更容易引起国人一种克服困难的勇气和信心。这可说是中国记者，用抒情的笔，写海外战争报道配合国内需要最成功的一例。
作为一名在苦难中成长的记者，萧乾的笔下总是流露出悲天悯人的情感，方寸之间尽显家国情怀。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他虽在国外写通讯，但时刻都在琢磨国内的读者最想知道什么。就像他自己所说：“（写这些作品）意图显然就是要让在重庆以及整个大后方的同胞感到不孤，希望他们能从伦敦人的镇定中，得到鼓舞”，他铿锵地宣布：“轰炸能使一个民族屈服吗？东方西方的答案都是一个响亮的‘不’”。
《萧乾的二战之路：从滇缅路到欧洲战场》
定价：52元
中国画报出版社
2024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