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的中央工作会议，因规模庞大而被称为“七千人大会”。这次会议在历史上留下深刻印记，对大跃进运动期间的失误进行总结和自我批评，提出改善经济状况的措施，极大地鼓舞了信心。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在会上发表了一场重要的演讲，其中提到了一位开国元勋的名字，引起了与众不同的反响。
刘少奇同志在讲话时并未准备稿子，但也并非临时起意，他郑重地表示：“彭德怀同志在1959年提出的对工农业建设的意见，现在看来有不少都是对的。”刘少奇同志身为国家主席，以敢言著称。加上当时“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要求，他对彭德怀的这些评价虽然出人意料，却并未越过界限。
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曾写了一封谏言信，被当作“意见书”公开印发。信中涉及大跃进运动和工农业指标等问题，体现了彭老总的忧虑之情。尽管会议后对彭总进行了批判，但直言进谏、维护彭德怀的人却寥寥无几。直到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刘少奇同志的发言中，彭老总仍未得到平反。
刘少奇同志的讲话有充分的依据，他通过举例支持自己的观点。他指出，三年前彭总提出的建议，如“办公社的条件不够成熟，可以晚几年再办”，现在看来并没有错。大会上，许多与会者都有军队背景，对彭总怀有特殊感情。听到刘少奇同志的言辞后，底下有人默默鼓掌，也有人低声叹气。许多同志对彭总的遭遇感到惋惜。
刘少奇同志和彭德怀老总都是共和国的元勋。在红军时期，两人有过深厚的渊源：彭德怀是中央红军主力红三军团的创始人，而刘少奇同志在长征途中曾担任过三军团政治部主任，与彭总直接共事。尽管两位元勋性格刚直，曾有过一些意见分歧，但在私交上并不算是非常亲密的朋友。
刘少奇同志的儿子刘源后来成为解放军上将，在军中有着显赫的业绩。他回忆起小时候的经历时说，父亲和彭老总都相互敬重，都是心胸磊落的人。1962年初，刘少奇同志敢于在彭德怀还未平反的情况下，主动提出一些敏感的观点，表现出两人为了国家建设事业不存私心的品质，令人敬佩。
1965年，彭德怀曾短暂重新出山，到西南三线工作。然而，由于总体形势的复杂变化，他在1966年再次陷入困境，被带回北京接受更严厉的批判。真正的平反要等到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同志坚持为彭德怀恢复名誉。这个过程与1962年刘少奇同志的观点有相似之处：我曾批判过彭总，但那是在大背景下的错误，现在看来老总是对的，而我们是错的。这表现出真正革命家的宽广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