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串联是文革时期所特有的一种活动和称谓，是一场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闹剧。
文革之火在北京燃烧起来之后，被“内外有别”等禁令暂时中断了。“造反”虽然受到一定压制，不少活跃分子依然在巧妙地进行着校际交流，相同的境遇，相近的观点，把他们串联到了一起。
其他省市也是类似，许多学生认为自己的行动是符合报纸上所鼓吹的“中央精神”的。一些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揣着一颗探索“真理”的心，聚在一起，想要找“党中央、毛主席”评个道理。为了达到寻求支持的目的，他们四处活动，各方联络，省与省之间由此串联起来。
中央文革窥探着各地情况，正希望有人把北京的火种撒向全国，外地来京师生给中央文革创造了机会。
一九六六八月十六日，在中央文革策划下召开的“外地来京学生群众大会”上，陈伯达对他们的行动表示了“热烈地支持”，并利用毛泽东的威望，要求他们依靠自己，推进运动。
而频频与外地师生接触的北京师生，听到了上访人员愤怒的控诉和声泪俱下的求援，一种“路遇不平，拔刀相助”的冲动油然而生。加之中央文革成员的背后促动，北京的学生，最早是红卫兵，被一批批推出校门，推出北京，开始“北上、南下、西进、东征”，以帮助各地“破四旧”，以到各地“煽风点火”，以支援各地“战友”为名，向全国各地渗透。
北京学生的“造反精神”，被当地学生看作是“首都精神”、“中央精神”，甚至觉得就是“代表毛主席”，以至北京人的言语行动构成了当地运动的一个核心，并与当地学生汇集在一起，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力量。
北京的学生到外地串连，把当时的北京之风刮得全国飞沙走石，使各地运动都出现了某些尴尬的局面。王任重对北京大学的学生到天津点火非常愤怒。他指责道：“就是北大学生了解天津？！”“还相信中央不！？”
陶铸也为此写信给北大文革委员会负责人聂元梓，并将新建刊载在《新北大》上，广为分发，但收效甚微。
尤其是八月三十一日，在天安门广场毛泽东第二次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和北京的五十万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会上正式肯定了全国大串连。九月五日，公布了《关于组织外地革命师生来京参观革命运动的通知》，全国大串联这一活动形式由文件肯定了。
最早从北京出去串联的人，主要是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受到冲击的红卫兵，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掌握着本单位的领导权。由于受到批判，他们结帮搭伙，不问本单位的运动，离校外出。
另一方面，由于对立面的消失，文革初期因为家庭出身等等问题一直受压抑的人，一下子觉得束缚他们自由活动的禁令不击自溃，便也设法弄到免费乘车证，加入了原来不允许加入的外出行列。
为此，全国各地在自上而下的统一布置下，专辟了串联接待站来统管各地前来串联的人员。各大、中、小学校的校舍被开放作为接待站，教室的桌椅被高高地堆放在一起，地上铺着篾席，连成长长的通铺。随着人流的骤增，机关、单位也纷纷腾出房屋开设接待站。各街道办事处则把被驱赶离京人家的空房作为接待站。请专人做饭，专人管理串联人员的免费食宿问题。
串联借款催收通知书
大串联免费餐卷
大串联红卫兵介绍信和免费车票
作为“毛主席的客人”，来到北京的红卫兵受到特别的款待，每人都有免费乘坐市内交通工具的乘车证，并能免费进入公园等游乐场所。被毛泽东请来的“客人”把“能看见毛主席一眼”作为“一生最大的幸福”。
长征队天安门留影
全国大串联愈演愈烈，而大部分人又是没有“革命目标”地在全国游逛。当时的人并没有什么旅游的概念，许多人一辈子也没有离开过出生的地方。趁着大串联这个机会，他们各自揣着好奇的心理，奔向早已向往的目标。全国名山大川，串联人流络绎不绝。广州市为了接待串联人员，甚至不得不在公园里搭起临时性大棚子作为住处。参加串联的人同样也持有通行证，可免费乘坐各式交通工具，在全国畅行无阻。
有限的交通工具已无法满足无限的人员流动的需求，中国出现了交通运输史上罕见的载运量高峰。长途汽车、内河船只、海运轮船，特别是火车的超载都到了十分惊险的程度。
满员一百余人的一节火车车厢，可以乘坐到二三百人。由两排三联座，两排二联座隔成的几平方米的空间，有时乘坐近三十位旅客。茶几上坐着人，椅背上坐着人，行李架上坐着人，走道上坐着人，椅子底下还躺着人，上厕所需从人肩膀上踏踩而过，上下车需从车窗来来回回。车门踏板，车厢顶上也有乘客。
到了晚上，坐在车门踏板上的人在酣睡之时，会由于肌肉松驰被甩下火车。更有露宿在车顶上的人翻滚到车下，还有的人因为准备不足，在过隧道时被刮倒在地而葬身铁轨。一旦火车超载运行到没有人下车的火车站时，车上车下不同心情的人便发生交锋。车站上等车的人扔石头，砸玻璃窗，企望破窗而入。有的人几天几夜挤不上车，他们便用车站上的水笼头往车里滋水，直到火车启动。最倒霉的要算买票上下车的真正乘客，他们必须经受学生串联一样的考验。
海轮的运载量有较严格的限制，然而，由于上船时混乱拥挤，造成乘船证与乘船人数相差悬殊，不仅使船仓全部变成统仓，床铺也统统变成统铺。因为人员超载，轮船往往不能正常启航。全国各地交通线上则是一片混乱。
当然，也有一部分学生串联的目的并不是单一地游玩。最早出外串联的红卫兵大部分是“破四旧”时的“闯将”。他们认为自己是最革命的“文化大革命”战场上的战士，冲锋、陷阵成了他们行动的唯一目标。他们不仅串联到哪里，就参与那里的揪批“黑帮”的斗争，而且把“破四旧”中应用自如的打人特技传带到各地。同时，看到名胜中有“破四旧不彻底”的地方，便挥起皮带，噼里啪啦地再破一遍。
其中自然也少不了经不起诱惑的“红卫兵战士”，他们行囊空空时，便以“破四旧”为名，随抄随用，闹得所到之处一片混乱。各地政府不敢管，反而怕招待不周会引火烧身，因为得罪了红卫兵就是“破坏革命”，其结果自然就是吃不了兜着走。
红卫兵到了哪里，哪里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就火热起来
乘车串联是“文化大革命”中进行大串联的主要形式，徒步串联则是伴随串联而出现的另一种形式。
一九六六年八月中旬，天津市的一部分师生开创了步行串联的先例。八月二十五日，又有大连海运学院的十五名学生，举着“大连-北京长征红卫队”的红旗，经历近一个月的艰辛，行程二千余里到达北京。
此时，国内的交通因为串联已拥挤不堪，为了减轻运输压力，十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红卫兵不怕远征难》的社论，赞扬道：
“大串联，是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伟大创造。”
“不坐火车汽车，徒步行军进行大串联，这又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创举。”
“希望各地的革命学生，在自愿和可能的条件下，也这样做。”
红卫兵小将高唱语录歌，进入韶山
陈伯达还代表中央文革在人民日报社编辑部对北京的红卫兵代表说：“你们步行就是准备大斗、大批、大改；更有力量地斗，更有力量地批、更有力量地改。”
在中央文革的鼓动下，全国各地都出现了积极响应步行或是骑车串联的红卫兵，一支支被命名为“长征队”的红卫兵串联队伍开始在中国土地上蠢动，用他们引用语录的话说，这叫“与天斗其乐无穷”。有些学生还决定，按照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路线，做一次行军演习。
太原工学院十三名革命小将徒步进京串联，他们从太原出发，经过十四天的行军，于11月8日到达天安门广场
尽管徒步串联的规模有所扩大，但是，乘车串联造成的火车、汽车、轮船等交通工具的运输紧张状态，仍然毫无缓和的趋势。同时，由于外出串联造成的学校空空旷旷，冷冷清清的局面，又使以斗“黑帮”，批“走资派”为手段的“文化大革命”流于形式。为了集中力量把矛头转向刘少奇，为了恢复各学校表面上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形势，中央文革认为，动员各处串联师生回校搞运动，已成为燃眉之急。
为此，北京红卫兵和大连海运学院“长征红卫队”等组织，于十一月十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全国在京革命师生步行串联回本单位誓师大会”，通过了《全国在京革命师生步行串联回本单位倡议书》。
十一月底，中央发出结束串联的号召。全国各大、中、小城市、车站、码头都贴出公告，催促在外串联的人员赶快回本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然而，远远没有逛够的学生们，无法收住玩野了的心，他们想方设法，用互换车票等办法，继续按各自选定的串联目标行进。
接着，各地开始了越来越强力的回本单位的动员。在宣布这只是第一次串联，待来年春暖后还要进行第二次串联之后，全国各地遍布的接待站逐渐采取了强硬措施，限制继续串联。散布全国各地的串联学生，开始逐渐向各自的学校汇集。
1966年，北京农业大学、北京轻工业学院的两支长征队行进在山谷中奔向延安
一九六六年底，除部分继续完成其宏大步行串联计划的学生，以及流散的乘车串联的学生外，大部分串联师生都返回到原校。不过，北京、韶山、井冈山、瑞金、遵义、沪定桥，延安等地以及大寨却仍是拥挤不堪。加之天气寒冷，食宿、交通的安排都极其困难，给当地的接待带来严重困难，社会生产陷入到停顿的地步，极大影响了当地群众的生活。
为此，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长途步行串联，在全国都停止。各地也开始坚决拒绝接待串联人员。
“毛主席故乡全无敌长征队”的娘子军们步行去韶山，经遵义循红军长征路去延安串联。
来自新疆的串联队伍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晚、陈伯达、康生、谢富治等接见了北京红卫兵“三司”驻外地联络站的代表。陈伯达说：红卫兵运动初期搞串联起了煽风点火的作用，有功绩，但后来各地造反派起来了，继续留在那里可能起不好的作用，外地联络站要一律撤回。表明中央文革小组所推崇的串联所起的作用已经完成了。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九日，中央决定：继续停止全国大串联，取消原定的当年春晓后进行大串联的计划。希望各级领导向学生和群众妥为解释。并作为通知在全国张贴。
然而，串联并未就此终止，只是范围越来越缩小，人员越来越减少。至于什么时候串联完全停止，什么时候算是串状真正结束，很难说得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