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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一生充满着反抗,不但反对人压迫人,也反对女人压迫男人和男人压迫女人。”

她的一生经历过大起大落,也享受过平淡安详,她既单纯又复杂,是被上帝和魔鬼同时亲吻过的人,她叫艾格尼斯·史沫莱特。

成长之路,荆棘无数

史沫莱特在来到中国,成为闻名世界的女作家和革命家之前,只是一个出生在美国密苏里州贫困户里的普通的瘦弱女婴。

处于社会底层,人口多而年幼的史沫莱特一家,只有父亲在矿场工作以作为家庭的主要开支,母亲则是给有钱人当帮佣挣点琐碎的补贴,姑母一个女人在黑暗社会的压迫下堕落到了红灯区。

并且父亲脾气暴躁还酗酒,母亲性格懦弱根本不敢反抗,从小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史沫莱特,在成长的过程中坚定了要改变现状的决心。

家庭的贫困并没有阻碍她求知的渴望,她漂泊在外,半工半读,以惊人的毅力坚持了下来,顺利从师范毕业。

在她有了知识和能力后,她便坚定的为争取女权自由而斗争,为争取底层人民的权益而奔走呐喊。但在当时的资产阶级为主的保守社会,史沫莱特的行为无疑是在所有资本家的脸上狠狠地扇了一巴掌。她因此被抓进了监狱,关了长达半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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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沫莱特出狱后,毅然决定赶往欧洲,那个经历过一战之后惨淡黑暗的世界。

在柏林她经历了一段温馨却又割裂的生活,她陪同印度革命者一起见证着历史的推进和演变,却也要承受着属于人类情感的欺骗和社会道德的抨击。

她最终决定离开这座伤心的城市,以《法兰克福报》记者的身份,经历漫长的旅途,来到了这座历经了无数战争洗礼的满目疮痍的城市——上海。

大地的女儿,为人民而战

踏入这片土地,入目的场景让她想起了小时候的事情,黑暗而压抑的社会,绝望而灰暗的眼神,她知道,这里需要她!

史沫莱特在上海的七年间,与中共地下党人宋庆龄、鲁迅等人相识相熟,还曾多次为鲁迅利用自己的人脉请来了美国著名的医生给他医治肺病,并为鲁迅的病情而心痛流泪。

此时,现任粤赣边区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周建屏,再一次围剿战中身负重伤不得不退出前线赶往上海治疗。而史沫莱特对于朱毛红军的崇拜和向往也是由此次的相遇而开始的。

由于周建屏身份特殊,国民党探子在四处追捕他,因此周建屏在上海时一直都是在史沫莱特家中养病的。在养病期间,周建屏就时常给史沫莱特讲朱毛红军的抗战经历。

周建屏所讲述的话语转成了一幕幕的影像似是电影般在史沫莱特脑海中回旋,让她对这个从未见过的组织有一种急切的探寻感和深切的归属感。

1936年,由于日军的不断侵略,国共协商统一战线,一致对日,史称“西安事变”。而亲身目睹了这一震惊中外变革运动的史沫莱特,却在未经许可下擅自透露了国共谈判的条件,遭到了共产党内部的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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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史沫莱特离开了西安,抵达了革命根据地延安,这个她一直向往的地方,她知道这里一定有很多值得记录的故事。

一生铭记的国际友情

史沫莱特第一次见到朱德,完全没认出来这是指挥一方的军部司令,实在也不能怪她没认出来,因为朱德的形象和她之前听说的差别实在太大了。

朱德一身不新不旧的蓝色棉衣,颧骨突出,额宽脸黑,笑得一脸褶子,完全一副农村老大爷的形象,和她想象中的脾气暴躁的八尺大汉相差颇大。

然而这并没有打消她的热情,反而觉得这样的朱德司令更能体现农民阶层的最本质的特点。因此她便开始“死缠烂打”,并对朱德说:“希望你能把一生的经历都讲给我听。”终于磨的朱德答应让她给他做一篇单独而深刻的采访。

为此他们还有个“君子之约”,每周有三天晚上,史沫莱特便会带上笔纸去朱德的窑洞做采访。

但人生没有事事如意的生活,就在采访做了一半时,史沫莱特突发意外从马背上摔了下来,伤了背部,采访因此被迫中止。

但内心如一团火般的史沫莱特不甘心就此罢休,她不听别人的劝阻,毅然收拾行装,带上了打字机、照相机就轻装出发,赶往因为卢沟桥事变而奋战在山西前线的朱德身边。

史沫莱特到达山西时,朱德正在理发,像一个朴实的老大爷一般,和理发师唠着家常。直到被史沫莱特的一声激动的“朱总司令”惊到的两人齐齐回头,朱德是被史沫莱特的突然到来吓到了,理发师是被那声“司令”吓到了。

对于史沫莱特这顽强不屈,绝不轻言放弃的性子,朱德是既欣赏又无奈,只能再次答应让她接着做专访。而这一次,中间没外出过什么大意外,历经了九个月,在史沫莱特随军前行的路上,完成了这项艰巨而伟大的采访。

带着不舍回国,怀着遗憾逝去

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内外的形势也越大严峻,日军更是大肆逼近山西,朱德在经过深熟的思考后,要求史沫莱特立即撤离山西,可以到汉口继续革命工作,在前线太危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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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执拗的史沫莱特完全不听,还坚定的说:“你们到哪儿,我就去哪儿。”并表示“离开了你们,我就等于脱离了精神支柱,那样的我等于在精神上已经死亡了。”

但最终,朱德还是把她说服了。1938年1月,史沫莱特努力睁开哭红的双眼回望着身后这片寄载了她所有热血情怀和温馨回忆的国土,带着浓浓的不舍和希冀,踏上了回国的路,她一直认为她还会再次回到中国。

回到美国后,史沫莱特仍旧奔走在各个阶层,以演讲的方式宣扬着共产主义精神,把中国抗战的故事讲给全世界的人听。

但世事总是难料,1949年,史沫莱特被指控为苏联间谍,被迫流亡英国。然而本就疾病深重的身子,在异国他乡,没人照料的环境下,病得越发严重。

她在临终之时写了一封信,要求把她名下全部的稿费都留给中国的朱德总司令。并表示希望能把她的骨灰带回中国。

她说:“我的心灵唯有在中国才能寻到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