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看,路边那个老太太手里举着一块白布。”一个行军中的小战士好奇地说。

“她的白布上写的是什么字呢?”另一位文化程度不高的战士问道。

这一幕,发生在1947年秋天,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途中。当部队抵达安徽霍邱县白庙乡的一个小村庄时,发现路边坐着一位70多岁老太太。

她中等个子,满头白发,一脸皱纹,目光呆滞,似乎还闪动着泪光。老大娘双手举着一块一尺宽,三尺长的白布,面向道路上的我军队伍。

令人惊异的是,白布上写着醒目的一行黑色大字:

“徐克勋,母盼你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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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说了,徐克勋肯定是老太太的儿子,已经离家很久没有回来,大概率是加入到了我军行列,老太太望眼欲穿,希望能找到他。

她不知道的是,她日思夜想的儿子徐克勋,其实早在十年前便已经不在人世了。

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徐克勋是个陌生的名字,即使是说起他的另一个名字“李特”,也会有很多人不了解。

然而在土地革命时期,尤其是在鄂豫皖根据地,李特的名字几乎家喻户晓,称得上是如雷贯耳。

徐克勋, 1902年出生于安徽省霍邱县农村,父亲是个拥有几十亩良田的地主,家境还算不错。

父亲望子成龙心切,让徐克勋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希望他将来能当大官,光宗耀祖。

在官本位的旧中国,当官是最体面的,哪个父母不想儿子当官呢。因此徐父让儿子读了私塾,还读了中学。19岁那年, 父亲又把李特送到唐山交通大学读书。

这种机会在文盲率百分之九十的民国时期,是非常难得的。

知识可以改变命运,这话真没有毛病。在大学里,李特学到了很多知识,包括马列主义。他明白了一个道理,社会上的所有罪恶和不公,都是制度造成的。只有起来革命,才能终结这万恶的制度,只有马列主义,才能让这世界更加美好。

因此,当唐山我党发动路矿大罢工时, 性格温和的李特却一反常态, 冲出教室,走上街头,跻身游行队伍中,高喊口号进行声援。李特引起了校方的报复,将他开除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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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的李特郁闷至极,整天躺在宿舍唉声叹气。

这天早上,他正在宿舍看书,有人推门进来,自我介绍说:“我是学校党组织的干部,想吸收你加入共青团。”

李特一听来了精神,一骨碌爬了起来说:“我早就想入团,可是没有门路。”

原来,他的勇敢举动却引起了党组织的注意,觉得他是个好苗子,准备将他吸收进来。从此,李特坚定地走上了革命道路,不但加入了共青团,还在1924年被派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这是所名校,从这里走出了很多大人物,邓小平、陈伯达、乌兰夫、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徐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张闻天(洛甫)、王稼祥、杨尚昆都在这所学校学习过。

当时能有这样机会的党团员,可以说是万里挑一。

也正是在苏联求学的时候,徐克勋改名为李特。

由于在学员中,徐克勋的个子是最矮的, 被大家以英语戏称为“Little”(娇小、小巧玲珑的意思)。徐克勋也乐于接受,干脆用英语译音改名我李特。

1930年秋,李特奉命离开莫斯科回国,参加武装斗争,先是来到鄂豫皖苏区,在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工作。

张国焘对来自苏联的“洋秀才”十分器重,先后让他担任红25军副军长,红军学校教育长等重要的职务。李特也没有辜负上级的希望,为训练部队、培养军事人才付出了全部精力。

后来发生的事我们大家都知道了,由于张国焘实行了极左冒进战术,蒋介石发动的对鄂豫皖苏区的重兵“围剿”取得了成效。红军减员严重,根据地大大缩水,没有了立足之地,不得不进行战略大转移,从鄂豫皖苏区撤离,进入川陕地区。

1933年初,红四方面军一举挫败了敌人的围追堵截,进入到川北地区, 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革命形势一片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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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地的发展,引起蒋介石和四川军阀的恐惧,他们加紧了对川陕根据地的围攻。

1935年5月, 红四方面军不得不放弃川陕根据地,开始艰苦卓绝的长征。

在此期间,李特先后红31军副军长兼参谋长、红4方面军副参谋长、参谋长等重要职务。

1935年7月,红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在懋功实现了胜利会师, 两部进行了插编,分为左路军和右路军,李特被分到了右路军。

这时候,李特犯下了一个无法原谅的错误。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以后, 形势一片大好,但是张国焘却产生了分裂的念头。到阿坝后,张国焘停下脚步,打算带左路军南下。不仅如此,他还要求右路军也跟着他南下。

当时, 红一方面军的队伍已经分拆,红5、9军团在左路军, 红一军团这时候在甘肃迭县的俄界村。

党中央能直接指挥的, 也只有红3军团。

此时, 叶剑英透露一个重要消息,张国焘有胁迫党中央的企图。为了避免红军出现分裂,9月10日凌晨, 主席毅然率红3军团、红军大学出发,一路北上。

陈昌浩得知之后, 立即派担任红军大学教育长的李特,以及红军大学秘书长黄超前去追赶党中央。

李特追上毛主席率领的队伍之后,还用马鞭抽打起了不愿跟着自己回去的红四方面军的干部,。一边抽打,还一面高喊:“不要跟机会主义者北去, 跟我们南下吃大米去!”

不过后来当毛主席见到李特,对他晓以大义之后, 李特似乎有了觉悟,行为有所收敛,没有再继续为难毛主席和中央红军。

之后,李特仅带领部分红军大学中的红四方面军学员转身南下。

尽管如此,后来红四方面军南征失败,与红一方面军再次会师之后,党中央依旧对李特非常重用。

1936年11月, 西路军组成后,李特出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常委、西路军参谋长。

由于种种原因,西路军与马家军在河西走廊血战数月,在1937年3月14日全军覆没,两万余名将士只剩下了3000余人。

当晚, 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石窝山上召开最后一次重要会议——红石窝会议,会议作出了重要决定,徐向前、陈昌浩去陕北向党中央汇报情况,由李卓然、李特、李先念等8位同志组成西路军工作委员会,所剩的兵力和人员分成3个支队,和敌人周旋,想方设法逃离祁连山。

作为西路军参谋长,李特备受指责。有人说,正是因为他的错误指挥,西路军才会遭遇如此重大失败。

尤其是安西之战的失败,李特难辞其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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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石窝会议之后,李卓然、李先念等率领左支队,在4月22日清晨来到甘肃安西城南25华里处的安西县城外,得知城内兵力只有一个连,他们便决定准备攻打安西县城,获取补给。

可是他们不知道,在4月23日, 驻防肃州的马步康旅已经派出一个团的兵力, 在当天黄昏悄悄进驻安西。

这时候,城内有个商贩向李先念等人报告,敌人增兵了。

此时取消进攻计划是最佳选择,也来得及。但西路军多数工委委员认为情报有误,敌人不可能突然无缘无故在这偏远地带增兵。

打还是不打,人们把目光聚焦在李先念身上,因为李先念是负责军事指挥的。

当时的支队确实弹尽粮绝,亟需补充,李先念考虑再三,决定攻城。左支队别说重武器,就是轻武器也不能人手一支,未料攻城遇到劲敌,损失惨重。这一仗过后,千余人的左支队只剩下了420人。

虽然这是一次败仗,但是作为参谋长的李特没有决定权,不承担主要责任。

下面发生的一件事,才真正让李特备受诟病。

1937年5月1日,中共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专程到了星星峡,负责接应西路军余部,将他们接到迪化(今乌鲁木齐)。

到达迪化后, 他们随即整编为西路军总支队, 为了保密,队伍称“新兵营”。

李特也随着西路军余部退入到了迪化,他对西路军的失败痛心疾首,但是他没有自省,而是把失败原因归咎于党中央的决策。

1937年底李先念等人回到延安, 而黄超、李特则留在了新疆。1938年1月,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邓发在迪化传达中央文件,批判张国焘。李特和黄超听了意见很大,他们在情感上难以接受,认为不该否定红四方面军和西路军, 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

正因于此,李特被认为是反对中央的。耐人寻味的是,不久之后,李特和黄超便消失在了历史的尘埃之中。据说是以“托派”的罪名被秘密处死,连尸骨都没有留下,至于是谁下的命令, 又是何人执行的?尸骨到底葬在哪里?以上种种问题,至今也没有一个可靠的答案。

不过也有人说,他们是在苏联遇难的,有人甚至不相信他们是被杀的,应该是死于意外。

两位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干部,居然这样离奇失踪,实在是匪夷所思。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红四方面军多数高级将领并不认为李特是坏人。

相反,大家对他评价颇高,认为他“资格很老……人很好, 和人相处不错……考虑问题也很周到,还很能吃苦耐劳”,“理论水平很高, 革命意志很坚决……跟张国焘不能一概而论。”

比如西路军直属纵队司令员、骑兵师师长杜义德就认为:李特不是什么反革命, 是忠诚于党的。

共和国不会忘记每一位牺牲在革命路途上的成员,1996年6月5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通知,宣布为李特平反,认定他为革命烈士,至此对李特同志的历史地位,予以了盖棺论定。

回到文章开头,当时连很多领导干部都不知道李特的下落,远在家乡的老母亲更不知道儿子的消息。老人家只是知道,儿子参加了革命。她望眼欲穿,在等待着儿子回来。

1947年,李特母亲不知从何方打听到一个消息,当年的红军回来了。老人家顿时喜出望外,做了一个条幅,让人写上了寻找儿子”徐克勋“的字样。

徐克勋在苏联就改名为李特,刘邓大军没有人知道老太太寻找的徐克勋到底是谁。大军当时是路过,并没有久留,老人家只能擦着泪眼,失望而归。

1958年,老人家去世。可怜一直到死,她口中还在喃喃念叨着儿子的名字。

参考资料:《徐向前元帅回忆录》《李先念:从祁连山到星星峡——西路军左支队浴血奋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