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说的夏朝、商朝，在考古工作者口中，却常被称为夏代、商代。
就内涵来说，代的时间跨度要大于朝，适用的范围也更广。比如我们所熟知的“五代”，其中就包括了梁唐晋汉周五个王朝的时间跨度，但我们却不能直接叫他“五”朝。
不过，如果我们仔细观察近些年关于夏朝考古的一些报道，会发现，考古学界开始频频采用了一个新的词汇—夏时期（或相当于夏时期）。比如2022年3月，山西运城稷山县发现的东渠遗址被叫做“夏时期”文化遗存；同样，2023年12月河南文物局举办的考古发现交流咨询会冠名为“夏时期的周口”。
不称“夏代”而称“夏时期”，背后折射的是对夏朝影响范围的不确定。换言之，我们根据考古学地层关系和碳十四测定，可以测算出某处遗址的年代范围落入了夏纪年（即夏商周断代工程敲定的前2070年至前1600年），但却无法确定该处遗址究竟是不是属于夏文化范畴。
早在1979年，著名考古泰斗邹衡就曾指出：“夏文化不是没有发现，而是用什么方法去辨认它”。由此也引发了究竟什么才是夏文化的世纪大辩论，即夏文化究竟是以大禹为代表的夏后氏族群所创造的文化，还是夏朝统治区域内所有族群所创造的文化。
如果是后者，那么这种文化可能会表现出大同小异或同异各半的属性。举个例子，川渝饮食喜欢辣，而江浙却偏爱甜口；提起泼水节，你绝对不会把它和汉族联系在一起。但无论是南北方还是不同民族，他们却同属于中华文化范畴。
而“夏时期”的模糊概念，恰恰反映出夏朝考古的诸多Bug。
首先，从史书记载来看，堪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对夏朝历史的记载只有区区4000字，其中还有四分之三的篇幅和大禹有关，单靠剩下的千余字，想要窥见一个王朝数百年的历史，无疑是天方夜谭。所以，历史记载的匮乏，让夏朝的历史愈发难以从繁杂的文化面貌中剥离出来。
其次，目前唯一被明确定性为夏朝直接遗存的，是河南偃师的二里头遗址。不过，二里头遗址的绝对年代上限只能到二里头文化的一期（前1750年），下限虽然到了第四期（前1520年），但无论是二里头宫殿建筑群的废弃还是出土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的突变，都表明二里头文化到三期时已经进入了商纪年，四期充其量只能算是夏亡后留在故地的夏遗民的文化遗存。
此外，二里头一期出土的青铜器还局限于小型工具，直到二期时，才出现复合范技术的青铜器和代表王权独占属性的绿松石器作坊，宫殿建筑群也才开始兴建。综合上述考古发现，二里头遗址本身的王朝时间段，也需要做一个压缩，这就导致它的王都时间跨度，最多不过200年。
所以，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也不得不承认：二里头遗址只能算是夏朝的晚期都邑。
那么夏朝的早中期遗存又在哪里呢？
近年来，随着登封王城岗、禹州瓦店等多处文化遗存的考古发掘，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共同组成完整的夏文化已经成为绝大多数学者的共识。
然而，河南龙山文化本身只是一个泛称，在这个文化区域内，古国林立、互不统属，仅仅是崇山这一个狭小的地理单元内，就明显存在着煤山类型和王湾类型两大对峙的族群，这跟二里头文化所呈现的“唯我独尊”的态势完全不同。
所以，在二里头遗址当了多年考古队长的许宏教授，也只承认二里头存在王权，至于早于二里头一二百年的所谓夏代早期，许宏教授则认为“各人类群团不相统属，战乱频仍，筑城以自守，外来文化因素明显，考古学上看不到与传世文献相对应的‘王朝气象’”。
同样，中国人民大学考古文博系教授韩建业，也认为“早、中期夏文化虽已建立王朝并形成世袭王权，但仍邦国林立, 和陶寺类型还没有实质上的差别。只有到以二里头古都为核心的晚期夏文化时期，才达到四海之内唯我独尊的真正的王国阶段”。
可见，夏朝早期和二里头所呈现的夏朝晚期，其面貌完全是两个模样，如果我们用秦朝来做个比附，那么所谓的夏朝早期，其实就等同于统一前的秦国阶段，而夏朝晚期，才等同于秦朝阶段。
那么是不是世袭制的出现，就能代表夏进入了王朝呢？显然不能。位于山西南部的陶寺遗址，其时间跨度为400年（前2300年至前1900年之间），如果仅仅把他和尧舜联系在一起，我们很难相信单靠几个有名有姓的君主，就能支撑起400年的历史。
事实上，史书上也留下了尧子丹朱、舜子商均的名号，说明在陶唐氏和有虞氏内部，或许早就已经存在着父传子家天下的制度，尧让渡给舜以及舜让渡给禹的，只是联盟共主的名号，而非族群首领。
当然，夏朝的考古Bug还不止这些。
虽然我们从未否认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但另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浙江的良渚遗址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实证，存在着规模宏大、布局严整、结构复杂、等级分明的社会组织，存在着独占大玉琮（代表宗教权）、大玉钺（代表军政权）的至高首领。
在良渚文化之后，晋南的陶寺遗址同样形成了一处王都和若干附属聚落组成的多等级社会架构。按照《尚书·尧典》的记载，彼时已经设官分职开始了对中原地区一定程度的管理，陶寺模式俨然也不同于单纯的早期华夏大地的方国，而更像是王权政治。
与陶寺类似的，还有湖北的石家河遗址，同样形成了以石家河古城超大型聚落为中心、中小型聚落散布于四周的史前城址群，城址中有宽深的环城壕沟、大型祭祀中心、专门化的手工作坊。
显然如韩建业教授所言，“早、中期夏文化……和陶寺类型还没有实质上的差别”，如果我们把考古学上的夏朝从二里头拉长到河南龙山文化时期，那么与夏朝早中期无实质差别的陶寺、石家河这些政权，同样也可以算作王朝。
如果陶寺、石家河不能算王朝，而只能算古国，那么早于二里头的夏早期，同样也只能叫古国，不能算王朝。
为了解决这个考古逻辑上的Bug，有学者试图从时间上和从属关系上来弥补漏洞。
首先，从时间序列上，大禹在公元前21世纪建夏时，陶寺文化刚好趋于消亡，所以，陶寺的文化面貌并不影响把大禹建立的夏政权定性为王朝。这显然是掩耳盗铃。
其次，根据文献记载的“禹征三苗”，找到了石家河文化被河南龙山文化摧毁的考古学依据，如此就能把石家河文化归类为地方方国，从而突出夏朝的众星捧月地位。
但是，石家河族群是否服从夏王朝统治，或者说石家河政权眼中对于夏王朝，究竟是视为上国宗主，还是对等的邻国，还需要打上个问号。
在夏朝进入二里头的强盛时期时，石家河文化的确趋于衰落，不过这并没有改变石家河文化面貌的独特性。比如，造型奇异的三星堆青铜人像，就在湖北石家河考古中，发现了源头。
近日在湖北武汉举办的三星堆和石家河玉器联合展出上，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的专家王方提出“石家河玉雕人头像，与三星堆青铜头像相似，冠帽、立耳、大眼、阔嘴、獠牙……材质不一样，但造型上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可以说，三星堆青铜雕像群就是后石家河文化玉雕群像传统的变革与转化。”
而众所周知，三星堆青铜人像造型在二里头遗址中是难觅踪迹的，即便是在后来的殷商王朝，也十分罕见。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在二里头为代表的黄河中游之外，还存在着另一个以长江中游为核心的文明中心。
这里顺便提一个小插曲，负责陶寺考古发掘的何努教授，极力主张陶寺是“最初中国”，而负责二里头考古发掘的许宏教授，则主张二里头是“最早中国”。
这种学术上的争议，恰恰说明，彼时的华夏大地早已出现了各呈异彩、不互统属的多个王朝文明，我们可以参照后世的命名方式，将其理解为上古版的南北朝或者五代十国，而不能简单地以一个夏朝来归纳所有文明。
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显然不能把地理范围局限在豫西晋南的夏朝与整个华夏文明画上等号，正如我们不能用魏蜀吴其中任何一个来指代整个三国时期一样。如此看来，“夏时期”这个用法倒是颇为准确。
许宏教授曾任二里头工作队队长，主持了偃师二里头遗址的钻探与发掘，对华夏文明的起源有着客观而独到的见解，《最早的中国》这本书，利用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辅之以出土与传世文献及相关学科的材料,以二里头遗址为切入点,系统地阐述了东亚历史上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即早期“中国”形成的过程。如果你对这段历史感兴趣，那么可以点击下方正版链接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