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10月21日晚，主持公安部工作的李震少将，离奇在公安部机关大院的地下热力管道沟内身故，一时间引起轩然大波。负责破案的公安部，领导人却去世得不明不白，中央对此极为重视，立即成立专案组调查。
办案人员经过仔细搜寻，又结合医生专门检查，最终得出的结论是自杀。
组织非常惊讶，随即又从北京、天津、上海、广州各抽调了干警、专家重新侦查现场痕迹，为排除其他干扰因素，四个调查组事先都不知道涉及到的人物是谁。
最后，这四个调查组给出的结论都一样——是自杀。
案件到这一步没办法再查，可公安部突然“群龙无首”，必须要有一个上来稳定局势，周总理很快指定施义之来担任公安部“党的核心小组”组长，负责公安部的日常工作。
可以说，当时的施义之还是很得中央信任的，然而仅仅数年后他就被隔离审查，经过八年组织才给出最终的处理结果——开除党籍与军籍，每月只发放150元生活费。
为什么施义之的人生，会有这么大的转变呢？
施义之其实并非那种大奸大恶之徒，他的情况，很大程度属于个体被时代洪流挟裹，身不由己。
他1917年出生于江苏武进，1938年参加了新四军，因为作战勇猛、为人机灵，他也立下过不少功劳，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往后施义之一直在军队、也一直只想在军队中工作，但大运动的到来，让他无法避免。
1966年，大量党政机关受到影响，众多官员被“打倒”，为保障国家秩序正常运转，中央从军队抽调一批干部去行政单位。负责维护稳定的公安部门，更是实行了军事管制。
已是21军军政委的施义之，有天突然被北京军区副政委吴岱找去谈话，说军区要调一个军政委到公安部抓政治工作，党委开会决定派施义之去。
这个调令让施义之无所适从，21军此时隶属北京军区，驻地在大同，施义之更喜欢在部队的生活，所以马上说自己能力不够，无法胜任。
不过吴岱没有放弃，不久后再次找到施义之，着重强调了是组织的命令。施义之此时仍不想去，可在吴岱的再三劝说下，他也只能服从。
等进入公安部，施义之就有意避开那些复杂的事，他对运动是有很强抵触心理的，还在部队时，他就坚决不在21军内部开展运动。
但，也因为他是军人，“服从命令是天”这一点他始终铭记在心，即便内心对一些决策有疑惑，也没有去提反对意见。这是施义之非常矛盾的一个点。
1967年，施义之收到一份材料，说政治部宣传部长赵明发表了一些反动言论，施义之仔细看后发现的确有反对毛主席之嫌。
他这时还是保持着军人的习性，只是询问递材料的同事这件事是否属实，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就签了字上交给公安部长，赵明随即被批捕。
但等事情尘埃落定，施义之从别人口中得知，那些言论是赵明在西藏平叛时，收集的一些反叛人员说过的话，为的是进行文学创作。换句话说，都只是赵明的文学素材，跟他本人没有任何关系。
这件事让施义之内心万分后悔，更加不愿意去涉及运动了。
可惜，很多事情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施义之在一个实权部门的领导岗位上，有些东西不是想避开就能避开的，他也在执行命令这个环节，参与到了冤假错案之中。1973年10月21日李震离奇身故后，施义之又意外得罪了两位副部长。
当时对于李震的死，有的人认为是自杀，有的人认为是他杀，副部长于桑、刘复之在经过初步侦察后，将自杀的结论申报了上去。
10月26日，周总理通知公安部核心小组成员到人民大会堂开会，于桑、刘复之一进人民大会堂就被押走“保护审查”，随后周总理指定施义之担任核心小组负责人，全面主持公安部的工作，并重新调查李震的死因，有什么问题向华国锋报告。
施义之见上面是这个态度，于是回到公安部就发动人上千人揭发，影响很大。他自己晚年也说过：“两个多月的清查，使许多干部被牵连，被批判，被隔离，受到了伤害，对此我感到十分歉疚。”
经过好几轮的调查，组织最后的结论还是自杀，于桑、刘复之随即得到释放，但施义之先前的揭发活动把两人是得罪了个透。
施义之主管公安部门后，做出过很多成绩，比如西北一个地方发生小型叛乱，他立即赶过去调查，有一个外貌老实的中年妇女和面烙饼的手法很不寻常，引起了施义之的警觉，顺藤摸瓜，成功抓获叛乱的两名头目；
还比如他指挥公安部门配合北京卫戍区抓获了5名苏联间谍，当时影响很大，后来还以此为原型拍摄了电影《熊迹》......
但同样也犯下过错误，反革命集团以上级的名义给公安部下令，施义之明知道是错的，却还是选择了执行，这就导致一些人遭遇了不公。
打个比方，他的作为就像是一把刺向别人的刀，虽然上面才是那只控制刀的手，但他这把刀也确确实实给人造成了伤害。
当然，这些事情施义之自己心里也有很大的压力，有一次军队里的老部下到公安部去看他，他望着老部下拿来的照片说：部队还是搞得活跃啊，这很好。北京太复杂了，我从不串门。今天见到部队的老同志，我感到格外亲切。
1977年，随着局势变化，施义之被停职反省接受审查。对于这个结果，他似乎早有预料，心里还算比较乐观。有人让他去找领导帮忙说说情，但他却回道：
我没问题啊，我跟那些人没有任何私人来往，没搞过阴谋。工作上的事，我该讲的已经讲清楚了，中央也应该了解我的工作，我不找！（不想）给他们添麻烦。
施义之还跟妻子说过，自己对复职不抱期望，但应该还能有党籍，这样就可以继续为党工作。但是1983年结论出来，他被认定为有“五大罪状”，最终被开除了党籍和军籍，每月只发放150元生活费。这个字，恰好就是当年被他得罪的刘复之签的。
视政治生命高于一切的施义之对这个结果难以接受，他多次上书申诉，奈何没有结果，此后他心里一直极为郁闷。
1995年10月，一批老战友在怀柔举行联谊聚会，施义之与妻子也受邀参加，那天他特别高兴，但是回去后就腹部血管瘤破裂，抢救无效去世于29日去世。
他的遗体告别会上，谭友林、孔石泉、傅崇碧等开国将军都有到场，华国锋还委托秘书转达了慰问。
其实说实话，在大运动时期谁主管公安部门都会面临着很大的压力，怎么做都容易错，施义之错就错在没有对那些不正确的命令予以抵制，导致无意间做了帮凶。
不过他跟那些反革命集团的确没有联系，审查了那么多年，最终的“五大罪状”并没有说他跟谁勾结，也没有把他归入“三种人”。
哎，只能说是时代的悲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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