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星揽史说
编辑|星揽史说
淄川博物馆有一件辽代倒灌壶。该壶造型敦厚，胎体厚重，壶腹最肥处呈现饱满的正圆，给人一种重心很稳的踏实感。
壶的整体造型似一棵长势饱满、生机勃勃的春笋，又似一滴从天而降的晶莹雨滴。通高20.8厘米，腹13.2厘米，底外径7.5厘米，内底中心孔径3厘米，重0.905千克。
尖锥状壶盖与壶身相连，并不能打开，盖尖下方有两圈凸起弦纹，凸起处露淡红色胎，胎质粗糙。短流，中间有一圈凸起弦纹，呈竹节状。壶身附泥条捏的执把，执把中间有一压印的凹槽。
圈足外底中心有孔。器身施白色乳浊釉，白中略透极淡的蓝色，全身遍布细微均匀的开片，器足及外底无釉。壶腹左右对称各有一海棠四曲形开光，开光为四片花瓣相连图案，花瓣两两相对。
四片花瓣刻画双勾边，内饰有繁体的隶书体“辽”字。字形大方古朴，字身釉色与壶身一致，书款的底被深褐色釉填满。此壶在装饰手法上是采用了胎上装饰中的刻花。
所刻的线条较宽，有明显的刀锋痕迹，字势舒展，风格粗犷。刻画花之外又运用了雕釉与填黑两种手法。推测该壶是在壶体全部挂釉后，又在壶腹双侧分别雕刻开光。
先将“辽”字从釉上刻画出来后，又把字以外的底子部分用深褐色釉填满。深褐色的底釉将月白色的“辽”字衬托得分外突出。
该壶不仅具有敦厚质朴的造型，还具有独特的内部结构。盖与壶口连为一体，并不能从盖处注入液体，在其外底部中心有一通心管直通壶体内部，只有将壶身倒置后，才能向壶内注入水或酒类的液体。
装满后将壶放正，壶腔内置的通心管会将水或酒隔开，只要注入液体在壶正置时液面高度不超过通心管的高度，壶处于正值状态下，盛放的液体就不会流出。
这其实是将“连通容器液面等高”的物理学原理巧妙应用在壶的制作上，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实用盛器，能为古人宴饮增加乐趣。
在日常生活中贮藏水或酒乃至液态调味品也比常用的壶更加封闭密实，盛放的液体既不易挥发，灰尘或蚊蝇也不能落入壶内，更加洁净卫生。
倒灌壶奇特的构造和巧妙的内部设计，充分体现了古代能工巧匠的智慧和创造力，也反映了中国古代制瓷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这种倒灌壶在宋代最为出名，元代工艺发展得愈加精湛。
《元代瓷器目录》记载倒灌壶的制作工艺奇特，烧制需经三道复杂的工序，依次连接使之成器。
辽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历史关联
辽代是我国契丹族10世纪初在北方建立的地方政权。唐末时，契丹迭剌部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及邻近各部，于公元916年建立辽朝，先后与五代和北宋并立。
耶律阿保机在位期间，辽王朝疆域东至日本海，西到阿尔泰山，南越长城，北接大漠。统治对象不仅有从事农耕的汉人和渤海人，亦有从事渔猎和游牧业的契丹、蒙古等各族人。
对于这种二元化的经济结构与民族结构，辽朝采用双重的统治体制，即“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也就是用契丹贵族统治契丹及其他游牧民族，他们被称为“北面官”。
而统治汉人和渤海人，就任用汉族地主和契丹贵族，他们被称为“南面官”。辽朝统治者在文化路线上全面采纳中原地区的汉文化，沿着汉文化轨道发展契丹族文化。
契丹的汉化源于契丹人与汉人的接触，被汉化的程度也就是受汉文化影响对其民族的改变程度。我们从契丹族历史的发展来看，他们与汉人的接触最早可追溯到元魏及南北朝时期，特别是隋唐期间尤为紧密。
唐代设松漠都督府，契丹诸部都以州县治理，这也代表着契丹更进一步地接触到汉文化。在耶律阿保机时代，因武力的扩张接触到了较多的汉人，耶律阿保机培养出的新势力也倾向于汉化。
从阿保机称帝建国后，在国家建设的许多措施上都可以看出契丹受汉文化的影响，如兴建孔庙、建造佛寺道观、祭祀孔子等，这些显然都是效法汉人帝王的典礼。
同时，立宗庙制度更是传统汉地君王的皇室制度，描画和悬挂忠正有功的官臣人像，以彰显嘉奖和表扬鼓励，对寺庙僧侣进行赏赐，赦免囚犯、放生等，无一不是学习汉人帝王的措施。
据考耶律阿保机能讲汉语，其长子突欲的汉化程度非常高，对汉文化范畴内的音律、文章、诗词都有很高的造诣。正是在积极、正面、开放的汉化环境浸染下，才能生出汉化程度如此高的契丹皇室人员。
辽朝建立后，不断对中原进行扰掠，手工业各部门主要是由战争中俘获来的汉人和渤海人发展起来，制瓷业自然也不例外。
随着契丹人由畜牧和渔猎生产逐步向农业和畜牧生产转变，其生活方式也由游牧生活转向定居生活，辽代制瓷业在技术上也受中原影响。
唐、五代开始，我国北方的邢、磁、定三州地域范围内（现在的河北邢台市及河北磁县一带）就已经出现了制瓷业。其中的定州相对位置最靠近北方，与辽地域上也最为接近。
辽朝的制瓷业生产所用的制瓷原料应是就地取材，制瓷工艺与中原的北方窑大体类似。在原料粉碎方面，据考古遗址出土的文物实物所证，使用的粉碎工具主要是石辊和石臼。
瓷器制作的成型方法主要有拉坯、印坯、镶接等。镶接就是将拉坯或印坯而成的部件再粘接起来，如器物的瓶颈、壶嘴、壶梁、壶把等部位。
在挂釉方面，根据各窑使用的瓷土不同来决定坯体成型后挂釉的工序。有的胎土相对细腻，成型后就直接挂釉，若是胎土相对粗糙质劣，那就先施化妆土，然后再施釉。
窑具使用匣钵、支垫、障火砖等，它们均用耐火黏土制造。装烧环节采用以下三种方法：一是用匣钵装烧；二是采用障火砖装烧；三是采用直接入窑烧制，器坯直接入窑，上下叠积。
辽代制瓷业采用的窑炉均为圆形的馒头窑，这是当时我国北方常见的窑炉形式。笔者所在的山东淄博淄川区，制瓷史有1500多年，境内有多所馒头窑，一直沿用至20世纪80年代。
这种北方的馒头窑形制大体相同，平面呈椭圆形，前后长5～7米，左右略窄些，立体呈馒头形。大多采用耐火砖、石块和土坯筑造，前开一券形拱门，作装窑、出窑及投递燃料烧火使用，窑内有火膛和窑床，后有四个或六个烟道，烟道与窑后面耸立的烟囱相连接。
烧窑所用的燃料均为柴草，在各窑场中尚未发现有用煤作为燃料的。但淄川地区因煤炭开采较发达，自宋代开始用煤为燃料。
辽代陶瓷器物在造型或是装饰技术方面既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也保留了其民族传统的独特风格。造型分为中原形式与契丹形式，属于中原形式的是碗、盘、杯、壶之类的生活用具。
属于契丹形式的则有鸡冠壶（皮囊壶）、鸡腿瓶、凤首瓶、穿带扁壶等。这件辽代倒灌壶就是受中原文化影响的典型器物。
这件辽代倒灌壶虽不是大件器物，也非器物主流，但它奇巧的结构与别致的造型在我国陶瓷工艺发展史上独具特色，它鲜明的“辽”字款识与中原典型器形象融合，佐证了辽这个少数民族政权在历史进程中所受的汉文化影响。
这件辽代倒灌壶代表的历史人文价值既展现了辽的地域文化，也彰显了中原文明的灿烂与渗透力。
朝阳市龙城区博物馆馆藏辽代绿釉陶佛的文化审美
辽代是一个以兵为本、以武立国的朝代，由于受自然环境、生产方式以及生活环境影响，契丹族天然地拥有草原狂野文化风格，由此，崇尚武力、勇猛善战成为其民族特点之一。
朝阳市龙城区博物馆馆藏辽代绿釉陶佛与宋代文气、温婉的造型形式形成鲜明对比，其虽然在与宋朝交流交融过程中逐渐被汉化，但始终保留着自己民族结实高大、威猛神武的血性与风格。
即便是对于有着典雅端庄特征的佛像而言，也会通过各种艺术手法，使其符合契丹民族的特点，具备威风凛凛、虎虎生威的气质，这正是辽代民族特征的真实写照。
纵观历代，佛教造像多塑以金身，以金色为尊，且辽代也存在这样的造像色彩传统。然而，朝阳市龙城区博物馆馆藏辽代绿釉陶佛却以绿色面世，究其原因，乃与契丹草原民族的生活习性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契丹是典型的游牧民族，对绿色情有独钟，对大自然充满着无限的亲近之感，渴望青翠茂绿的风光景色。因此，辽代佛教造像以绿为美，也就不足为奇了。
器以载道，物以传情。在统治稳定以后，辽代统治者主动积极学习儒家文化，与汉人进行频繁接触，在形成多民族杂居景象的同时，逐渐接受了汉族文化特别是吉祥文化。
而子孙满堂、香火鼎盛一直被华夏儿女视为人生的福气。朝阳市龙城区博物馆馆藏辽代绿釉陶佛对吉祥文化有着深刻的映照，将中国传统文化中宗族繁盛的观念予以物化与再现。
其掌托男女二童，男童光头，额上留有一撮刘海，女童头梳二髫髻，双手捧于胸前。这一方面体现了辽代男女平等的社会观念，另一方面体现出契丹族对吉祥文化的追捧，蕴含着一种子孙昌盛与万代延续的美好愿望。
结语
从这尊辽代绿釉陶佛中，可以窥见辽代造像艺术融合传统佛教造像风格，注重将源于个人切身体会的艺术想象与传统观念下的佛教形象相结合，打造符合民族审美的佛教造像，使其在包含物象情感真实性的同时，又兼具人间生活的气息与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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