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刑警抱过同一个婴儿，两个被免职，一个再也不和孩子打招呼

最近看到一个视频，一个女人为了不交罚单，把怀里的孩子不断地往交警身上丢，交警接住孩子，女人夺过来又丢。
女人把孩子当成威胁人的工具。

这么多年，父母看待孩子的眼光一直在变化。曾经是养儿防老，后来会觉得孩子是自己生命的延续，把没实现的愿望转嫁给孩子。现在，可能大多父母都知道，孩子是独立的个体，他们有自己的未来。

父母看待孩子的观念在变好，但可惜还不是所有。

我一个警察朋友说，他最怕嫌疑人利用无辜的孩子。

他所在的小城，是当地的毒品中转站，当警察6年，他见过千八百吸毒的人，每年至少亲手抓十来个涉毒人员，老刑警甚至教他，如何从毒贩手里抢孩子。

然而，这些年来，给他留下最大心理阴影的就是个1岁孩子的妈妈。

这个案子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他都不敢跟小孩打招呼。

回县公安局的路上，我坐在商务车的中排，怀里抱着一岁多的男婴，满心惆怅。

我没多少抱孩子的经验，原来一岁的孩子这么轻。看着他乱动的手脚，我把孩子搂在胸前，既不敢抱得太紧，又怕他有一点磕碰。

孩子穿着灰色的短袖小衣服，套一条白色开裆裤，还穿了双可爱的红色花纹小鞋子。

他还这么小，但皮肤已经黑黑的了，看来没少跟着母亲在外面风吹日晒。

我心想，他会不会打生下来，就跟着贩毒的母亲一起坐火车穿梭各地了。

此刻，孩子的母亲坐在我们身后，双手戴着手铐，由警察看守。就在刚才，这个年轻的母亲以孩子为掩护进行毒品交易，被我抓了现行。

孩子一路上都很安静，后面的母亲似乎还没从被拘捕的震惊中缓过神来，车厢里只有大人和小孩的呼吸声。

那是2013年7月28日，这一幕已经过去6年。但我依然忘不掉孩子在我怀里时，露出的笑脸。

我当了七年警察，破过很多案子。如果能回到那个起点，我宁愿不接下这个案子，宁愿它没有破。

那个清晨，如果我睡得再沉一点，就能错过线人打来的电话了。

2013年的7月26号的，我迷迷糊糊地听着线人汇报线索：县城里有名吸毒人员“老拐子”，要在两天后的下午接一批海洛因。

我心里很矛盾。那阵子，我们重案队特别忙，根本腾不出多余人手。但毒品案子又没有小事儿。

我想了一会儿，给禁毒中队的队长作了汇报。

那边挺爽快地把活儿接了，但队长说：“程哥，要不你也稍微跟一下？只要人抓住了，后面你就不管了。”

我同意了，但不知道，一个大麻烦就要来了。

28号中午，我穿着便衣站在县火车站的广场上，盯着出站口的方向。

12点40分，火车准时到达。没过多久，一个穿粉色短袖，黑牛仔裤，身后背小包的女人出现在我的视野内——她就是毒贩阿莫，一个西南少数民族的女人。

阿莫身材矮胖，除了左臂露出的纹身，看上去实在太普通。只是她怀里的孩子在我看来，特别扎眼。

我想过很多种抓她的场景，却唯独没想到她贩毒还带着娃。这襁褓中的婴儿在无形之中，给我们的抓捕行动增加了难度。

我曾经接触过阿莫这样的贩毒嫌疑人。孩子对她们而言，就如同一个逃避侦察的“挡箭牌”。

如果警察不能在第一时间把孩子安置好，那对方就会抓紧孩子不撒手，把一场抓捕变成没完没了的扯皮。甚至有些人会专门收养孤儿，拿来威胁警察，就为了“用着不心疼”。

没空让我多想，阿莫已经上了一辆出租车。一路上，出租车明显绕路，最后停在了一栋大厦的对面。

老拐子已经在此等候了，他眼圈发黑，满脸油光。远处，有两名禁毒中队的民警暗中盯着。

阿莫下车，没有立即和老拐子见面，也没低头看看孩子，而是站在路边张望了好一会儿。她熟悉了环境才慢悠悠地过了马路，跟着老拐子，一前一后，走进两栋大厦之间的小胡同。

这条胡同不深，走不了几步再拐个弯，就有个小停车场。看着他们的背影消失在拐弯处，我悄悄往前摸，一扭头正好看见阿莫。

我冲上去，先一把抢过孩子，再亮出自己的警察证。同事也冲上来，迅速掏出手铐把她反手铐住。

局里的老民警早就教过我，遇到带着孩子的毒贩，抓捕的时候一定要把孩子先抢过来。这样做，不仅嫌疑人更容易被控制，更重要的是，不会伤到无辜的孩子。

阿莫看起来已经吓懵了，她脸色煞白地说：“我什么都不知道。”

而阿莫带的孩子就像“大场面”。被我抢过来，他没受惊大哭，反倒在我怀里咧开小嘴。

他咯咯笑了，大概以为这是个游戏。

办案中心。我们从阿莫随身背的小包里搜出了500多克海洛因，贩卖这个数量的毒品，最少是无期的量刑。

自打被抓，买家老拐子就满脸挂着“不算个事儿”的表情。因为常年吸毒，他把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摸得门儿清。他很清楚，自己没和阿莫完成交易，顶多尿检过不了，被拉去强戒所关两年。

但阿莫的情况就比较特殊了。她之前没有犯罪记录，是头回被捕。孩子是她亲生的，且尚在哺乳期。

和运毒相比，贩毒情节是更严重的罪行。我们想从阿莫这里拿到一份扎实的笔录，就必须排除干扰，尽快通知她的家人把孩子带走。

阿莫的孩子，被我转交给禁毒中队的女民警罗姐和小张来照顾了。孩子一路都不哭不闹，被交到罗姐手上的时候，依然很懂事地看着周围的警察傻笑。

罗姐接过孩子的时候，阿莫没有阻止，只是盯着她发愣。

我不知道阿莫是被抓之后没缓过神，还是作为母亲舍不得孩子，嘴上却不敢说。

接下来，禁毒民警对阿莫的讯问很不顺利。阿莫全程装作无法沟通的样子，哪怕连自己的基本信息都拒绝回答。

在小县城里，我们一时半会儿找不到能和阿莫说家乡话的人。整个下午，民警都不得不和阿莫鸡同鸭讲。

阿莫抓到，这案子我就算是交出去了。但晚上，我还是临时去县局看了一眼，想帮帮忙。

我到的时候，阿莫刚给孩子喂过奶，又重新被拘束在讯问椅上，和对面的两个民警无声地对峙着。我扫了一眼电脑上的记录，有价值的内容基本没有。

“毒品哪来的？”我忍不住问。

“别人塞的。”阿莫说出汉语短句，咬定自己和毒品没关系。

我继续问：“你来这里干什么？”

“旅游来了。”

“那你跟老拐子是怎么回事儿？你俩啥关系，为什么他要的毒品会塞到你包里？”

阿莫沉默，再开口，就说起了她的家乡话。

民警私下告诉我，他们每次问到关键问题，阿莫都会这样回避。我们很无奈，当时的情况，就连讯问前的热身阶段都进行不下去了。

晚上10点左右，我们结束讯问，押着阿莫去侯问室休息。倒不是心疼这个毒贩，而是她的孩子还小，该休息了。

候问室面积不大，进门右手边是看守民警的电脑桌。晚上，罗姐和小张各带两名辅警，负责轮流看守。左边是一大面铁栅栏，背后摆着一把长条凳和一张单人床。

一天折腾下来，这对母子终于有时间相处了。铁栅栏背后，阿莫抱起床上的孩子，轻轻掂了掂，亲昵地哄着。

孩子也伸出小手，试着去抱妈妈。

阿莫的家人已经在赶来接孩子的路上。他们相处的时间不多了。

我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心想：如果这间房里没有手铐、栅栏、监控和警察，这对母子互动的场面其实还挺温馨的。

可让我没想的是，第二天一早，禁毒中队的人急冲冲地打来电话：“赶紧回队里，发命案了！”

我刚进大楼，就听见办案区传来女人的哭声。我以为是阿莫的心理防线被攻破了。

电话那头催得急，我顾不得去看阿莫，一进办公室，就感觉气氛不太对。大家都阴沉着脸，不说话。

这是出大事儿了。

“今天早上，阿莫的孩子死了。”队长说。

我震惊。那个就在两天前，我才从阿莫手上抢过来，小心翼翼抱过的孩子，就这么没了？我一时难以消化这个消息的真假。

“命案就是这个事。”打电话叫我来的民警在一旁解释。

候问室的监控画面出现在办公室的显示器上，画面上的时间，快速倒退着。

早上6点31分，阿莫被孩子的哭声吵醒了。她起身下床，抱起孩子，背对着在门口看守的罗姐，坐在凳子上。

监控正对着阿莫的后背，她做了一个掀起上衣的动作，看样子是在喂奶。我无法看清她怀里的孩子，只能看到阿莫俯下身，用手臂紧紧裹住孩子，右手伸向了孩子的头部。

不好的画面出现了。

只见孩子肉乎乎的小腿悬在空中，猛地踢了好几下。只不过十来秒的功夫，这种费劲的挣扎就停止了。

我看着阿莫放下衣服，把孩子轻轻放在床上，还盖好被子。孩子就像刚吃完奶，满足地睡着了。阿莫直起腰，转过身来，面朝门口，坐回椅子上。

这时，民警小张不在屋里，罗姐以为阿莫喂完了奶，又低头看起了自己的手机。她根本没发现孩子有过短暂的挣扎。

阿莫呆呆地坐了一会儿，然后走到铁栅栏旁边，向罗姐借手机。她用普通话说，自己想给母亲打电话，催她赶快过来接孩子回家。

起初，阿莫说话的声音还很轻，渐渐地，她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大，还带着哭腔。罗姐有点慌了，赶紧抢下手机，把阿莫铐了起来。

罗姐突然意识到，候问室里不太对劲。

阿莫这么大声的哭闹，竟然没吵醒孩子。她进去走到床边，发现孩子的眼皮微微睁着，脸色不太好。她又伸手摸摸孩子的小肚子，一点起伏都没有，没呼吸了。

罗姐慌了，立马就要往门口跑，可她好像又意识到不能让阿莫一个人呆在候问室里。她朝外面大喊，过了5秒钟，小张跑了进来。

打电话叫120，打电话给领导，她们放下电话，就围着阿莫焦急地问：“刚刚，你到底对孩子做了什么？”

阿莫情绪激动，她看着床上的孩子，突然双腿一软，晕了过去。

没人知道她为什么要掐死自己的孩子。

然而，县警察局里死了人，这起案件性质完全变了。

领导把案子交给了重案队，阿莫又回到了我的面前。

我脑子里一直想，如果我当初没有接下这个案子，阿莫的孩子还会死在警察局吗？

满脑子都是孩子死亡瞬间的画面，我极度愤怒，甚至怀疑阿莫是故意在装晕。

我去医院找阿莫时，她已经醒了，没哭没闹，就是静静地坐在病床上发愣。一会儿闭着眼，一会儿又睁开。

医生说她的身体机能一切正常。

刚发生了这样的大事，我们觉得，必须把阿莫放在看守所里才稳妥。

“走。”我对阿莫语气严厉。

她看了我一眼，很麻木，没有任何反应。我只好把她拉起来，戴了前铐。

在去看守所的路上，阿莫一直不吭声。接下来，我们对她进行突击讯问，她却好像已经建好了心理防线。无论我问什么，怎么问，阿莫都只是背靠讯问椅，耷拉着脑袋，一口咬定：“侯问室的空调温度太低，把我的孩子冻死了。”

我们僵持到下午3点多，队长让我赶紧撇下手上的事情回县局，“检察院的人来调查情况了。”

我越想，越觉得不对。

我们县检察院，通常不会这样急着派人出现场。一般都是让当事人自己去检察院。阿莫的事情，可能远比我想象的更严重。

禁毒中队里年轻人多，平时我还没进门，就能听见民警们在说笑。那天，我刚走进他们办公室，就发现罗姐和小张都不见了，其他人坐在沙发上抽烟，不说话，不知道是在等什么。

有人告诉我，罗姐和小张已经被带到另一个办公室，接受检察院的审查了。

随后，我也被叫到两位检察官面前。

按照要求，我把自己从接到线人的情报，到抓捕阿莫安置孩子，一直到刚才带阿莫去看守所的全过程都详细还原了一遍。最后，我还在笔录上签字，按了手印。

出了门，我不禁有些后怕。

我不是担心自己，毕竟整个案子从程序上来讲，没有一点问题。而且阿莫的孩子死的时候，也不是我在当班。只是我没想到，因为我提供的一条普通的贩毒线索，竟然引起了禁毒中队里这么大的震动。

我们小看了阿莫，她的确是个母亲，但也真的是个心狠手辣的毒贩。那个还在吃奶的孩子对她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坏事终究还是来了。下班前，队长告诉我，检察院已经立案，负责看守阿莫的罗姐和小张被带走了。

瞬间，我的脑子一片空白。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是我接的线索，让罗姐和小张遭遇了横祸。

小张刚入警没多久，是个新人，工作才刚刚起步；罗姐人有亲和力，总是帮忙我们照顾嫌疑人的孩子。我记得带阿莫回局里的那天，我先下了车，对罗姐说：“给，是小孩。”她轻轻接过去，把孩子逗得开心极了。

入警这么多年，风里来雨里去。可我头一次觉得，自己特别无力。

第二天早上，事情的发展已经超出了我的预估范围。

市局主管刑侦的副局长，亲自带人来我们县。案情分析会上，法医汇报了尸检情况，“孩子并非冻死，而是在生前遭遇了捂堵口鼻，以及扼压颈部致机械性窒息。”

会还没开完，楼下的门卫就闯进来报告：阿莫的母亲带着两个老乡，正在楼下的大厅里又哭又闹，要求见局长。

我赶到楼下，第一次见到了阿莫的母亲。

老太太又瘦又矮，头上戴着一顶很有民族特色的帽子。她和另外两个女人坐在地上，边哭边说着我们听不懂的话。

队长把阿莫的母亲请到群众接待室，倒上茶水，把案子的前因后果讲了一遍。但阿莫母亲却一口咬死：“孩子就是死在你们公安局了，必须赔钱！”

中午，我在院子里发现地上满是被掰开，露出肉馅的包子。门卫大爷说，食堂阿姨怕阿莫母亲她们饿着，特意送了一些现蒸的包子。阿莫母亲非说里面下了毒，不仅扔了包子，还把阿姨给骂哭了。

我们不仅要接受检察院的调查，还得扛住阿莫母亲施加的压力。一时间，大家被夹在中间，情绪都跌到了谷底。

第二天一早，阿莫母亲带着4个女人又来了。一开始，她还听从我们的建议，到接待室等消息。后来，可能是感觉给我们的压力不够，就索性全坐在大厅里哭闹、绝食，累了就直接躺在地上。

我发现，阿莫的母亲不只会闹，还很懂得施压的分寸。

她在局里那么嚣张，却不敢把这件事闹大。既不找媒体，也不上访，只要钱。

她好像知道孩子是被阿莫掐死的。

出事那天，我们打电话催她尽快坐飞机过来，看孩子的尸检情况。可阿莫的母亲明确拒绝了我们，只买了普快火车，一点都不着急。

正常情况下，家属不会拒绝看亲人的遗体，哪怕对尸检没意见，也都想再多看一眼。

更何况，死去的还是那么小、那么乖巧的外孙呢。

现在，我不光要让阿莫对贩毒的行为供认不讳，更要让她供述自己杀了孩子的理由。

那几天，我把时间都耗在了看守所里，想尽办法让阿莫多说一句话。阿莫依旧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有时还故意气我，我问着问着，她会假睡打呼噜。

愁了三天，直到看守所里响起了阿莫的家乡话。

阿莫老家派过来两名民警和3名村干部辅助我们调查。

听到民警用家乡话叫自己的名字，装睡的阿莫有了一点反应。她断断续续地答了几句。案子稍微有了一点点进展，至少我在电脑上把阿莫的基本信息填全了。

然而在孩子死亡的问题上，阿莫依然坚持是侯问室的空调冻死了孩子。

第二天上班，我把阿莫家乡的民警带去看监控回放。

跟着监控里传出的哭声，阿莫的话被一句一句翻译了出来。

“孩子死了，已经死了。”

“孩子被我掐死了。”

“妈妈，孩子死了，现在已经死了。”

“我一时糊涂，生气把孩子弄死了。”

“不能跟别人说，你藏得住就藏，别人问孩子是怎么死的，你就说孩子是冻死的。”

我注意到，阿莫似乎没有“常识”，她知道我们听不懂她的家乡话，却不知道这里有监控，她的行为根本无法掩盖。

孩子死亡的瞬间，哪怕一遍，我都不想再多看。听完翻译，我立即联系了看守所所长，请他安排一个阿莫的老乡，给我做“内线”。

我给内线一周时间贴靠阿莫。为了不让阿莫起疑心，我还是照常去看守所，每天准时提审她。

了解阿莫的心理活动，将会是我们询问的突破口。

读警校的时候，我的老师曾经说过：“孤独”是嫌疑人最大的敌人。

也就三四天的时间，在看守所这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阿莫果然开始变得脆弱。内线是个大姐，阿莫就经常对她哭诉心里话。

内线说，阿莫的老公因为贩毒，已经被江苏警方抓捕了。

阿莫流着眼泪伸出手，希望能把掐死孩子的手砍掉，惩罚自己。阿莫竟然说：“我要是能出去，不知道接下来应该怎么生活。”

贩毒、杀人，她竟然以为自己会被释放？她确实完全不知道自己做下的案子会面临什么刑罚。

其实，阿莫知道自己早晚会被警察抓。但真进来了，她又完全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应对。她状态很糟糕，毒瘾一犯，“脑子就像傻掉了。”

她太愚昧了。

内线从阿莫口中得知，那天早上，孩子的哭声吵醒了阿莫，她突然觉得自己很无助，意识到自己的人生已经彻底完了。

“她决定破罐破摔，先亲手把孩子送走。”内线说。

阿莫的软肋终于暴露了。内线汇报完的第二天，我在去看守所的路上，又收到了一段短视频。

“希望对你们有用。”同事说。

阿莫杀子的真相，终于被揭开。

看守所民警把视频点开，给阿莫看。

刚开始，阿莫闭着眼睛不理，当听到视频中传出熟悉的笑声，她突然挺直腰坐了起来，睁开眼睛，盯着屏幕。

那段视频里，罗姐隔着候问室的铁栅栏张开双手，笑眯眯地呼唤着孩子。孩子仰起小脸很努力地笑着，他手脚并用，一点点向前爬，眼看着离罗姐和手机镜头越来越近，小脸蛋上的五官也越来越清晰。

铁栅栏的缝隙太小，一岁大的孩子都钻不过来。阿莫好像忘记了自己所处的环境，依然沉浸在笑声中，仿佛孩子就在自己的面前。

不到20秒，视频结束，屏幕变黑。

阿莫愣了几秒钟，突然失声痛哭。她嘴里呜哇呜哇地说着家乡话，我隔着栅栏递了一张纸巾。

“孩子需要一个真相，我们也知道你是爱孩子的。那天你只不过是头脑发热，你说说吧，孩子到底是怎么死的。”我说。

阿莫没吭声，还是痛哭，我们也没有打扰她，就让她一个人尽情发泄。

五六分钟后，阿莫渐渐控制住了情绪，她开口了：“我讲不了太多汉语，希望能有个人翻译，顺便在我身边陪陪我。”

“你想找谁做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