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年反击战的战前论证阶段，开国大将粟裕，在军事层面曾经持有保留意见。国内外形势变化，惩戒越南当局是必要的，粟裕跟中央的意见一致；但老将军态度谨慎，指出开战有风险。粟裕并非担心打不赢越军，而是对北方强邻苏联保持着高度戒备。那几年越南敢如此嚣张、频频在边境寻衅，和苏联的军事支持及挑唆有直接关系，若反击战真打成了“南北两线作战”，那我军就非常不利了。
当时跟粟裕看法相似的，还有徐向前、叶剑英二位元帅，他们无不是经验丰富的军队元勋人物。但在综合权衡下，1979年2月反击作战最终打响，毕竟所有的战争，或多或少都带有军事博弈的成分，不会因为战前没有百分之百的取胜把握，就做出妥协的决策。为了防止苏联趁机出兵，军委在陈云等领导人的提议下，提出了“惩戒性战争”的概念，指出这场反击战要速战速决，达到目的便及时撤兵。我国决定开战后，粟裕无条件支持中央，并且和老帅徐向前一起，在北京总部参谋、把控战事的整体推进情况。粟裕此时年龄较大，已经不太适合直接去前线带兵，但他的经验和智谋，一样能够在后方起到重要作用。
所谓“惩戒性战争”，理念很正确，但难免有同志把握不准，出现了瞻前顾后的情况。我军分东西两线推进之际，一度有人提出“尽快收兵”，不要推进过深以免苏联插手。他们的提议看似有道理，毕竟中央军委决定出兵时，定的调子也是有限的“惩戒性战争”：震慑越南当局即达到战争目的，并非要占领其首都河内或大片国土。那惩戒性战争究竟要打到什么程度？有人心里犯嘀咕，非常忌惮北方的苏联威胁，以至于时时想着撤军。此时对越作战刚开始没有几天，若我方草草撤军，根本达不成军委的目的。“惩戒”便成了空话，甚至可能让越南当局更加放肆，以为我国只是做做样子。
在关键时刻，粟裕大将及时止住了这种论调，他对大家讲：既然开战了，就必须要打到谅山。这个时候撤回来，不光损伤部队士气，也失去了反击战的意义！他知道有些同志是担心苏联从北方出兵，跟越军形成南北夹攻之势，后果不堪设想。粟裕进一步分析道：苏联的机械化部队规模庞大，他们要向南推进，需要提前两周动员和集结；但从苏联的准备及活动情况看，事到如今已经很难完成了！我们完全可以打下战略要地谅山，再有序撤军。
原来，深谙用兵之道的粟裕大将，一直都在密切关注着相关情报，包括北方边境的变化情况。粟裕的意思是，苏联若想动手、敢动手，则应早早开始动员工作，如今中苏边境毫无变化，可见苏联只是在怂恿和利用越南当局，而不愿直接插手这场战争。苏联当年虽是超级大国，东方却不是争霸的重点，投入巨大财力和兵力跟中国直接交锋，对苏联而言是得不偿失的。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粟裕就是以用兵大胆、神鬼莫测著称，打出的名局无数。到了晚年，他的军事韬略已入化境，综合分析后他准确推断：苏联短时间内不会直接出兵参与战事，我军可以打得更从容、果敢一些。
而一旦解放军打下越南北部重地谅山，越军从此无险可守，从地理和士气因素来看，双方胜负已分。关键时刻粟裕稳定军心，对于战争进程起到了有利的推动作用。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我军历时一个月，确实是攻克谅山之后才结束反击战，并且有针对性地摧毁了越南北部工业设施、基本清除威胁。在这个过程中，越南当局多次向苏联“求助”，但苏方只是口头声援，根本没有采取实质动作，对于南方的“小弟”爱莫能助。
这样一来，反击战的目的圆满达成了。可话说回来，粟裕的前后态度，不矛盾吗？毕竟在战前，他对开战事宜可是相对“保守”的。其实一点也不矛盾，反而体现出老将军的带兵特点：注重战场实际和调查，不畏首畏尾。战前没有人能确保苏联是否干预，所以无论博弈还是谨慎，都有各自的道理；但战端一开，就需要粟裕这样的坚定态度和“大心脏”，保障战争胜利。