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老友记第四期：贾康×王巍
直播时间：2024年3月1日下午14:00-16:00
视频转译文字稿整理（具体如下）：
王巍：金融博物馆老友记的第四期，特别邀请的是老朋友贾康先生。大家都知道，大约十年前，金融博物馆书院曾邀请了很多嘉宾来交流观点，彼此激励。活动曾经在北京、在全国都非常火爆，疫情之后，很多老朋友说还是希望能再见面，特别在新的平台上。今天在抖音的平台上，面对更多年轻的朋友去表达，当然更多的是为了学习，因为时代在变化，未来是年轻人的，我们希望跟抖音的朋友见面，也是希望有机会得到大家的理解和支持，同时我们也了解下今天和未来的前沿动态，我们博物馆老友记邀请的朋友，大都是在我这个年纪，我们共同经历过改革开放的这样一个时期，所以今天我们请了贾康。
在网络上，我们可以看到贾康是一位非常著名的财税专家，也是中国财政部科研所当年最年轻的一位所长。我们虽然认识很多年，但因为他是学者，我是做生意的，所以对很多情况并不是太了解。两年前，在疫情期间，他给我寄了一本书叫《贾康学术自传》，我看完之后觉得非常震撼，突然发现我们都是同代人，当年都插过队、下过乡，他还拿过枪、当过兵，然后一起考入大学，之后还都到国外留学，又在体制内工作。但是他在改革的整个大环境下，似乎始终在孤独地走一条学术研究和政策制定的道路，同时又在微博上很活跃，他有大量活跃的粉丝，与他们进行互动，可谓是“上得了厅堂，又下得了厨房”，这样就使他的人生非常丰厚，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所以今天请贾康来跟我一起来聊下当今经济形势和税改话题。我们先从他的简要经历来说起。贾康，请你先来介绍自己的简单经历吧。
贾康：今天观看直播、参加活动的各位朋友，大家好！首先我要感谢王巍会长的邀请。其实这样的机会也挺难得，在这里跟大家交流过程中，我觉得就王巍会长刚才提到的一些要点，我们可以在讨论互动过程中，抓重点来回应一些大家关心的问题。王巍会长说他自己是经商的、做生意的——他很善于观察，其实比较客观地来说，他是一个学者型的社会活动家，然后才是企业界人士，说他是企业家，但他又跟金融有不解之缘，可以说在金融领域里如果有金融企业家的话，他绝对是一位。他在金融理论联系实际上，所做的从历史去对应现实的系列金融博物馆，他是国内首位开创人。
话题1、忆“莫干山会议”经历及影响
王巍：咱们今天不互相吹捧。我首先从一个最重要的事情来说，老贾和我是同一代人，我们这代人都经历过一个重要的历程和一次重要的会议。在改革开放中，1984年在浙江的莫干山有一个会，叫“莫干山会议”（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会议集聚了当时当时30-40岁左右的一批先进的思想者，虽然没有权势，没有地位，但那个时候他们是面向世界掌握了一批最新的理念的群体，他们把这些理念带到莫干山会议上这去互相交锋，讨论出新的改革的模式，结果产生了一大批非常杰出的优秀人物，在后来的30多年中，他们逐渐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甚至政治领域中的骨干人士。贾康当年就很年轻，他参加了莫干山会议，我想请贾康介绍一下当年莫干山的会议你是怎么参加的？你在那次会议当中有哪些想法？后来莫干山会议的一些想法和观点对你一生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贾康：1984年，中国的改革开放经过前面几年的运行过程，有了令人鼓舞的进展，也有很多明显的挑战和困惑。那时候就开始有了所谓“中青年研究者”的概念，最早是那次会议之前的1979年底，国家领导人接见年轻的经济科学研究“四君子”，即翁永曦、王岐山、朱嘉明、黄江南。他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机缘巧合，最后可以把他们的意见上报给最高决策层，实际上也是支持了科学决策。按我们现在的说法就是，中青年以自己智力方面可能做出的贡献，加入了改革开放的这项宏伟事业当中。实话实说，1984年开莫干山会也带有一些偶然性的，是一些中青年聚在一起先行策划，并且得到了体制内一定的支持，比如当时在中央层面来说，是《经济日报》的领导和中组部中青年干部局等给予了支持。最后选定的地点在浙江，因为当时浙江的省领导给予了支持，还有浙江省社科院当时已经担任了副院长的一位中青年同志，在组织方面起了很重要的落实作用。再有，就是当时中青年大家都比较认同的一种情怀与共识，可能现在年轻人听起来有点宏大叙事意味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其实是微乎其微，但是一个群体合在一起，就可能在某些节点上、特定情况下，可以真的产生一种积极的推动作用。莫干山会议应该讲，它所产生的积极推动作用是值得肯定的，成为一种代表性的事件，使当时的中青年从原来在体制中认为参加所有的活动只能坐后排，只能听着，变成了可以到前排、到一线上来发表意见观点的一个群体。当时莫干山会议的组织，的确是有一些特色的，是对全社会公开征集论文邀请入选者作为正式代表出席，不讲资历，以文取人，在全国很大量的征文里面挑选了124人。当然也还有一些特殊的条款，比如我怎么参加的？因为自己对研究感兴趣，在此之前经过努力写了一篇论文——《论广义狭义价值规律》（是在孙冶方先生关于价值规律的重要认识概念上的展开），得以发表在《经济研究》上，于是在五道口读研究生的蔡重直，您（王巍）的同学，他当时是组委会成员之一，认为我有一定的学术方面可以信赖的素质，就跟我联系，让我参加中青年论文初评和“莫干山会议”。另外，大家总说金融、财政各有一个“黄埔军校”——那时是在财政，你们是在金融，两边的年轻人相互之间有联系，同学之间交流很多，闻讯可以骑车去五道口旁听厉以宁老师的课。所以一说就觉得很认同，我愿意参加来做审稿人。他说你就不用自己投稿了，就把你这篇《经济研究》文章作为你的资格认定。我参加后，在中组部的招待所开过审稿专门会议，我印象里会上黄江南还慷慨激昂地说了一番，讲到年轻人要在改革和发展方面提出我们自己的idea——说时带着英文单词的。
在我参加以后，抱回来一大堆收到的投稿，我也很认真地提出了初步意见。这是处于筹办的过程。最后当然有一个小范围确认人选的会议，那我没参加，王小鲁应在那里边。我记得自己推荐了一个西藏的年轻小伙子，是西藏交通部门的，他写了篇交通体制改革的文章。不敢说那文章写得多么好，但我觉得他有作为年轻人对改革的这样一种热忱，另外他是在西藏边远之地，认真来考虑并提出自己建设性的意见，我就推荐了这个人。他最后真的被选上了，据说他的路费还成了问题，从西藏到莫干山，这个路费谁来解决？当时会务组也没有这笔费用，但后来听说还是特批的。具体程序中还有一些花絮。不过后来这个小伙子和我没有任何联系——当时他到了会上我一看真年轻，就是一个高中生的模样。还有一个是谁呢？在金融界后来挺有名的一个人，叫贝多广。他写的文章，我一看这人水平高，就毫不犹疑推荐了他，这是当时参与筹备的一些事情。
说到后端，莫干山会议的模式，是使大家有了一个对于中青年群体形象的认同，真的是登堂入室了，可以讨论国家大事，不是说开会只能坐后排了。另外就是会后整理的意见里边有一条，是当时推动了中央特别关心的价格改革。对价格改革那时有调派、放派和调放结合派。最后中央认同的是调放结合里所谓双轨制的思路。双轨制被认为在历史上是中青年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的一个很典型案例。再往后又激发了更多的人，就是理论联系实际，怎样给中国改革和发展提供类似这样的意见建议？双轨制本身建议的水平多高，在学术界是什么地位，现在也还有争议。但是这个事情本身确实产生积极作用，用一个不严谨的词，那显然是“正能量”（其实学术上如要严格讲“能量”，它并没有方向性，它不是矢量）。
王巍：80时代末期有两个最活跃的词汇，一个双轨制，另一个是二元经济。那时候中国所有事都是统一的，突然来个二元经济，来了个双轨制。我在这里插一句，我们得呼唤贝多广，下次希望他也能过来聊。他后来成为一个著名的普惠金融研究所所长，在人大，而且他推广普惠金融取得了很大成绩，我们下次请他来聊聊经历。
贾康：他的大致经历我也知道。后来他（贝多广）进了财政部，是体制内的公务员，但后来他又下决心出去，下海了，现又回到大学里，是不是就是他的书生本色起到了作用。
王巍：他最近干一件事，我觉得挺好，就是修家谱。因为贝家是一个大家族，包括贝时璋、贝聿铭，在苏州那一带的贝家很大，因为在苏州有金融博物馆，他把家谱修整得非常漂亮，我还保留一套，很有意思。将来我展览要给他展出来，贝家家谱，很有意思。我接着再谈这个问题，你当时很年轻就参加了莫干山会议。
贾康：我也不算是最年轻的，但在那些人里面算是中等年纪。但实话实说，我跟他们那些风云人物相比，差了一个档次的。当时对一线风云人物，我们也是要仰视他们的。
话题2、贾康忆中南海集体学习的感受
王巍：当时莫干山会议我们都知道，但是为什么五道口人去参加很少？大概就有一个，刘瑜参加了。因为当时五道口的人内心更加关注金融市场，所以五道口一批人去编了一个蓝皮书，推动中国金融的开拓口，是从金融市场开始。1984年在合肥，几乎是同时，所以我们这边很关注这个事情。我知道后来在你做了财政部研究所所长之后，多次进入“大殿”，到中南海，见庙堂之上的总书记、几任总理，还去政治局那里进行集体学习。你能不能描述大体上这几届，你的主要观点在庙堂上怎么去献策？
贾康：我就回忆着说一下。最早要说到的，是朱镕基同志担任总理那个时候，应该是在20多年前的2002年，其实他面临任期要到点，但他想到了要开创一个先例，以总理之尊专门主持经济专家座谈会。那次会议开了一整天。当时请的专家大概十个人左右，而且特别安排中午在中南海里让我们吃了一顿饭——部长们都说他们在中南海里可是吃不上饭的，但那天中午是当时的国务院秘书长马凯专门带着我们在海里吃了一顿饭。那次会上，我的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镕基同志愿意插话，说到的一些，你如果跟他观点不太一样，好像他也觉得不算什么大事。因为实话实说，我们知道体制内的官员，习惯就是领导说的话，你不能再多说什么不一样的观点，顶多是在会议结束后，你于下面委婉地提一下想法。
既然是讨论，我就在发言时说了一套宏观数据，当时知道的国外一些有影响的预测主体是怎么看中国经济形势，自己拿到的数据是什么。镕基同志说了一句，你这个数据与我看到的不一样，然后我马上就回应了——我不知道委婉一下，说我是昨天刚刚看到的哪里的数据，他也就欣然接受下来了，没有说你拿的数据没有我的更权威。我事后才回过神，似乎我不应该那么直截了当地回应，但发现对这也没有人指责我，没有人觉得这是个什么事，还是比较放开地讨论问题。朱总理这样开了头，这个事以后在温家宝总理上任后，就全都续下来了，年年要开。说实话，温家宝总理他那时，一年我不是参加一次，要至少一年参加两次，一般都参加的。我当时是以财政科研所的所长、研究员这样的身份去参会（我担任了13年的所长职务）。
家宝总理的第一次会是紧跟着2002年的，因为他于2003年出任总理。在会议一开始，他引导气氛轻松活跃起来。樊纲、陈淮、我，三个人这边对面坐着，家宝总理就问，陈淮同志，你多少岁了？陈淮说，“我年过半百”——因为当时他已50岁出头。然后总理他又问，樊纲同志，你呢？他说“我年方半百”（他正好50岁）。再轮到我了，我得接着说，我说“我年近半百”（那年是49岁）。那时所有部长们哄堂大笑——这三个人跟“半百”干上了。这是当时记得很清楚的一个事。
后来还有一个事，有一年在中南海里家宝总理主持的会，时间不够用了。前面吴敬琏老师特别兴奋，超了时，后来他又插进去，又多说了一段时间。后来剩的还有三个人，我是其中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应该是发改委系统的一位专家），就没时间发言了。家宝总理看过来，因为当时就要轮到我了，说你们是不是这次就先不发言了？我说：总理，能不能给我三分钟？我申请三分钟的发言，他当时就说，好，你讲吧。很开明的。后来我也意识到这其实是犯忌的，人家领导都说了时间很紧张。但是我还是很清晰地用三分钟把基本的观点都说出来了，后来也没有人批评我——没有人说你抢时间这是不对的，跟总理要时间啊。
不敢说我们提的观点就有直接的效果，但肯定是加入了当时决策里面的综合思考的。比如说在家宝总理那时候，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我们已采取一系列的积极财政政策，他面对的问题是再到后来面对着2003年又突发SARS，这个事情怎么掌握？只能回忆上来说，我们还是尽可能理论联系实际，强调的是要有总量上面的继续扩张，同时也一定要有改革和结构优化方面的一些可操作的重点。对这些事情，在中央后来实际决策中间，还是会吸收我们的一些意见建议。
（未完待续）
贾 康 简 介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肃、广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安徽大学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1995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品质层次学术交流带头人。多次受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第二届理事会期间任首席经济学家），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2020年又撰写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供给侧改革主线上的未来财税》、《财政学通论》等多部专著。2021年与刘薇合作《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一书又获评“2021年度中国好书”。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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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学问的甘苦，如鱼在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但关于做学问的“指导思想”，我愿意在此一披襟怀：写出一些论文或著作并不是目的，这是探索之途上的一小步，是争取为人类的思想认识之海中加一滴水。我深信，一切人生的虚荣浮华都是过眼烟云，而真正的学术和真知灼见，才能垂诸久远。
—— 贾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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