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自古以来啊，这撒谎的权力，那就像块金疙瘩，被皇帝给独揽了去。其他人等，哪怕是有那么一丝一毫的欺瞒，那就得被扣上个欺君罔上的大帽子，那可是重罪，弄不好还得牵连家族，全家老少都得遭殃。
尤其是那些号称一代雄主的帝王，他们对于欺君之罪，可谓是深恶痛绝，恨之入骨。然而，令人咋舌的是，这些帝王在严斥他人撒谎之时，自己却不时炮制出更为惊人的谎言。
就拿罪己诏来说吧，每当朝政混乱、天灾频发、政权岌岌可危之际，皇帝便会发布罪己诏，声称要自我反省，检讨过失，展现其敢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勇气。
然而，这些帝王自我检讨的文书，却往往成为了他们撒谎与测谎的工具。一旦这些谎言被揭穿，它们便如同笑柄一般，被后人嗤之以鼻，指着鼻子嘲笑不已。
最典型就是明朝的崇祯皇帝，从1635年崇祯八年到1644年崇祯十七年死前，崇祯共有六次罪己诏。我们重点讲讲崇祯第二次颁发的罪己诏。
1637年崇祯十年，北方大地遭受了一场空前的旱灾，其严重程度令人咋舌，甚至引发了蝗灾的肆虐，导致中原地区陷入了深重的饥荒之中。
在那场灾难中，人们为了生存，竟然陷入了人相食的悲惨境地，草木被啃食殆尽，社会动荡不安，土寇也趁机作乱，局势岌岌可危。然而，令人痛心的是，面对如此惨状，朝廷并未积极组织救灾，反而加重了对百姓的剥削。
在崇祯帝的心中，政权的稳定似乎凌驾于一切之上，剿灭农民起义成为了头等大事。剿匪自然需要财政支持，为了筹集军费，平定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义，他思前想后，推行了一项新的税收政策——按照田亩不论贫富统一征税。
这招确实很缺德，崇祯皇帝为了掩饰，就在圣旨里面讲得非常好听，《明史卷一百四十》崇祯说：“勉从廷议，暂累吾民一年，除此腹心大患。其改因粮为均输，布告天下，使知为民去害之意。”什么意思，就是大家忍一年，一年以后，咱们把李自成他们消灭了，一切都还原。
天灾加上辽饷﹑剿饷和练饷等税赋接连不断，那百姓的日子啊，就更是雪上加霜了。崇祯看到这形势，他就下发了第二次罪己诏。
在这诏书里啊，他倒是说自己没能使至诚之心上达天听、朝廷恩泽没能广布天下，自责了一番。可是诏书的更多篇幅，却是用来警告官员不得横征暴敛，欺压百姓。
崇祯这种甩锅口是心非的撒谎术，效果也就只有一个，那就是官员们集体躺平，对朝廷的危机视而不见，也不再积极为朝廷出谋划策。他们心里都清楚，就算提出再好的建议，也只会被崇祯帝以各种理由拒绝或忽视。
于是，他们就开始明哲保身，只顾自己的私利，对朝廷的危机那是视而不见。以致崇祯一朝的内阁阁臣达五十人之多，整个明朝内阁阁臣一共就一百六十多人。
这样，特别是这个被崇祯帝称为“暂累吾民一年”的“剿响”政策，自崇祯十年起便一直实施，直至崇祯十七年大明王朝覆灭，都未曾停止。
这一政策不仅未能有效筹集军费，反而加剧了百姓的苦难，让大明王朝在风雨飘摇中加速走向了覆灭。这种言辞与实际行动的巨大反差啊，无疑暴露了崇祯帝的虚伪。
第二次罪己诏的发布，这种明显的撒谎与背信行为，让崇祯帝的罪己诏彻底沦为后世的笑柄。从此，他的罪己诏不仅未能挽回官心民心，反而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在研究历史时，崇祯帝的这次罪己诏撒谎行为常常被作为一个典型的例子来讲述，成为后人嘲笑与反思的对象。
然而，也有皇帝玩的比崇祯强，就成了教科书级别的，就成为大家今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时，必须举出的正确范例。请看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