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周秉德的印象中，伯父周恩来总理更像是她的父亲。每当有了好消息，她总会蹦蹦跳跳地来到伯父的面前，与他分享。
1950年，在报名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没有成功后，周秉德心里十分难过，当即跑回家，向伯父周恩来总理说起了这件事情，希望得到伯父的安慰。然而，周秉德没想到的是，伯父却哈哈大笑起来，还说：“人家怎么会要你？”
周恩来：人家怎么会要你
1949年6月，作为建国后新中国的首都，北平的各项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到处都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此时，周恩来也忙碌着建国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工作之余，在和弟弟周恩寿谈话后，周恩来决定将弟弟的大女儿接到北平抚养。
那天，在见到周秉德的时候，周恩来拉着她的手，高兴地说：“来，来，让我看看，你像爸爸，还是像妈妈。嗯，都有点像！”
后来，在回忆起周恩来总理留给她的第一印象时，周秉德说：“他高大魁梧，脸庞丰满红润，与爸爸有点像，也有两道浓黑的剑眉。”
随后，周恩来在向周秉德询问了她家的一些情况后，把侄女安顿在中南海丰泽园住了下来，便又去忙工作了。
周秉德的房间在一排坐南朝北的房子的西边一间屋子，紧挨着周恩来秘书夫妇的房子。
在这间屋子里，有几个书柜，书柜里装满了各种书籍，其中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李有才板话》等。安顿好后，周恩来告诉侄女：“你住的是间书房，可以在那多看些书。毛泽东伯伯就住在前面，他工作忙，不要去打扰他。”
8月28日，周恩来带着周秉德来到北京站，迎接受毛主席、周恩来和党中央的委托到上海去迎接宋庆龄先生来北平，共商建立人民共和国大计归来的伯母邓颖超。
看到周秉德时，邓颖超握着她的手，和蔼地说：“你就是小秉德吧！你好！”
在丰泽园生活，周秉德受到了伯父周恩来和伯母邓颖超的热情关怀和疼爱，心里十分高兴。
对此，周秉德在后来回忆说：“伯父、伯母一生无儿无女，多年来一直把自己对儿女辈的感情全部倾注在一批烈士子女身上。亲侄女来到身边，自然疼爱万分，把我看成女儿一样，我也很快适应了在中南海的生活，感受到在北平也有一个充满亲情而温暖的家。”
11月，周秉德跟随周恩来总理和伯母邓颖超，搬到了中南海最西北端的西花厅居住。
1950年6月25日，就在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忙于努力修复着多年的战争给中国带来的创伤，全力建设新中国，改善人民生活时，朝鲜战争爆发了。在朝鲜的强大攻势下，韩国军队节节败退。
6月26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布命令：驻日本的美国远东空军协助韩国作战。27日，杜鲁门命令美国第七舰队驶入基隆、高雄两个港口，在台湾海峡进行巡逻，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海，解放台湾。
6月28日，毛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庄严宣告：“全国和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
然而，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却不顾中国的坚决反对，向安理会提交了议案，并操纵联合国授权组成了所谓的“联合国军”，帮助韩国抵抗朝鲜军队。
不久后，以美军为首，联合了其他15个国家派出的小部分军队成立了“联合国军”，直接参与了朝鲜战争。
7月10日，新中国成立了中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委员会，国内的抗美援朝运动拉开了序幕。
7月13日，根据毛主席的提议，中央军委作出《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抽调第13兵团及其他部队，组成东北边防军。
14日，中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委员会发出了《关于举行“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周”的通知》。抗美援朝运动在全国展开，形成了第一个抗美援朝的高潮。
9月15日，美军第10军在朝鲜半岛南部西海岸仁川实施了登陆。朝鲜人民军腹背受敌，逐渐不支。
9月30日，周恩来总理发表讲话，向美国发出了严正警告：“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
然而，麦克阿瑟却认定中国不敢出兵，便置中国政府的多次警告于不顾，于10月1日越过了朝鲜半岛的北纬38°线，并悍然轰炸了我国东北边境的安东，造成了当地人民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
在这种情况下，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被迫作出了抗美援朝的艰难决策，并决定迅速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
10月25日，党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动员全国人民参加抗美援朝的爱国运动。
随后，中央宣传部门又陆续发出了《关于宣传抗美援朝运动的几项指示》、《关于继续开展抗美援朝宣传的指示》、《关于进一步开展抗美援朝爱国运动的指示》、《关于普及宣传抗美援朝和准备"五一"全国示威的指示》等，对全国人民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以提高全民族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政治热情。
一天，在看到有不少同班同学都报名参加了志愿军，周秉德抗美援朝的热情也被点燃，揣着羡慕的劲头，也拼命地挤到报名处，却被负责登记的同志拒绝了。
回到西花厅后，看着侄女周秉德一脸不高兴，周恩来总理十分心疼，赶紧问了缘由。
得知周秉德因为没有报上志愿军的名才这样时，周恩来总理哈哈大笑起来，并说：“一个小孩，人家怎么会要你？”
事实上，工作人员之所以不要周秉德，并非因为周秉德是周恩来总理的侄女，而是因为她的年龄确实太小！
算起来，此时的周秉德才13岁，按照规定是不能参加志愿军的。
周秉德是周家直系4代人中出生的第一个千金，于1937年4月在哈尔滨降生。由于周家一直男丁兴旺，女性稀少，而周恩来这一支也是祖父亲兄弟5人，没有女性。因此，周秉德的降生着实让三代没有女儿的周家上上下下兴奋了一阵。
那时候，得知周秉德这位千金出生，连远在天津居住的周恩来的四伯母杨氏还特意写了一封信，寄到哈尔滨，表示了对这位孙女出生的祝贺；而周恩来的二弟周恩溥则是为侄女写了八个大字：“吾家添丁，周门大喜。”
作为周秉德的父亲，周恩寿更是为了女儿，特意从哈尔滨跑到吉林，找到吉林省教育厅长、周恩来南开的同学为掌上明珠取名。
在周恩寿说明来意后，那位厅长经过再三考虑，取屈原《橘颂》辞里的“秉德无私，参天地兮”中的前两个字，作为了周恩来侄女的名字。
1943年，6岁的周秉德跟随全家人一起来到天津生活，并在这里上了六年小学。
在天津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周秉德听父亲周恩寿说：“你伯父在共产党内是做大事的。”
从那以后，周秉德便知道了她有一个是共产党大官的伯父周恩来，开始期盼这能和这位共产党的“大官”见一面，问个好。然而，这声好一直到1949年，周秉德小学毕业后才有了机会。
那时候，周恩来答应弟弟周恩寿，把大侄女周秉德留在北平上中学，并提出由他来负担周秉德的生活费用。
1949年冬天，在女儿来到北平半年后，周恩寿一家搬到北平。然而，周恩来总理却并没有“照顾”弟弟，而是对周恩寿的领导说他弟弟的职位要尽量低，待遇要尽量少。
关于这件事情，周秉德在后来说：“父亲做的是工会、仓库的一般科员，我家的房子就非常小，两间西晒、不通风的小平房，加起来也就20平米。”
由于家里的房子比较小，一家人根本住不下，周恩来总理便把周秉德的弟弟妹妹也接到西花厅居住。
在这里，周秉德认识了李敏、李讷等好朋友，大家在一起看书，一起唱歌、玩耍、聊天，过得非常愉快。到了此时，周秉德才算适应了中南海的生活。
那时候，周秉德和李敏、李讷在中南海捉到了一些小鱼小虾，便拿回去给毛主席做汤喝。
对此，毛主席十分高兴。看到毛主席高兴，周秉德和李敏、李讷也很开心，大家一起陪着毛主席吃饭、喝汤。
关于这些往事，周秉德在后来回忆说：“汤做好以后，我们陪他（毛主席）吃顿饭，桌子上有红烧肉、苦瓜，他一定要我吃苦瓜，我从小没吃过苦瓜，我看着挺鲜绿的，就夹了一块吃，一吃觉得苦就不愿意吃。他说：‘得吃苦瓜，不吃苦瓜不能吃苦，不吃辣椒不懂得干革命。’”
1950年，抗美援朝开始后，看到有几个十五六岁的同班同学报名参加了志愿军，周秉德也不甘落后，挤到报名处想要报名。
然而，周秉德刚报了名字和年龄，便被工作人员拒绝了。对于周秉德来说，更委屈的是她原本想要找伯伯诉诉苦，找找安慰，却没想到听到的是伯伯的笑声。
想到伯父所说的话，周秉德立即将小嘴觉得老高，心里更加难受了。
见周秉德难过，周恩来总理十分心疼，赶紧安慰她说：“当然愿望是好的，可要立足实际啊！你年纪还小，好好学习，今后报效祖国的机会有的是！再说，留在后方，也可搞宣传发动工作。”
听了周恩来总理的话，周秉德的心情一下子就好多了。
虽然没能参加志愿军，但周秉德还是为抗美援朝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参加了学校业余剧团，在校内、农村和社会上，多次开展了抗美援朝的节目演出活动，为抗美援朝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对此，周秉德觉得非常开心。看到大侄女开心，周恩来总理也十分高兴。
周秉德：那时的我太天真了
1952年，周秉德初中毕业。临毕业时，因为看了一部苏联电影，周秉德改变了人生的方向。
那部电影的名字叫做《乡村女教师》。影片中，主人公瓦尔瓦娜置身乡村，为小学教育呕心沥血的情节，深深地打动了周秉德的心。她觉得新中国的建设，也需要各行各业的人才，而人才培养离不开教育。
想到新中国的教育力量还很薄弱，周秉德的心中萌生了一个当教师的梦。
于是，在趁着周末的时候，周秉德回到西花厅，趁着吃饭的机会，将这个想法告诉了伯伯周恩来和伯母邓颖超。
听了周秉德的话，伯母邓颖超十分支持，笑着对周秉德说：“好啊，女孩子选择做教师挺不错的，何况国家现在正需要大批的教师去培养人才参与祖国建设，当教师很有意义。当年我16岁，一毕业也是当教师的。当教师，我支持你。”
然而，周恩来总理却没有表态。
于是，邓颖超有转向周恩来总理，说：“秉德不准备考高中，打算报名上师范学校，你怎么不吭一声，表个态？”
听了邓颖超的话，周恩来总理才放下筷子，说：“这事应该让她独立思考。有你一人说就够了，我讲多了对她成长不好，压力太大了。万一有一天她犹豫、后悔，都没办法。况且，她还应听听她爸爸妈妈的意见。”
对于周恩来总理的意见，邓颖超表示支持。
后来，在征得父母的同意后，周秉德顺利地上了北京师范学校。毕业后，周秉德被分配到北京东郊区的第三中心小学，当了一名乡村女教师。
三个月后，组织上决定让周秉德参加区委的肃反工作。那时候，由于周秉德的保密工作做得好，区委的同志们并不知道周秉德便是周恩来总理的侄女。
得知这件事情后，周恩来总理十分高兴，但还是就工作本身叮嘱侄女说：“搞这项工作，要仔细、谨慎、实事求是！作为宣传教育群众的干部，自己一定要注意领会学习党的方针政策。”
后来，周秉德将自己的对象带到西花厅与伯父和伯母见面，征求他们的意见。
得知男方是沈钧儒的长孙时，邓颖超笑着说：“这家人我们太熟悉了，他的爷爷是中国共产党的好朋友，他的爸爸是西城区的人大代表、中南海门诊部的内科主任，他本人在部队表现很优秀。这样的人家，用不着再了解。”
1964年，周秉德与沈人骅结了婚。婚后，周秉德才搬出了西花厅。此时，周秉德在中南海已经居住了15年。
1965年，沈人骅被调到西安工作。根据中央“夫妇双方，如一方不在北京，另一方跟着调离北京”的规定，周秉德也要到西安去。关于这件事，周恩来总理并没有动用自己手中的权利干涉。
临行前，周恩来总理对侄女周秉德嘱咐道：“你的孩子，从小要严格教育，不能宠！”
在西安，周秉德一家生活了9年。
1974年，沈人骅被调回北京，周秉德也随之回到北京。
回到北京后，周秉德思念伯父和伯母，便到西花厅看望。谁知，在看到周秉德时，周恩来总理瞪着眼睛问：“秉德，你是不是因我的关系调回来的？！”
见周恩来总理这样说，邓颖超赶紧说：“恩来，你不要忘了，秉德不光是你的侄女，还是人骅的妻子，是军人家属。”
听了邓颖超的话，周恩来总理认为她说的对，才缓和了语气说：“我放心了，是随军人调动的。”
5月31日，周秉德接到伯母邓颖超打来的电话，说伯父约她去中南海吃饭。挂断电话后，周秉德非常高兴，立即飞也似的来到了西花厅。
然而，这次见面，周秉德却发现，一直以来衣衫整洁的伯父却穿了一套睡衣睡裤。对此，周秉德感到很不寻常。这时，周恩来总理对他说：“你也看出来了，我有点病，明天要住院了。”
想到伯父一直忙碌，正好借着住院看病的时间休息一下，周秉德高兴地说：“您平时那么忙，总是没有时间休养，现在能下决心去住院了，身体调养好，就又能好好工作了。”
周秉德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她不知道周恩来总理患了癌症，还以为只是普通的病，很快就会治好的。
看到侄女高兴，周恩来总理也不愿意拿自己的病让她担忧，便没有告诉她自己的病情。
临别的时候，周恩来总理将两张他在大寨的照片送给了周秉德，并说：“给你留个纪念吧。”
后来，在回想起这件事情的时候，周秉德后悔地说：“因为他经常送给我东西。上海表刚出来的时候，他给我买了一个坤表，他特别高兴，觉得我们的民族工业能够生产自己的表……我结婚的时候他也送了很多东西给我，所以我觉得他送我东西很随便，就没在意。哪里知道伯父自知病重给我留下的念想呀！”
1975年5月20日，周秉德终于在西花厅见到了伯父。
那天，周秉德提出要和伯父一起照张相，但周恩来总理却说：“你看，家里人很多，下次我们再照吧！”
这次见面，周秉德发现伯父“更瘦了，人就像一个衣服架子，但眼睛还很有神”。这也是她最后一次见到周恩来总理了。
后来，因为担心周恩来总理的身体，周秉德曾想去医院看望，但中央有规定，不能随便探视。
想到周恩来总理是一个特别重视纪律的人，邓颖超便劝说周秉德不要去医院。然而，看到侄女如此难过，邓颖超只好拨通了病房的电话，让周秉德和周恩来总理通了电话。
在电话里，周秉德哭着对伯父说：“伯伯，你要长命百岁，再为国家多作贡献啊！”
听了周秉德的话，周恩来总理安慰她说：“你是共产党员，是唯物主义者，人总是有那么一天的。说那话也的确没什么，想开点，好嘛？”
然而，这样的安慰，却并没有驱散周秉德的难过，她一再恳求伯父要保重身体，并在挂断电话前说：“我不忍多占你的时间，千万请注意休养好，配合治疗。如果不想呆在医院里，就回家住，或到南方走走，散散心，好不好？”
1976年1月8日，周秉德正在上海出差，却在广播里听到周恩来总理去世消息，这才意识到这辈子再也见不到待她如亲生女儿的伯父了。
于是，周秉德立即买了当天的机票，怀着悲痛的心情赶回了北京，参加了周恩来总理的所有告别仪式。
多年后，回忆起当时没能去医院看望周恩来总理的事情时，周秉德依然十分难过，说：
“如今，想起来，那时的我太天真了，其实当时的伯父身患膀胱癌4个年头了，并早已恶化，小便次次是血尿。但这在当时都严格保密，住院期间，伯母坚持按当时中央的规定，不让亲属探视。若我知道他病情竟如此严重，说什么我也要闯进医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