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泉》
记忆里的何家桥，村里有一口老井，应该在我出生之前就存在了，它是村子里的生命源泉，也是村史的见证者。
从我见到这口井始，井口一直是露天的，无盖子；四周地面是青砖平铺，为防滑。井口上还长期搁着一根长长的竹竿，根处绑有树杈勾，是专勾水桶把柄或者勾把上的绳圈之用。它是服务全村的提水工具，属于共有财产，大家都爱护有加，从没丢失过。当年小学语文课本里学到一篇《吃水不忘挖井人》，会很自然地联想到村子里的老井，甚有感触。
井水常年冰凉，尤其到了酷暑，外面夏日炎炎，里面犹如冰箱。小伙伴们于是就发明了做冰水饮料，把玻璃瓶子里灌满温开水，加上简单的配料，然后系上长绳将其沉入井水底，只要半天工夫再提上来就是一瓶冰凉爽口的饮料了。成本虽低，但如此操作主要还是借物资匮乏的年代里在同伴面前显示一下满满的得意罢了，事实上这个方法远在古代皇宫里早就使用了，并不稀奇。
吃水，就要提到井水的储存，大水缸就是每家每户必备的大容器。因为对农家来说大水缸相对贵重，所以用久了即使有些破损也会尽量请专人修补，不会轻易淘汰掉。每家的水缸一般都放置在灶头边上，方便于舀水烧饭。而紧靠着的必然是几个挑水的水桶，以及把上系有绳圈的小水桶。从我家走到老井的直线距离约六七十米，也就是经过隔壁孙家宅地的另一侧的公共区域这个位置。打满一缸水，成人挑水大概需要来回跑个十来趟，一家人差不多可以吃上一个星期左右。如果大人们忙于农活来不及挑水满缸时家里的小孩子会提上小桶打点水来应付，也就蜻蜓点水，所以大人挑水还是常态现象。
井水主要是供烧饭、喝水之用，洗漱之类还得依靠河水来解决，比如淘米一般是提着淘米篮子到水桥上进行。家边上的那条河是活水，流动的，还算清澈。河水除了淘米，还有就是洗衣服、洗菜、浇水……。
江南灶头样子，都大同小异，它在家里占据了重要位置，因为全家老小的一日三餐都要围绕着它转。灶头上面一般是两个大锅加上一个小锅和一个汤罐。汤罐是烧开水的，因距离紧贴两口大锅间且紧靠烧火口位置，所以烧火时最快把水烧开。烧饭的同时也能温到小锅，小锅里的水一般在饭后可洗碗、洗锅之用。由于农村生活艰苦，很少吃大米饭，除非遇到什么好日子，一般都是大米参合着麦片吃，看上去麦片放得不多但很容易涨出来。当时习惯一天的早和晚饭是稀饭，只有中午饭才是重点，有炒菜和干饭，这可能是世代传承下来的风俗。
农村离不开河、井、水缸、灶头，“三点一线”式的生活，世世代代就没有多少改变，或许这种慢下来的生活才会带有一点诗意。真诚、朴实的简单生活，回想起来还似乎能浮现一丝美感。如今，时过境迁，人人利字当头，压力山大，每当去思考生命的意义所在，却无法找到一个正解的答案，唯有那些刻骨铭心的生活体验才会更有深刻的人生感悟和启迪。
《老牌》
这个人的称呼不知从何而来，姑且不论他名字的正确写法，就权作当地的口音罢了。反正村里的大人们都是这样叫的，也不知道算“敬”还是“不敬”，当然我们做小孩子的是肯定不敢这样叫唤的，不然一定会招来训斥，自讨没趣。
老牌，姓孙，名林泉，人瘦瘦黑黑的，五十开外样子，由于长年劳力，感觉非常有“精气神”，但缺点是喜欢捉弄小孩子，过分的时候还扒小孩裤子取乐，弄得人家非常怕他，常绕道而走。偶尔碰到他与老伴在一起，我便会大胆地向老婆婆告状，老牌往往在这样的场合被一顿敷衍的数落而表现出难得的假装温柔。老牌大概是辛亥革命初始生人，历经了完整的民国时期，在当地应该算得上村史的资深亲历者。他虽然在我们孩子心目中不属于“好人”那种，但至少有过互动，不像他的老母亲深居简出，很是神秘的样子，心底里一定很有故事。印象中老牌家门框两边红笔写着“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对联，这也是火红年代留下的痕迹，我曾出于好奇地向他讨教在毛主席之前谁是领袖，其脱口而出“斯大林”，这还真让我“信以为真”了一段时间。
在一个寒冷的冬天，老牌戴着罗宋帽和往常一样经过我家门前，因为我家处在村口必经之地，但他这次竟然是来我家串门了。我那时正在自学素描写生，临摹过刘文西、黄胄等的素描和速写，见着机会赶紧从里面找出16开大的画板并夹上白纸，准备就地写生。当时可能出于畏惧不敢直视而选择了他侧面位置来进行，我最多用了十来分钟时间匆匆画毕，他看了肖像也觉得满意，说很像。事后觉得他的特征很入画就又上了色，自觉有点小得意，所以画作一直保存至今。
我自从去城里借读初中后就很少回家，也基本上没怎么见过老牌，再后来得知了他因骑自行车在外面遇车祸而去世了，时年龄也就六七十左右吧，很是惋惜。我对他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在他老母亲刚去世后按当地习俗爬到房顶坐在屋檐之上叫喊着什么，他哥哥林根则在下面应声着，我们也看不明白，现在想来可能是他们作为最后送一程老母亲在天之灵的仪式吧。
老牌哥哥林根，与老牌家共住一排瓦房的东侧，身体一直很硬朗的他在八十来岁时还常在田间脸朝大地背朝天地劳作，其老伴也是个寿星，后来一头栽倒在自家的耕地里，算是辛勤劳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说起她也是个不幸的人，年轻时遭遇过侵华日军的凌辱，这也是其一生的痛。
回过头来再说说老牌及家人后来的命运，他是千百年来普通农民“悲欣”的一个缩影。老牌性格开朗，生活中吃苦耐劳，但表面的乐观往往是假象，实际上挫折不断，命运多舜。老牌16岁成婚，那个年代并不稀奇，以后育有三子三女。长子阿贵，当过海军，后做海员，收入不菲，每年出海回来都会带些先进的洋货，电视机、录音机、衣物都是让人羡慕的。我偶尔见他展现的一本大画册是浮世画，里面的美人、和服、阳伞画得特别精致、漂亮，这也一定是他出海日本时带回的。他每次休假时间很长，但在家休闲期间很少下地干农活，毕竟他已不是农民身份了。阿贵妻子是远乡人，口音偏嘉定这块，吴侬软语很重，她给人感觉口直心快，爱打扮，那种既嗲劲又泼辣的性格与这里朴实的农民有点格格不入。偶与邻里吵架，场面可以火爆老半天；为家庭琐事与婆家吵闹更是家常便饭，甚至还要动武，弄得家里鸡犬不宁，后来年纪轻轻就染病去逝了。阿贵因为妻子早逝而生活跌到谷底，好不容易把两个儿子拉扯长大，大儿子也成家立业，却想不到与亲家矛盾激化至最后选择自我了断。阿贵大儿子海飞，我是看他长大的，因为阿贵妻侄子寒暑假长期来照看他年幼的儿子。他妻侄子与我同岁，所以我们很快变成了好伙伴。他文质彬彬，写得一手好字，应该下过一番功夫，最初见识到是在海飞的木制童车上写满的毛笔字，以后也见过其暑假作业本，是属于读书比较好的那种。我也比较顽皮，看他一付文弱的样子就产生了“恃强凌弱”的冲动，毅然向其发起摔跤挑战，然出乎意料的是，几番较量都是他赢，虽口有不服但内心还是佩服他的“文武兼修”。阿贵小儿子我不太熟，我参加工作后到西马桥小学兼课时在班里见过，留下了调皮捣蛋且功课不好的印象。老牌二子阿东，常因见不得嫂子与其母亲的吵架而奋起反击，成家立业不久因肝病早逝。阿东其实是个很乐观的人，只大我五六岁的样子，上过初中，读的是乡里的农业中学，当时能读到初中在村里算得上是牛人，好歹是个有文化的人了。他与我小学四年级班主任语文老师是同学，这更是在我们面前抬高了他吹牛的实力。老牌三子名字记不起了，大我三岁左右，有时带我们玩，不幸在八九岁时就溺水身亡，那时看到老牌用长毛竹在我家边上的河里打捞很久，后一段时间里也经常看到他老伴在河边哭泣，非常可怜。老牌长女“大块头”因阿贵儿时用刀误伤了吴家同伴阿炳致其一眼伤残而遵从家长之命以身相许，这是民间解决纠纷的一种契约，后来阿炳做过村长，大块头也做过民兵干事，他们都勤劳吃苦，走到一起还算幸福美满。二女“阿黄”传说生活上开放些，后因婚姻不顺而自寻短见。三女龙娟好像读过初中，长大远嫁后不知音信。老牌老伴是有点来历，懂点土法中医什么的，村里有些小毛小病的都会找她帮忙，我的一颗乳牙就是她拔的，但严格来说是被她按下的。晚年她经历了太多的白发人送黑发人，最后在长年生病之后选择自我了断。
老牌家多有不幸结局，有人说他家的地基下面原是战壕，有死鬼作怪，这个无法说清的命运就任由人家去猜测了。
《陈根和他的朋友》
陈根，当年村里的活跃分子，公认的脑子活络又能编故事的小伙子，后来去当兵又吃不了苦，靠耍小聪明在部队里也不管用，最后只能半途而废，提前复员，享受不到任何福利。他性格上有些随母，其母红宝也好高调圆滑，与村民们矛盾多；而其父倒是个本分人，常年在外做木工，名叫金秋。
北陈宅、南陈宅、与何家桥的陈家有渊源。陈根与北陈的陈培荣算得上是一对活宝，秉性相似。培荣人称“嘎”培荣，“嘎”在当地方言是能吹的意思，同沪语“老嘎”。培荣不仅胡吹乱侃而且还是带有点表演天赋的小少年，能把《渡江侦察记》电影片段表演得活灵活现，深得红宝的欣赏，常被邀到家里来“说戏”，我们小伙伴也饱个耳福。因为他爸还参加过抗美援朝，上过战场负过伤，获得过勋章，所以在村里面抬得起头，有吹牛资本。实际上那时抗美援朝已进入到后期，北陈宅就报名去了两个，另一个是分在后勤部负责烧饭的阿秋根，是小个子，绰号“矮脚兵”。那次战场上正是他背着饭锅碰巧发现了受伤躺在河边的这位村友，就及时地把他背回驻地。战后两人光荣复员，享受工作待遇，他俩自然也从村友变成了难兄难弟。
陈根有次为了借我家自行车去罗店镇那个在我村插队落户的好朋友家吃饭，就顺便把我带上。小镇毕竟不同于农村，看上去有点城市的感觉。记得我俩拥族在他家那狭小的私房里，相比我们农家的宽敞，这四口之家如同屈居于“鸽笼房”。中饭时，我们六人围挤着一个小方桌，我人小说不上话，感觉有点尴尬，但他们的谈笑敷衍还算自然。
饭后他带我俩去镇上看《上甘岭》电影，因去晚了没有看到片头，但战争片是我最喜欢的，有股英雄情结，所以这部电影看得我心潮澎湃，余音缭绕。感觉这次的电影招待可能才是重点，记得我们三个人站在侧门边上边吃着棒冰边看，这显然是发生在夏天里的记忆。
我事后才知道这个插队落户小伙子也喜欢画画，还有报考美术学院的志向，当年1977年的恢复高考对农村许多有志青年确实很有触动，他们为改变命运而蠢蠢欲动着。有人说他在村仓库里的墙面上留有红砖画的画，我还特意去观摩了一下，那流畅的线条画出的几个头像确实不一般。
他后来也得知我是个小画迷，后悔那天错失了交流，但好像又不服我在外面的美誉度，放出话来要比个高下。如今，多少年过去了，也不知道他后来有没有如愿以偿地走上这条道路。时光一去不返，乡间的路，乡间的地，乡间的人，乡间的情，一刻也不敢忘怀。
《一叠画报》
读小学四年级时，我尝试临摹了美术课本上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白描，并自己设计上了色，不想效果还真有点惊艳，于是便迫不及待地贴上了墙。当我从河边水桥上洗完毛笔、调色盒进屋时见父亲正在画前凝视，对画作称赞有加。
父亲返复旦时便兴高采烈地拿上这幅画去让懂画的同事们提提意见，也正巧撞上了有个同事夫人是上海美专的语文老师，熟悉绘画，也能画几笔，由此请她指点一二。她也好奇一个农村顽童竟如此执着绘画，在美言几句后即关照父亲规定我每隔一段时间送去几幅得意习作好帮点评，并约定画作留存她那里，代为保管。她为我布置了临摹浙江版《工农兵画报》里素描鲍狄埃肖像作业，顺便赠送了一叠近两年出版的几十本《工农兵画报》，另附两支绘画铅笔，其中一枝是速写笔，扁扁的，没见过，后来见到木匠也用此划线。父亲带回的这些“战利品”对我很是鼓舞，自信心也由此倍增。
此后，我基本上按照“契约”每隔一段时间会叫父亲带去“代表作”给到老师，同时也带回评价意见，有利画艺提高。
实际上，当初我选择画画母亲并不支持，原因很多，主要是看不到未来，我老在家沉迷于临摹、写生属于不务正业，直到用临摹的大画作《太平军痛打洋枪队》从同学那里换得一套《梁山伯与祝英台》书签后，画了许多张大尺寸的《十八相送》《楼台会》《化蝶》等脍炙人口的片段，恰好让喜欢看戏的母亲由衷的喜欢，觉得这些图画非常给力，直撞内心深处，从此她再也不反对我画画这件事了。
而这套《工农兵画报》始终是我学画的典范，对其如痴如醉，我几乎把画报所有的封面、封底的大作品和内页里的精彩黑白图片都临摹了一遍，比如《又是一个丰收年》《在风浪里成长》《扬帆出击》等等。
由于画稿在家经常遗失，我把五六百件画稿都存放在大纸箱里，还特意在盒子上面用毛笔工整地写上“谁也不许动”几个大字来警示不速之客。但这个做法显然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反而更让人关注到此，引来“神秘之手”。
后来由于我离开村里去上海借读，时间久了再回来时一切都变了，大多画稿遗失，连墙上张贴的满满几墙大小画作几乎都被剥去，深感无奈。最后竟然连一叠《工农兵画报》也寻找不到了。只有留在墙上那些铅笔涂鸦的头像和灶头上毛笔画的动画片《大闹天宫》里孙悟空造型没有消失。
前几年，网上看到这些旧书有卖，勾起了我儿的回忆。出于怀旧心切，先后陆陆续续地买到了一些，虽没有全部，但印象深刻的几本基本上收入囊中，已很满足。每次重新翻阅，里面的各种作品、连环画等图片，仍记忆犹新，仿佛又回到了过去。可叹光阴似箭，不堪回首。
最后弱弱的说一句，保管在美专老师那里的画稿后来不知所踪，虽然我们彼此间有过几次接触，但是人家不说起我也不便提及，呵呵，世上的事本来就不必太较真的。
《思过》
记得我在学龄前就开始学着认字、写字了，应该是父母空闲时间启蒙的，当然也有高年级伙伴辅导的功劳。
因为有了些识字、写字基础，所以当正式进入到小学一年级读书时，书写已经不受控制，开始带点“龙飞凤舞”，不再那样老老实实地“一笔一画”写了， 但不曾想开篇的语文作业课写“毛主席万岁”时就不知觉地惹了祸。由于笔迹潦草而提升到政治上的很多想像，被班主任兼语文老师叫到办公室罚站，指责有“反动”倾向，作深刻反思。同时也遭到了其他任课老师们的白眼，还有同学们在窗外的围观。此时我也可能意识到了自己所犯下的错误，只有低头认罪。
我平时是没有什么机会来办公室的，对办公室环境还感到陌生，这时就借着机会偷偷地观察了四周，对墙上贴着的一排马、恩、列、斯、毛肖像瞄了几眼，心里暗自疑问为什么这组肖像画里只唯有一个是穿军装的，显得很特别。同时也发现我站在门口边墙上还挂着的一张月份牌令人羡慕，图片上的像正是我刚看过电影《奇袭白虎团》里严排长的剧照，威武又亲切，特别是那把漂亮小手枪，令人神往。
另外也看到边上挂着的鸡毛掸子，一开始还认不清是何物，后来在《女理发师》电影里见到了其用途。因为普通家里没有，算是一件商品，所以在办公室里算得上是件高档用品了。办公桌有六张是拼在一起的，任课老师围着工作，这里虽是农村民办三年级制小学，但看上去条件已十分不错了。
罚站结束之后再罚抄写，写多少遍已经忘记了，但至少通过这个教训会端端正正地去写字。还好这件事经过罚站、罚抄就算过去了，毕竟刚满七岁的儿童，意识形态上还不成熟，还不至于上纲上线到被彻底打倒的地步。
事后，我对办公室里的那张英姿飒爽的严排长剧照一直耿耿于怀。巧的是，我后来竟然捡到了一张巴掌大的“严排长”剧照年历片，与办公室那张月份牌上的一模一样，很是激动。虽然这个只是一张小小的图片，但作为我的心爱之物硬是保存了很长时间，久久不舍丢去。
《西马桥记忆》
今天在窦世魁书法展上又邂逅了连环画家罗希贤老师，使我再次回想起了连环画《难忘的战斗》（下册）这本脑海里难以磨灭的经典作品。晚宴正好与罗老师一起落座，自然聊到了他那本代表作封面，封面画是浙派人物画代表方增先的作品，是选取连环画内页图而改制成的国画，画面扣人心弦，精彩绝伦，让读者看了难以忘怀，以致于我们几乎忽略了该书上册的存在。
时光回到1977年间，我那时寄住在家老家，当时全称是宝山县葑溪公社五星大队何家桥生产队，也就是后来的葑塘乡五星村何家桥四号。那年我才十岁，刚结束我们这片区几个生产队所属的三年制民办小学，升学到了远一点的五星大队建制里的西马桥小学继续深造，是四年级乙班，班级人员基本上还是原来民办学校升上来的同学，但甲班同学是来自另一片区域的几个生产队。两个班级彼此并不熟，甲班是占本区域的主场位置，而我们乙班是“客家”。班主任是很年轻的语文代课老师，原钱家宅村民，叫钱卫民，可能有读过初中的资历而有机会被聘请担任老师。因为钱老师是临时的，前途未卜，所以他为了这个机会还是蛮拼的，对我们的学习、纪律要求明显比隔壁班的要严苛许多，一面流动红旗基本上都是挂在我们班上，要是测分低了被甲班拿走则我们全班会遭到钱老师最为恐怖的“报复”。当年农村里的代课老师、赤脚医生都是很普遍的存在，并不稀奇。
有一次休息日我和高年级邻居伙伴陈建龙结伴而行去了趟黄家寺小卖部，这个店是国营的，比隔壁孟家宅那家私人小店大很多，里面除了常用的油盐酱醋和一些食品外还备有其他各类生活用品，边上还有个卖肉专柜，但每天只有一清早才有，供不应求。尽管这么个十几平方的小店，但却在一圈玻璃柜台的一个边上还是摆放了几本连环画新书，也就三四本的空间。邻居是个读小人书爱好者，把攒到的零钱都偷偷地用在了连环画上，日积月累，竟然也收藏了一箱子，但他不轻易示人，生怕被父母知道挨骂。这时柜台里的一本新书连环画《难忘的战斗》下册很快地吸引到了我们，邻居伙伴偷偷把钱塞给我代买，因为此时他父亲正巧在这里做营业员，于是以我的名义来解决问题。很巧，碰到班里的一个同学这时进来也看中了这本书，并果断出手。到了第二天，就早早看地到那个同学已把这本连环画给几个要好的同学分享，他们正围在那里边翻阅边显露出些兴奋的表情，见我过去还有意挡开不让介入，好在书的主人很是仗义，说我也买过一本，这些同学才大方地让出一角让我随意，不再显得神秘兮兮。后来这本《难忘的战斗》连环画书在邻居阅读完之后就让我来保管，可能生怕他父亲看到而露馅。
改革开放以后恢复高考，一考定终身而改变了千千万万年轻人的命运，我也是其中一份子，以后又有机会调去了该出版社工作。此时罗老师尚未退休，在外面主持大可堂的连环画重版工作，社里的厨窗公示栏里还张贴着资料室未还书职工名单里就有其大名。后来由于工作关系多次去过大可堂拜见过罗老师，也得到了他的一些支持和帮助，所以一直铭记于心。
时代发展迅猛，如今“名利”观已成全民“信仰”，好在自己也快退休，该把毛笔高高挂起了，然年近八旬的罗老师闻言却语出惊人，说退休只是事业的刚开始，可见，他们那代画家永不言退的精神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希望这种健康的人生态度代代相传。
（作者：老冸，原名潘志明、潘之。现上海市高等教育学会文艺专委会学术委员兼《老冸拾趣》主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