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宋子文
在3月15日，台湾的立法机构原本排定了一场总质询，这场质询按计划进行，但是意外地，本应出席对官员进行质询的民意代表们竟然无一人到场。结果，立法机构的负责人韩国瑜只能一一点名，最终确认这些民意代表通通没有出席，于是宣布结束当天的议程。这突如其来的情况让台上待询的官员们，包括“阁揆”陈建仁在内，都感到非常错愕。而那些迟到未到的民意代表，在韩国瑜宣布会议结束之后，有几人才匆匆赶到立法机构的会场，他们当场向韩国瑜表达了不满。但韩国瑜作为负责人，仍然使用了他的权利，坚持宣布这次事件就此结束。
这是台湾单一政治史上的头一遭，但同时也暴露了立法机构过去的某些情况。这些民意代表，即便是已经排定了质询时间，也不一定会事先到达议场等待开始。此次事件的起因，排在这场质询第一位的民进党即陈亭妃民意代表，她临时决定改用书面方式进行质询，而没有到现场口头质询。因此，原本分配给她的时间就未被使用。根据议事规则，本应由下一位排定的民意代表上台发言。然而，场外却是空无一人。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在一一唱名验证无人到场后，最终按照规定宣布了质询的结束。这一情况反映出了立法机构内部可能存在的组织和纪律问题，所有排定质询的民意代表竟通通不在现场，这样的情况在以往是难以想象的。
既然民意代表还未到齐，立法机构负责人完全可以宣布休息一段时间。这在立法机构负责人的自由裁量权之内，他可以决定是否宣布休息。但韩国瑜可能是想通过这次事件给那些应该提早到场等待的民意代表们一个警示，特别是民进党籍的代表更为多数，当然也包括一两名国民党籍的代表。这一情况不仅凸显了不分党派的现象，许多民意代表通常只有在自己要质询的时候才会到议场来，如果没有轮到自己，就不会出现。他们可能会说自己在研究室或办公室等待，只有到了自己的时间才会出现。这其实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因为其他人发言时听听也未尝不可。
不幸的是，这一次所有人都不在场，导致前面的质询提早结束，而后续被叫到名的代表因赶来不及而错过了时间。于是有人质疑，为什么韩国瑜作为负责人不选择提供一些方便，根据议事规则，本可以有更灵活的处理方式。这一串联事件反映出立法机构在纪律和组织方面的一些深层次问题，需要引起关注。
他的确可以选择不给那些迟到未到的民意代表方便，因为现在这一事件已经引起了较大的争议，继续追究下去，那些未能按时出现的民意代表并不会显得有任何正当性。我们可以观察，这个争议还将继续发酵一两天，到底谁对谁错将更加明显。民意代表来到立法机构开会是其基本职责，他们领着纳税人的薪水，应当在轮到自己的时候出现，而不是其他时间不知所踪。当然，他们有自己的行程安排，但如果总质询很重要的话，而事实上，总质询对于审查行政机构、对政府“内阁”的最重要的质询和提醒机会，是非常重要的。立法机构的民意代表应该为所有选民把关，而不仅仅是来“作秀”。
韩国瑜这样做确实将此问题凸显出来，也引起了许多支持民进党的媒体和网军的错愕和谩骂。如果民进党继续这样下去，只会让情况变得更加尴尬。这也表明，过去民意代表怠忽职守的行为已经被视为常态，但选民们期望的显然不是这样。这起事件揭露了立法机构某些成员在履行职责方面存在的问题，引发了公众对政治责任和职业道德的深思。
因为一些民意代表的迟到晚到，立法机构负责人不得不先宣布休会，导致官员们被晾在那边等待。这显然不是应有的情形。民意代表应该早一点到达，做好准备。民进党的民意代表们对此也有自己的说法，比如陈亭妃民意代表选择临时改用书面质询，而其他民意代表则声称他们已经在赶往议场的路上，但这些都不是借口，民意代表本应提前到场。不可能每个人都这么巧合地没有提早到，导致出现了这种没有任何讨论的情况。
韩国瑜虽然提出了批评，但并没有完全将问题关闭，他也表示愿意后续召集三党党团协商，探讨未能在3月15日进行质询的时间如何进行补救。这将是看待如何进一步解决问题的关键。所有民意代表应该意识到，按时出席、提前准备、甚至聆听他人的质询，是他们职责的一部分。过去的便利造成了一种松懈的态度，但现在韩国瑜的举动无疑是在提醒所有人应当事事谨慎，而不是通过找寻似是而非的理由来争论。这种行为只会让选民对这些怠忽职守的民意代表更加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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